第6章 【安史之乱6】
此时的安禄山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些，因为他深知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注定坎坷异常。
唐朝前期，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依旧受到汉族重臣的节制。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称为“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蒿、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
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出任宰相的节度使大都是具有中央工作经验的空降干部。真正从基层提拔起来的节度使出任宰相的机会微乎其微。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出将入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
许多朝廷空降的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外行”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能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
由于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的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被严重堵塞了！
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变得豁然开朗。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制度严重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
没准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得到李隆基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
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议大胆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胡人将领更加骁勇善战。二是胡人将领大都出身卑微便于朝廷控制。
李林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些胡人将领出任宰相的几率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君主对于胡人本能的鄙视和排斥，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将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
李林甫提出的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的首肯。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一度在天宝年间突然销声匿迹了。
由于中央空降干部数量大幅萎缩。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帝国十大军区中。六个军区都由胡人将领担任司令员，而且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隶属于这六大军区。
正当安禄山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时。他的恩人和老领导张守珪却突然出事了！
张守珪对于稳定东北边陲的局势曾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帝国在与契丹和奚族的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可是接踵而至的军事胜利使得张守珪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变得日益骄狂。
很多将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整天想着如何从战争中捞取政治收益。战争不再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反而沦为将领们加官进爵的砝码。
开元二十六年刺史。
心情沮丧到极点的张守珪前往遥远而荒凉的括州赴任。到任不久，一代名将张守珪便郁郁而终。
镇守幽州七年之久的张守珪黯然离职后。李适之、王斛斯、裴宽走马灯似得出任幽州节度使。
羽翼渐丰的安禄山脱离义父张守珪的呵护仍旧可以自由翱翔。他随后创造了和平时期将帅升迁的神话，上演了一出令人羡慕不已的“安禄山升职记”
扶摇直上的政治新宠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从头再来的安禄山经过四年的努力升任平卢兵马使，再次步入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
为了更好的理解安禄山担任的这个新职务，必须要对镇和军的区别有些了解。
节度使的防区称之为“镇”。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镇管辖两类军事单位，一类是作战部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一类是守备单位如安东都护府，类似于今天警备区或者卫戍区。
此时的“平卢”还不是与幽州军区并列的大军区，而是幽州军区下辖十军中的平卢军。
军中设立兵马使。镇中也设兵马使。安禄山担任的这个平卢军兵马使是军中的兵马使，仅次于平卢军使和副使（不常设），类似于集团军参谋长。
如果混淆了镇与军的区别，就会将集团军参谋长与大军区参谋长弄混。
第二年三月初九，安禄山加授特进。
唐代的官制颇为复杂，分为职事官、文散官、武散官与勋官，此外还有世袭的爵位。
职事官是工作岗位，按照能力授予，例如国防部长、税政司长之类。
文散官是行政级别，例如正部长级、副部长级等。
武散官是军衔。例如上将、中将、少将等。文、武散官按照资历授予。
勋官类似于荣誉称号，按照功勋授予。
特进为正二品的文散官。虽然散官并没有实权却代表着品级。
出身卑微的安禄山从此步入正二品官员的行列，但安禄山却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四肢发达的人往往头脑简单。而安禄山四肢发达，头脑更发达。
安禄山知道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更要善于吆喝。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炒作的力量是无穷的。
安禄山要想让远在京城的李隆基知道自己必须有人在他面前为自己说好话。
御史中丞张利贞奉命视察河北道。安禄山绞尽脑汁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还不惜重金贿赂张利贞的随行人员。
张利贞回朝之后自然在李隆基面前对安禄山赞不绝口。
在李隆基的心中，安禄山定格为奋勇杀敌的英勇将军。
在开元年间最后一个年头，平卢军兵马使安禄山升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
尝到甜头的安禄山更加不遗余力地用金钱买通能够在李隆基身边说得上话的人。
正是在政局日渐昏暗的环境下，安禄山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制高点。
公元742正月。李隆基决定弃用已经使用了二十九年之久的“开元”年号，改用“天宝”这个年号。
史家总是习惯于将开元与盛世联系在一起。将天宝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天宝危机植根于开元末年的盛世之中。
志得意满的李隆基决定用变革来昭示新气象。
李隆基改天下的州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在这次改名风潮中。幽州改为范阳郡，幽州节度使自然更名为范阳节度使。营州改为柳城郡，营州刺史更名为柳城太守。
在隋代之前，州为郡的上级行政区划。隋文帝废除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隋文帝的儿子随炀帝杨广即位后又改州为郡。仅仅十二年后，隋帝国便灰飞烟灭。
唐朝仍旧沿用州县制。不知为什么，李隆基也别出心裁地改州为郡。也许只是巧合，繁盛的唐帝国在这次改制十四年后也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
就在这年，李隆基做了一个对安禄山仕途生涯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决定将原本隶属范阳节度使的平卢军（驻扎在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卢龙军（驻扎在北平郡，今河北卢龙县）、渝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等军事单位分拆出来另行设立平卢节度使。
安禄山如愿以偿地成为首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麾下军队数量达三万七千五百人。
刚刚不惑之年的安禄山便已跻身帝国十大军区的司令员之列。
李隆基在帝国北部边陲共设置八个节度使，从东向西依次是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和河西，此外，设立于西域地区的北庭和安西两镇大致以天山为分界线；在西南地区设置剑南节度使；南部边陲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
军区建制状况反映了唐帝国“北重南轻”的军事格局，因为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主要来自于北方。
安禄山怀着一丝忐忑与兴奋前往都城长安面见唐李隆基谢恩。这是他与李隆基的第一次会面。
会干事不如会来事，干得好不如皇帝印象好。深谙此道的安禄山将“一切唯上，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官场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
“去年七月，俺们营州那嘎达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无情地蚕食着禾苗。”
地方官员大都报喜不报忧，像安禄山主动诉说灾情的并不多。这其实只是安禄山“欲扬先抑”的政治手段。
李隆基目不转睛地望着安禄山，因为蝗灾始终是李隆基心中的一个隐忧。李隆基曾经身体力行地发动了一场全民爱国灭蝗运动。
安禄山继续煞有介事地说，眼见百姓颗粒无收，微臣焚香祭天祷告，如果微臣心术不正，忠贞不二，情愿肆虐的蝗虫啃噬臣的心；如果臣没有辜负上天，请求上天快快驱散蝗虫！
您猜怎么着！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蝗虫吃得精光。
这个荒诞的故事被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而李隆基却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此前不知有多少官员向他禀报过千奇百怪的祥瑞事件。
唐朝前期，即使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那样功勋卓著的胡人将领依旧受到汉族重臣的节制。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政绩突出的节度使往往会升任宰相，称为“出将入相”。张嘉贞、张说、萧蒿、杜暹等人都是通过节度使这个跳板当上宰相的。
尽管如此，能够有机会出任宰相的节度使大都是具有中央工作经验的空降干部。真正从基层提拔起来的节度使出任宰相的机会微乎其微。
“出将入相”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央官员前往条件艰苦的帝国边疆地区工作。这有效地解决了边疆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这些具有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回京任职后在政策制定和政务决策时会更加符合边疆的实际情况。官员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合理流动使得帝国更好地应对边疆日趋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一柄利害相间的双刃剑。“出将入相”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
许多朝廷空降的节度使原本是文官，既不懂边疆军事斗争形势，又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外行指挥外行”肯定会影响部队的战斗能力。很多中央官员到边疆任职不过是为了“镀镀金”，根本无心在边疆建功立业。
由于重要官职都被朝廷“空降”的官员把持着，广大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出身卑微的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被严重堵塞了！
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建议却使得胡人将领的升迁之路变得豁然开朗。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的李林甫觉得“出将入相”制度严重威胁着自己的政治地位。
没准哪一天某个才华卓著的节度使会得到李隆基的赏识而成为宰相，进而取代他的位置。
为了将潜在威胁消弭于无形，李林甫向李隆基建议大胆提拔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胡人将领更加骁勇善战。二是胡人将领大都出身卑微便于朝廷控制。
李林甫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些胡人将领出任宰相的几率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君主对于胡人本能的鄙视和排斥，另一方面因为胡人将领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不具备执政能力。
李林甫提出的这个政策得到李隆基的首肯。曾经盛行一时的“出将入相”一度在天宝年间突然销声匿迹了。
由于中央空降干部数量大幅萎缩。一大批胡人将领得以脱颖而出，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期。
以至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在帝国十大军区中。六个军区都由胡人将领担任司令员，而且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基本上都隶属于这六大军区。
正当安禄山憧憬着自己的美好未来时。他的恩人和老领导张守珪却突然出事了！
张守珪对于稳定东北边陲的局势曾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唐帝国在与契丹和奚族的军事斗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可是接踵而至的军事胜利使得张守珪手下的那些将领们变得日益骄狂。
很多将领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整天想着如何从战争中捞取政治收益。战争不再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反而沦为将领们加官进爵的砝码。
开元二十六年刺史。
心情沮丧到极点的张守珪前往遥远而荒凉的括州赴任。到任不久，一代名将张守珪便郁郁而终。
镇守幽州七年之久的张守珪黯然离职后。李适之、王斛斯、裴宽走马灯似得出任幽州节度使。
羽翼渐丰的安禄山脱离义父张守珪的呵护仍旧可以自由翱翔。他随后创造了和平时期将帅升迁的神话，上演了一出令人羡慕不已的“安禄山升职记”
扶摇直上的政治新宠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从头再来的安禄山经过四年的努力升任平卢兵马使，再次步入帝国高级将领的行列。
为了更好的理解安禄山担任的这个新职务，必须要对镇和军的区别有些了解。
节度使的防区称之为“镇”。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镇管辖两类军事单位，一类是作战部队，大的称为“军”，小的称为“守捉”。一类是守备单位如安东都护府，类似于今天警备区或者卫戍区。
此时的“平卢”还不是与幽州军区并列的大军区，而是幽州军区下辖十军中的平卢军。
军中设立兵马使。镇中也设兵马使。安禄山担任的这个平卢军兵马使是军中的兵马使，仅次于平卢军使和副使（不常设），类似于集团军参谋长。
如果混淆了镇与军的区别，就会将集团军参谋长与大军区参谋长弄混。
第二年三月初九，安禄山加授特进。
唐代的官制颇为复杂，分为职事官、文散官、武散官与勋官，此外还有世袭的爵位。
职事官是工作岗位，按照能力授予，例如国防部长、税政司长之类。
文散官是行政级别，例如正部长级、副部长级等。
武散官是军衔。例如上将、中将、少将等。文、武散官按照资历授予。
勋官类似于荣誉称号，按照功勋授予。
特进为正二品的文散官。虽然散官并没有实权却代表着品级。
出身卑微的安禄山从此步入正二品官员的行列，但安禄山却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四肢发达的人往往头脑简单。而安禄山四肢发达，头脑更发达。
安禄山知道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更要善于吆喝。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炒作的力量是无穷的。
安禄山要想让远在京城的李隆基知道自己必须有人在他面前为自己说好话。
御史中丞张利贞奉命视察河北道。安禄山绞尽脑汁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还不惜重金贿赂张利贞的随行人员。
张利贞回朝之后自然在李隆基面前对安禄山赞不绝口。
在李隆基的心中，安禄山定格为奋勇杀敌的英勇将军。
在开元年间最后一个年头，平卢军兵马使安禄山升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
尝到甜头的安禄山更加不遗余力地用金钱买通能够在李隆基身边说得上话的人。
正是在政局日渐昏暗的环境下，安禄山一步步地走向权力的制高点。
公元742正月。李隆基决定弃用已经使用了二十九年之久的“开元”年号，改用“天宝”这个年号。
史家总是习惯于将开元与盛世联系在一起。将天宝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天宝危机植根于开元末年的盛世之中。
志得意满的李隆基决定用变革来昭示新气象。
李隆基改天下的州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在这次改名风潮中。幽州改为范阳郡，幽州节度使自然更名为范阳节度使。营州改为柳城郡，营州刺史更名为柳城太守。
在隋代之前，州为郡的上级行政区划。隋文帝废除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隋文帝的儿子随炀帝杨广即位后又改州为郡。仅仅十二年后，隋帝国便灰飞烟灭。
唐朝仍旧沿用州县制。不知为什么，李隆基也别出心裁地改州为郡。也许只是巧合，繁盛的唐帝国在这次改制十四年后也被推到了生与死的边缘。
就在这年，李隆基做了一个对安禄山仕途生涯影响深远的决定。他决定将原本隶属范阳节度使的平卢军（驻扎在柳城郡，今辽宁朝阳市）、卢龙军（驻扎在北平郡，今河北卢龙县）、渝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等军事单位分拆出来另行设立平卢节度使。
安禄山如愿以偿地成为首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麾下军队数量达三万七千五百人。
刚刚不惑之年的安禄山便已跻身帝国十大军区的司令员之列。
李隆基在帝国北部边陲共设置八个节度使，从东向西依次是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和河西，此外，设立于西域地区的北庭和安西两镇大致以天山为分界线；在西南地区设置剑南节度使；南部边陲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
军区建制状况反映了唐帝国“北重南轻”的军事格局，因为帝国最危险的敌人主要来自于北方。
安禄山怀着一丝忐忑与兴奋前往都城长安面见唐李隆基谢恩。这是他与李隆基的第一次会面。
会干事不如会来事，干得好不如皇帝印象好。深谙此道的安禄山将“一切唯上，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官场优良传统发挥到极致。
“去年七月，俺们营州那嘎达发生了一场罕见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无情地蚕食着禾苗。”
地方官员大都报喜不报忧，像安禄山主动诉说灾情的并不多。这其实只是安禄山“欲扬先抑”的政治手段。
李隆基目不转睛地望着安禄山，因为蝗灾始终是李隆基心中的一个隐忧。李隆基曾经身体力行地发动了一场全民爱国灭蝗运动。
安禄山继续煞有介事地说，眼见百姓颗粒无收，微臣焚香祭天祷告，如果微臣心术不正，忠贞不二，情愿肆虐的蝗虫啃噬臣的心；如果臣没有辜负上天，请求上天快快驱散蝗虫！
您猜怎么着！一大群红头黑鸟霎时把蝗虫吃得精光。
这个荒诞的故事被安禄山讲得绘声绘色，而李隆基却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此前不知有多少官员向他禀报过千奇百怪的祥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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