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5 章
京开会时，我就见到他们给中央写的报告，里面充满了对老战友的无限深情。
那报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红西路军的同志，大约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肃最多，约八百人，青海次之，约二百多人，不少同志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其中fù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志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为敌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改嫁数次者有之。男的则大多流落在农村牧区或煤窟，有的靠乞讨度日，受尽了凌辱；有不少人改为回、藏族，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
建国后，只有少数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们，尤其是“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为红西路军的流落人员正名；改善他们的待遇；全部给予公费治疗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关怀下，就得到令人感动的解决：
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
二、无正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四十元；
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当西路军流落人员捧到为其正名的证书时，无不热泪盈眶，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经落实得很好，这只能随着党风的端正才能解决。我又看到了那老人凄楚的脸。当然，他是属于另外的问题。我说：
“大叔！你放心，你的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我们把老人扶上车，开到村政府停下来。镇长接见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绍。我不能像在饭馆里那样把自己称作普通一兵，那将很难办事。我把我的头衔全摆出来。
有那位老人跟着，镇长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
“首长，这件事很不好办，他拿不出证据……”
“你是说他拿不出证明救援西路军的证据吧？”
“是啊！”
“你有他杀害西路军的证据吗？”
“有个挎包……”
“那是救援的证据呢还是杀害的证据呢？”
“他对马家军说是杀害的证据。”
“在自己人面前呢？”
“他当然说救援的证据了。”
那镇长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不耐烦了，觉得我这个老头多此一举，为个行将就木的老反革命费唇舌真不值得，已经定了的事，对也吧错也吧，还翻腾它干什么？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军，在马家军刀压脖子的时候你怎么说？”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面前说实话是诚实，在敌人面前说实话不就是傻瓜了吗？”
“可是，这件事是群众通过的上级批准的，怎么能改呢？”
“怎么就不能改？……过去的一些西路军的失散的同志叫红军流落人员，现在不是改成西路军老战士了吗？”
“那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中央说话，谁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脸点点那老人说，“他的事总不能惊动中央吧？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火了，一股怒气从心头向上冲涌。陪同的同志直向镇长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顶，答应照办其实不办不就得吗？
反正老家伙是过路之人，应付应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决心处理此案，住在这里不走了，可是，我总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望着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生怕我败下阵来。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整个党风的好转，我一个尹洪菲和风车搏斗，不比唐吉诃德还蠢吗？我即使倚老卖老使出全身解数，把镇长打得低下头来，我走后的一分钟里，他会不会把余怒发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志那个眼神是深刻的，他是个很热心的同志，这个眼神不是他对人漠不关心的结果，而是通达世事的结果，他太了解镇长这些人的作风了。
有人说，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岁的人反道不如这个陪同我的小伙子通达人情了，是后生可畏，还是人世可畏？
的确，这个老人活不了几天了，充其量还活五年，他还需要什么呢？多少年都过来了，再委屈几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个老头子，就是戴个反革命亲属的帽子，没有打你又没有关你，戴久了，也就习惯了，算了。
再说，我的确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弟弟无罪，那张焚烧的纸条不会显灵重现，即使重现，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红军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你救援了他们不就等于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吗？
这是多么深奥的辩证法啊！如果举一反三，多反复几遍是很富哲理xìng的。
算了，我服了，我败了，哀叹一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完全没有火气了，冷静如凝冰，全身寒彻，“咱们不搞株连，……”我连“封建”二字都不敢说，“那个与流散红军相遇的（我不敢说救援了）人已经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了，……他们的子孙……用不着对他的祖上的行为负责吧？”说这段话时，我不但无火而且老是想哭。……我败得好惨！
“好！好！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镇长也由烦躁变得轻松愉快乃至嬉笑颜开了，“我们从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所以他们……”他用脸点那老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亲属，弟弟是反革命，当然也就是那个（他避开“反革命”三字，可见他很聪明）亲属了……”
“完全正确！”我差点把这四个字喊出来。的确正确到无懈可击，这是合格的一个镇长，事情还是原样。……是我无理，是那个老头无理……
我们驱车经山丹去临泽，一路上，很懊丧，只觉得那四个车轮子在响着：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这种惘怅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丽珍。她现在叫马正梅了。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她现在是三溪湾的回族小学的女教师，倍受群众尊敬。所谓“文革”中流落红军“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的说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马正梅大概是没有受冲击的唯一幸免者了。
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丈夫马正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是英雄；杜丽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了，她是注定要进阿甸园的了……
“七十岁的人了，还像五十岁那样年轻。”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仍然给孩子们上课，……遗憾的是她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你去劝她把一生写出来，准精彩。”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杜丽珍的经历，它使我感到一片朦胧之美，悬念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我想象着与她见面的情景，想见到一个奇迹。但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她在她的学校里接见了我。
她那心定意宁的神情使我震骇，她看看我，像接待一个陌生来客，意态漠然。“萨拉姆！”她向我致意，却没有握手。
我审视着她，就像看着一个从云端降落下来的，娴静高雅，流露出一种端庄奇妙的丰采。她和蔼可亲，却又给我一种严格的距离感。
显然，她还记得我。我们见面不多，在剧团和总部时，也算得上点头之识。她不跟我叙旧，只是很礼貌地对我不远千里而来看她表示谢意，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来自远方的客人。
这不是杜丽珍了，我不知四十七年来谁改造了她的灵魂，她的神情体态给我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沉幽的天地澄清、身外一切皆成空虚的意念却使我骇然。
她的教室清洁得一尘不染，在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有一卷古色古香的《古兰经》，给我一种通灵达xìng的异禀之感。
我的面前摆着一杯糖茶。
她漠然地听着我简述我的来意，恍若面壁，目光宁静幽远，仿佛正小心翼翼地去重究一个人的悲凉的命运的奥秘。当我提到她所熟悉的那些人时，她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绝不向我打听江子敏和于薇的下落。当我提到江子文时，她似乎在目光深处有种寒气倏然闪动了一下。
她这种温软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态使我无法与她畅叙衷情，但我不忘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的嘱托，提议她写一篇回忆录。
她笑笑：
“有人说：‘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要永远记住；
“有人说：‘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不要记述，不要回想，不要怀念，既然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最终要在阿甸园里相会……”
她先站了起来。我知道告辞的时间到了。
她不冷不热地送我上车。当车开动后，我从车后窗望她，她已经翩然转身向教室走去。我心情黯然地望着她，目光随车倏然远去。
她没有任何冲动，沉静得像灌了铅水，她像一只空灵超然的仙鹤，在苦难深重的战乱之世悠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世俗污浊之气，人生悲苦之情似乎都与她无关，一种超然物外的逸气袭上我的心来。
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我们凌晨从驻地张掖出发，一小时后到达临泽。这里有条新铺的公路通倪家营子，还要去梨园堡和梨园口。上午时间不够，我们驱车先到高台，参观烈士陵园，在县政府吃过午饭再返回张掖。
红五军在高台苦战六昼夜，几近全部壮烈牺牲。
我向烈士公墓致哀，在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纪念亭前凭吊之后，陈列室的同志们捧出笔砚要我留字纪念。我写了“威慑敌胆震烁古今”八字。
离开午饭还有五十分钟，县政府陪同的同志提议去看望一位病重的西路军老战士。
他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他的家人守护着他。
他原来是湖北麻城县人，是红九军的一个排长。……他病得很重，几近弥留，听说有远道来的首长看他，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把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灰败不堪枯瘦如柴毫无生气的手，老是抖个不停。我握那只手，只觉得森森寒气向我袭来。
我向他说了一些无用的希望他早日康复的话，说这些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我看着他那被病魔折磨成青绿色的脸，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向我喃喃着一句话：
“你说，咱们怎么就跟着张国焘犯了错误？……他那个路线害得咱们一辈子不得翻身！你说……”
他那混浊的眼睛紧紧地攫住了我。
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实事求是了，不这样提了。
“是吗？”
他怀疑我的真诚，以为我用假话来宽慰他。但对一个垂危的病人，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我能拿中央的指示给他看吗？
一想到他含着如此凄苦之心死去，脚下就有股寒气上升。
我又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的眼睛合起来了。那灰冷的目光消失了，像窒息在深不可测的沼泽里。
五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酒泉，登上嘉峪关。二十三日到安西。我又想到了我的同乡和他的小毛驴，我不敢去打听他的ròu铺，万一，他为了那次攻打安西他全家遭难，那将给我满是伤疤的心上再添一道伤口。
二十四日到敦煌，我上了郭元亨曾指给我看的鸣沙山，看到了神奇的月牙泉。
我们在月牙泉留连了一个小时，骑骆驼回鸣沙山原地。但月牙泉畔的寺庙古建筑已经倾圮无存了。
夜居敦煌宾馆，以期夜闻鸣沙山下百万大军厮杀之声，但什么也没有听不到，却梦见郭元亨道人在万佛峡迎接我们的西行大军。
六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原路返回张掖，休息半天。二十八日到达民乐县城。
关于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例非常之多，已有多种史料出版，唯民乐县党史办给我的几份反面材料不易见到，今摘录两件，以使读者看到另一面的真情：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32号
……
被告马居芳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因我红军西征时失利后有一红军身患疾病，并带大烟、白洋、衣服等物，被其发现骗到自己家中，见财起意，为了得财便产生了杀害红军之心。该犯与其父马文章商谋好，在某夜晚，借家庭不敢留红军以送走为名，把我红军领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该犯用木棒将我红军活活打死，将财物全得，尸体于次日被群众发现才埋掉。以上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供认不讳。
审判员王占魁
人民陪审员李永年
曹立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李得珍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252号
……
被告高凌嵩解放前不参加劳动，专依剥削为生，且依仗反动势力与其兄高凌烟（处决）霸占农民的田地……。尤为恶劣的是于一九三七年有两名红军身带qiāng支，流落于山中，被其弟高凌汉（已故）发现骗到羊圈上，要买我红军战士的qiāng支，言定价格，就回家与高凌嵩商议，但被告却以dú辣手段，叫高凌汉打发红军回去。高到羊圈上，就与被告高廷良（给高凌嵩放羊的）策划，若杀了红军给白洋二十元。被告高廷良为了给地主效力，就和牧工高乐天以付qiāng价为名，将两个红军骗到馒头山，而高凌汉携犬持qiāng，随后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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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报告的大意是，流落在甘肃、青海和宁夏的红西路军的同志，大约有一千二百人，以甘肃最多，约八百人，青海次之，约二百多人，不少同志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和活埋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其中fù女占了很大比重。
女同志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逼为敌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改嫁数次者有之。男的则大多流落在农村牧区或煤窟，有的靠乞讨度日，受尽了凌辱；有不少人改为回、藏族，信仰伊斯兰教和喇嘛教。
建国后，只有少数人被分配工作，待遇很低，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历次运动都不放过他们，尤其是“文革”期间，几乎无一幸免，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的走狗”，受到残酷迫害。
他们向中央提出建议：为红西路军的流落人员正名；改善他们的待遇；全部给予公费治疗等等。
不久，在中央的关怀下，就得到令人感动的解决：
一、西路军流落人员一律称作“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给证书；
二、无正式经济收入者，每月发抚恤金四十元；
三、医疗费全由政府有关部门报销；
四、可以酌情修建西路军烈士陵园。
当西路军流落人员捧到为其正名的证书时，无不热泪盈眶，感谢党对他们的关怀。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已经落实得很好，这只能随着党风的端正才能解决。我又看到了那老人凄楚的脸。当然，他是属于另外的问题。我说：
“大叔！你放心，你的问题不解决，我不走！”
我们把老人扶上车，开到村政府停下来。镇长接见了我。陪同者作了介绍。我不能像在饭馆里那样把自己称作普通一兵，那将很难办事。我把我的头衔全摆出来。
有那位老人跟着，镇长已经猜出是什么事了：
“首长，这件事很不好办，他拿不出证据……”
“你是说他拿不出证明救援西路军的证据吧？”
“是啊！”
“你有他杀害西路军的证据吗？”
“有个挎包……”
“那是救援的证据呢还是杀害的证据呢？”
“他对马家军说是杀害的证据。”
“在自己人面前呢？”
“他当然说救援的证据了。”
那镇长做出有事要忙的样子，不耐烦了，觉得我这个老头多此一举，为个行将就木的老反革命费唇舌真不值得，已经定了的事，对也吧错也吧，还翻腾它干什么？
“若是你救援了西路军，在马家军刀压脖子的时候你怎么说？”
“……”他似乎在想。
“……你可知道，在自己人面前说实话是诚实，在敌人面前说实话不就是傻瓜了吗？”
“可是，这件事是群众通过的上级批准的，怎么能改呢？”
“怎么就不能改？……过去的一些西路军的失散的同志叫红军流落人员，现在不是改成西路军老战士了吗？”
“那是中央批准的，……不是中央说话，谁能改得了？”他用自己胖胖的脸点点那老人说，“他的事总不能惊动中央吧？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我要发火了，一股怒气从心头向上冲涌。陪同的同志直向镇长使眼色，那意思是不要跟我硬顶，答应照办其实不办不就得吗？
反正老家伙是过路之人，应付应付算了。
我本想下定决心处理此案，住在这里不走了，可是，我总有走的一天。那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像是望着一个为民请命的英雄，生怕我败下阵来。
我终于明白了，没有整个党风的好转，我一个尹洪菲和风车搏斗，不比唐吉诃德还蠢吗？我即使倚老卖老使出全身解数，把镇长打得低下头来，我走后的一分钟里，他会不会把余怒发泄在老人身上？
陪同的同志那个眼神是深刻的，他是个很热心的同志，这个眼神不是他对人漠不关心的结果，而是通达世事的结果，他太了解镇长这些人的作风了。
有人说，人老了像孩童，我七十多岁的人反道不如这个陪同我的小伙子通达人情了，是后生可畏，还是人世可畏？
的确，这个老人活不了几天了，充其量还活五年，他还需要什么呢？多少年都过来了，再委屈几年又有什么了不起？受委屈的人多了，你，一个老头子，就是戴个反革命亲属的帽子，没有打你又没有关你，戴久了，也就习惯了，算了。
再说，我的确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弟弟无罪，那张焚烧的纸条不会显灵重现，即使重现，你仍然是有罪的，既然那些流散红军已都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你救援了他们不就等于救了“叛徒……逃兵……加走狗”吗？
这是多么深奥的辩证法啊！如果举一反三，多反复几遍是很富哲理xìng的。
算了，我服了，我败了，哀叹一声，做着最后的挣扎：
“这样好不好？”我已经完全没有火气了，冷静如凝冰，全身寒彻，“咱们不搞株连，……”我连“封建”二字都不敢说，“那个与流散红军相遇的（我不敢说救援了）人已经死了，也就一人做事一人当了，……他们的子孙……用不着对他的祖上的行为负责吧？”说这段话时，我不但无火而且老是想哭。……我败得好惨！
“好！好！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镇长也由烦躁变得轻松愉快乃至嬉笑颜开了，“我们从来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从来都是实事求是，所以他们……”他用脸点那老人，“绝对不是反革命，可既然他是他弟弟的亲属，弟弟是反革命，当然也就是那个（他避开“反革命”三字，可见他很聪明）亲属了……”
“完全正确！”我差点把这四个字喊出来。的确正确到无懈可击，这是合格的一个镇长，事情还是原样。……是我无理，是那个老头无理……
我们驱车经山丹去临泽，一路上，很懊丧，只觉得那四个车轮子在响着：
“滑稽，滑稽，滑稽，滑稽！”
三
这种惘怅的心情，使我急切地要去看看杜丽珍。她现在叫马正梅了。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她现在是三溪湾的回族小学的女教师，倍受群众尊敬。所谓“文革”中流落红军“无一幸免”地被打成“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的说法，可能要稍作更改，马正梅大概是没有受冲击的唯一幸免者了。
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这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丈夫马正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是英雄；杜丽珍在沙漠上是被救而不是被俘；再就是她已经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了，她是注定要进阿甸园的了……
“七十岁的人了，还像五十岁那样年轻。”征集史料的同志告诉我，“仍然给孩子们上课，……遗憾的是她不写自己的回忆录。如果你去劝她把一生写出来，准精彩。”
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杜丽珍的经历，它使我感到一片朦胧之美，悬念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我想象着与她见面的情景，想见到一个奇迹。但我的想象力太贫乏了，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图形。
她在她的学校里接见了我。
她那心定意宁的神情使我震骇，她看看我，像接待一个陌生来客，意态漠然。“萨拉姆！”她向我致意，却没有握手。
我审视着她，就像看着一个从云端降落下来的，娴静高雅，流露出一种端庄奇妙的丰采。她和蔼可亲，却又给我一种严格的距离感。
显然，她还记得我。我们见面不多，在剧团和总部时，也算得上点头之识。她不跟我叙旧，只是很礼貌地对我不远千里而来看她表示谢意，把我当成一个陌生的来自远方的客人。
这不是杜丽珍了，我不知四十七年来谁改造了她的灵魂，她的神情体态给我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沉幽的天地澄清、身外一切皆成空虚的意念却使我骇然。
她的教室清洁得一尘不染，在井然有序的办公桌上，有一卷古色古香的《古兰经》，给我一种通灵达xìng的异禀之感。
我的面前摆着一杯糖茶。
她漠然地听着我简述我的来意，恍若面壁，目光宁静幽远，仿佛正小心翼翼地去重究一个人的悲凉的命运的奥秘。当我提到她所熟悉的那些人时，她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绝不向我打听江子敏和于薇的下落。当我提到江子文时，她似乎在目光深处有种寒气倏然闪动了一下。
她这种温软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意态使我无法与她畅叙衷情，但我不忘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的嘱托，提议她写一篇回忆录。
她笑笑：
“有人说：‘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要永远记住；
“有人说：‘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切却在记忆中永存。’我要永远忘记。
“不要记述，不要回想，不要怀念，既然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最终要在阿甸园里相会……”
她先站了起来。我知道告辞的时间到了。
她不冷不热地送我上车。当车开动后，我从车后窗望她，她已经翩然转身向教室走去。我心情黯然地望着她，目光随车倏然远去。
她没有任何冲动，沉静得像灌了铅水，她像一只空灵超然的仙鹤，在苦难深重的战乱之世悠然而来又悠然而去。世俗污浊之气，人生悲苦之情似乎都与她无关，一种超然物外的逸气袭上我的心来。
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
我们凌晨从驻地张掖出发，一小时后到达临泽。这里有条新铺的公路通倪家营子，还要去梨园堡和梨园口。上午时间不够，我们驱车先到高台，参观烈士陵园，在县政府吃过午饭再返回张掖。
红五军在高台苦战六昼夜，几近全部壮烈牺牲。
我向烈士公墓致哀，在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纪念亭前凭吊之后，陈列室的同志们捧出笔砚要我留字纪念。我写了“威慑敌胆震烁古今”八字。
离开午饭还有五十分钟，县政府陪同的同志提议去看望一位病重的西路军老战士。
他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他的家人守护着他。
他原来是湖北麻城县人，是红九军的一个排长。……他病得很重，几近弥留，听说有远道来的首长看他，他艰难地睁开眼睛，把手伸给我。这是一只灰败不堪枯瘦如柴毫无生气的手，老是抖个不停。我握那只手，只觉得森森寒气向我袭来。
我向他说了一些无用的希望他早日康复的话，说这些话，心中很不是滋味，我看着他那被病魔折磨成青绿色的脸，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他向我喃喃着一句话：
“你说，咱们怎么就跟着张国焘犯了错误？……他那个路线害得咱们一辈子不得翻身！你说……”
他那混浊的眼睛紧紧地攫住了我。
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实事求是了，不这样提了。
“是吗？”
他怀疑我的真诚，以为我用假话来宽慰他。但对一个垂危的病人，我怎么能说服他呢？我能拿中央的指示给他看吗？
一想到他含着如此凄苦之心死去，脚下就有股寒气上升。
我又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的眼睛合起来了。那灰冷的目光消失了，像窒息在深不可测的沼泽里。
五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酒泉，登上嘉峪关。二十三日到安西。我又想到了我的同乡和他的小毛驴，我不敢去打听他的ròu铺，万一，他为了那次攻打安西他全家遭难，那将给我满是伤疤的心上再添一道伤口。
二十四日到敦煌，我上了郭元亨曾指给我看的鸣沙山，看到了神奇的月牙泉。
我们在月牙泉留连了一个小时，骑骆驼回鸣沙山原地。但月牙泉畔的寺庙古建筑已经倾圮无存了。
夜居敦煌宾馆，以期夜闻鸣沙山下百万大军厮杀之声，但什么也没有听不到，却梦见郭元亨道人在万佛峡迎接我们的西行大军。
六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原路返回张掖，休息半天。二十八日到达民乐县城。
关于河西人民群众掩护、营救西路军伤病、失散人员的事例非常之多，已有多种史料出版，唯民乐县党史办给我的几份反面材料不易见到，今摘录两件，以使读者看到另一面的真情：
民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58）刑字第32号
……
被告马居芳于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因我红军西征时失利后有一红军身患疾病，并带大烟、白洋、衣服等物，被其发现骗到自己家中，见财起意，为了得财便产生了杀害红军之心。该犯与其父马文章商谋好，在某夜晚，借家庭不敢留红军以送走为名，把我红军领到萧家庄南的深沟里，该犯用木棒将我红军活活打死，将财物全得，尸体于次日被群众发现才埋掉。以上犯罪事实，在庭审中被告供认不讳。
审判员王占魁
人民陪审员李永年
曹立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李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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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刑字第252号
……
被告高凌嵩解放前不参加劳动，专依剥削为生，且依仗反动势力与其兄高凌烟（处决）霸占农民的田地……。尤为恶劣的是于一九三七年有两名红军身带qiāng支，流落于山中，被其弟高凌汉（已故）发现骗到羊圈上，要买我红军战士的qiāng支，言定价格，就回家与高凌嵩商议，但被告却以dú辣手段，叫高凌汉打发红军回去。高到羊圈上，就与被告高廷良（给高凌嵩放羊的）策划，若杀了红军给白洋二十元。被告高廷良为了给地主效力，就和牧工高乐天以付qiāng价为名，将两个红军骗到馒头山，而高凌汉携犬持qiāng，随后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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