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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章

  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lún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土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jiāo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宇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

  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漠。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的中心并不象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象的jiāo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效劳。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xìng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cāo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从中国君权的双重xìng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

  一部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最令人泄气的一点就是;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已打倒了正统的封建制,虽然她那时建立了大大高于西方的文明,但是,封建余孽和封建生活方式却仍旧统治着社会,直到今天。

  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中世纪式的生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的贫乏xìng。虽然中国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生活,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比世界任何地方郡大的城市,但是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工业城市。

  西方的行会文化由于同农业分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城市,因而处于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中国的手工业即使位于城市,也要受到保守习俗和行帮的束缚,往往还要被纳入儒教传统的家庭体系。此外,大部分手工业从属于官府和农业,保留着奴隶劳动或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城市主要还不是生产中心,而是行政和消费中心。就是当年的京师北平,也非工业城市。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杭州看到有一万二千家作坊。即使城市手工业有杭州那样发达,行帮也很少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而只限于保护工艺秘密和分配狭小的市场。所以中国的行帮反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扩展市场。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使建立在封建残余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得以苟延至今。皇帝可以更换,社会形态依然如故。地主、士绅以及京城里佞臣当道的朝廷等等,在人民的心目中乃是庙里的那些泥胎像,也就是说,他们是永存的,他们就是天意的化身,他们就是神。不错,人民每隔几百年就运用一次孟子有名的“造反的权利”,改朝换代,就好比他们恼怒时鞭打泥菩萨一样。但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依旧存在。反抗朝廷的斗争可能采取极民主的形式,脱下袈裟的和尚、店老板、农民战士可能登上北平的龙床,然而改朝换代后依旧有皇帝,这说明了农民起义的内在弱点。要使这种人民起义变成社会革命,就需要有新宗教的先哲,来鼓吹人的尊严,来宣扬发达城市所产生的工业民主。甚至象美国这样没有历史传统包袱的年轻国家,如果不经北方城市施加压力也不可能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那么,象中国这样受到传统重压的国家,没有新兴的商业或工业阶级,又如何摆脱中世纪的奴隶制呢?人民能够更换统治者,但是要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隔墙在十九世纪初叶被西方冲破,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最终导致中国古老社会的解体。因为,一方面基督教理想和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破坏了古老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打开了宗族的壁障,改变了传统的“礼教“规范,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阶级。但是,早期西方势力冲人中国,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封建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稳固的立脚点之后,南方bào发了有农民、长工和秀才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与以往的反抗北京朝廷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但它从《新约》关于穷人有正义的篇章里吸取了营养,比旧式农民起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就吓坏了华中那些原来带头鼓吹西化并疏远满清朝廷的地主豪绅。他们马上就觉得还是应该搬开那些新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同异族朝廷以及英国将军戈登、美国冒险家华尔携起手来镇压叛乱。满清专制朝廷、汉族封建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三家结成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实行三种意义的出卖。害怕洋qiāng洋pào,但更害怕外来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清王朝,把国家出卖给了西方,憎恶异族王朝但更害怕农民的汉族地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列强为了保存封建主义而出卖了自己信誓旦旦拥护的民主原则。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在亡国之忧的刺激下,进行了反对专制的清王朝的斗争。在士大夫阶层中,要求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八年,一批举人企图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改良来限制清王朝的专制权力。可是他们依据的是儒家学说,并不打算打破农村宗法社会的壁垒,解放农民,并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阵营中来。所以毫不奇怪,这场运动只是少数杰出书生的yīn谋活动。当慈禧太后囚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变法人物都抓起来以谋反罪腰斩时,政变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被粉碎了。康有为变法运动于是落了空。清王朝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后,中国社会还是老样子。上层知识分子可能比较积极,但乡村的农民对待这个所谓的革命,就和他们的先辈对待换皇帝一样,没有什么热情。帝国官吏的顶戴花翎不见了,但是社会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腐朽形态。

  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比王朝的被推拥有更重大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域市渐渐在中国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上海的发展就是明证,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它还是一片泥洼地。中国买办阶级作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客出现了了,他们先前往往不是地主就是官僚,或是身兼这两种身分。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人成了大商人、城市银行家或工厂主,也就是说,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再就是职员、店员、新店主和下级军官,他们组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由于舶来品挤跨了家庭手工业,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苦力、小偷、乞丐,他们组成无产阶级。这些阶级(如果能把这些散漫的集团称为阶级的话)产生很晚,不可能重演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不象当年欧美的同行那样还能起进步作用,因为中国工业的结构及其成长的条件是很特殊的。首先,中国工业极为弱小,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事工业。其原因之一在于今国的农业结构:地主从佃户那里收百分之五、六十的租子,认为农业比工业获利多,不愿意投资于城市企业。要是在西方,市民会率领农民反对地主,而在中国,买办与大地主紧密勾结,深恐财产占有方式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工业除了弱小外,还集中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这样,资本家就与内地的广大人民隔开了。最后,还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工商业都是在同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业、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中国捞取利润,而且chā手中国政治,经常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之一例。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条件,处于双重的矛盾中。城市银行家和工厂主一方面切断不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套上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新锁链。这就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十年代蒋介石上台时所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年轻的工业面临着危机,因为它无法与外国工业竞争,农民的购买力又极低。中国资本家很想通过提高进口贷关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不容的。民族工业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结束军阀混战。这样,他们就看中了孙中山的guó mín dǎng,这个党的纲领正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护民族独立。但是,孙中山死后,guó mín dǎng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不但包括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包括在农村实行减租。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工人都起来了,就立刻抛弃了反帝的主张,而同上海的列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这次人民革命运动。正象当年清廷从华中的豪绅中间找到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将一样,列强及其代理人中国买办这时找到了蒋介石这员镇压中国人民的干将。蒋介石以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来换取他的后台给予财政支持。他把五千条步qiāng发给杜月笙(上海黑社会头子,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手下的地痞流氓,摧毁了工人组织,在上海华界屠杀了几千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时,蒋介石派军队清乡,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各地农民领袖。这一举动又一次加强了封建主义,把亚细亚式专制制度又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资产阶级脱离了城市工人、特别是脱离了广大乡村农民以后,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新兴资本家无法象过去欧洲城市商人反对采邑领主那样反对地主了,因此无路可走,只得象俘虏一样被蒋介石的战车拖着跑。

  蒋介石本人在镇压了工人农民并俘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之后,也必须向地主豪绅寻求支持。由于他同中国社会里的中世纪分子结盟,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上最矛盾的专制统治者之一。

  如果说屈从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担当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角色,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也太弱小,不能担当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角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在这个难题上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学得聪明了一些。

  最初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可以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疑是俄国革命的成功。

  可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与生活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可能比他们在西方的弟兄更革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这两种势力的残酷压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西欧那样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个工人阶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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