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fù女的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主席máo zé dōng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máo zé dōng还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xìng，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guó mín dǎng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guó mín dǎng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guó mín dǎng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入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fù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目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三、土地改革对guó mín dǎng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土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guó mín dǎng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不论人们如何认识土地改革，视之为社会改革也好，看作是经济改革也好，也不论人们认为它对人类有无裨益，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值得在此一述。土地的重新分配对农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解放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而且使与共产党为敌的人、特别是蒋军官兵的思想情绪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心理变化十分微妙，不时暴露出来。土地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蒋介石的统治，由于城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实际上被逐渐孤立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流之外。共产党关于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比喻，用在此处非常贴切。土地改革不仅为共产党创造了适于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使蒋军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困死于社会的真空中。由于蒋军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官兵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由于失去了广大农村，蒋军如盲人骑瞎马，获取不到足够的情报，无法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信计，乃致铸成致命大错。官兵大大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杯疑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又有何必要继续战斗下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咬噬着士兵的心灵。在社会上，他们象是断线的风筝，感到孤独、迷悯、惶恐，甚至痛苦得快发狂，因此必然要幡然倒戈，脱离苦海。倘若是在另一社会里，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彷徨者或许会从宗教、精神病院或者浪漫的爱情中寻求慰藉；然而在中国，参加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第八章．深入游击区

  三十三．途中

  我在太行山区不时听说，河南省安阳县农民，对蒋介石军队和恶霸地主的劫掠暴行非常愤慨，为了报仇雪恨，在guó mín dǎng的后方展开了游击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还从未见过那种类型的战争。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去见识见识。

  我于一九四七年一个寒意料峭的春日启程。旅途之初，我乘坐了一辆装有坚固木轮的敞蓬大车。随行的有一位译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书，后来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此后又来到边区，在总部办的报社中任记者。虽然他的英语水平不及解放区某些年轻人，但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者，因为他从未试图对我宣传共产党那一套，也没有向我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他如实翻译我的话，而对于那些热情过火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有时故意错译我所提出的过分寻根究底的问话；人家答话比较无所顾忌时，他们翻译就打折扣。我的通讯员是一个年轻的“老战士”，名叫刘明基，是从军阀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土，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好兵，但从外表上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一件灰布军装，就象套着一个布袋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布挎包、一条毯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刷、一个小笔记本，以及一段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挎包背在身上，牙刷chā在左上方的衣袋里，毛巾则系在腰带上。他显得很邋遢，长相也难看，一只眼晴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他使我联想起一个好心但总也办不好事的笨伯。但我对他却很有好感，而对于解放区的某些“小鬼”，我总感觉很难相处。那些“小鬼”大多数也是通讯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八路军部队里，讲起话来常常口号不离嘴，有点不近人情。我倒不是说刘明基不喜欢八路军，显然他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从不表白自己．他常说：“他们给你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你干太重的活。“但他只把话说到这儿为止。他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十分周到。每晚都替我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一路上还供给我山区土制香烟抽，并掏钱到路边的小摊上给我买茶水喝。小贩们看到他身着军装，都推辞不肯收他的钱，可是刘明基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旁，结算一天的开支，象个小孩子一样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算算，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由于村子里住房有限，有时他没有地方睡，便很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让他挤在我的炕上睡。要不然他就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时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颇知趣，从不打搅我。我常喜欢自己一人出去了解情况，他从不碍手碍脚地跟随我。尽管刘明基不很机灵，但比随行的另一位小伙子强多了。那个小伙子是奉派来保护我路上不受特务和坏人袭击的。事实证明，这个警卫员完全是个窝囊废。他说他有病，结果我们倒反而费了不少时间去照料他。当我们进入敌后时，干脆背走了他的抢，把他留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我们先朝南，随后再朝东穿越太行山。第一天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行进。狭窄的河谷，四面群山矗立，河床上到处是乱石，几无chā足之处。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最遭罪的还是那匹骡子，四只蹄子踩在摇晃不平的石快上，一步一蹒跚，眼中流露出悲哀和痛苦的神色。大车走这样的路当然够呛。据骡夫说，通常能用十年的大车，在这样的河床上最多跑一年就报废了。我们一小时才走了六里多地。

  道路尽管坎坷不平，但沿途看到的人情风光却颇有意思。途中遇到一个骑在毛驴上，穿红着绿的fù女。随后又过来一个横坐在毛驴上的男人，驴背上垫着被褥。笨重的货物由大车运输，从平原运棉花进山里，又从山里载柿饼进城。

  有的进山的大车上载着铁轨。我原以为这些铁轨并不是用来铺铁路的，也许仅仅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它，或者是用来熔造兵器的。然而山里确实正在铺设一条铁路。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铁路。轨道一定很窄。车厢象玩具一样，不到一尺高，四尺长。这些车厢究竟是靠玩具机车来牵引，还是用人力畜力来拖拉，我就不得而知了。

  日近黄昏，河谷豁然开阔。我们走出了乱石河床，上了大车道，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黑夜来临，我们投宿伯延村，村长在一座昔日地主宅院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个院里现在住着两对夫fù：一对年过六十，一对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土改前，老俩口只有二亩地，现在有六亩地。虽然年逾花甲，二位老人仍然很精神。他们找来一捆麦草，替我铺在炕上。村里老乡们听说来了洋人，纷纷挤在大门外，不顾刘明基和警卫员的阻拦，想进院来看看。人群一个劲地往里挤，我只好走到门口去亮相，让大家看看我这别副古怪的洋面孔，还对付了几句寒喧的话，人们这才心满意足地散去。晚上，刘明基替老俩口担了两捅井水，老俩口可乐坏了，给了他一碗小米，还端来一个瓦盆给他洗脚。这小伙子也够楞的，一脚就把盆底给踩穿了。刘明基为自己的笨拙非常羞愧，当即拿出二百元钱塞到老大娘手里作为赔偿。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并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出发了。匆匆赶了六小时的路，来到了彭城。这是个约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有两条狭长而又曲折的街道，街上店铺倒是不少，还有三家澡堂。该镇座落在中国最古老的陶器产区的中心。

  在我抵达彭城的时候，这里制陶业的工艺和产销部已一蹶不振了。因为铁路被破坏，与大城镇之间的jiāo通阻断，产品找不到销路，许多窑场只好关门大吉。制陶工人也纷纷归田务农去了，土改时自然也给他们分了地。目前所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日用品，诸如茶壶、酒壶、杯盘碗碟之类。陶器制品的外销，全靠手推车通过山路运输。眼见人们如此吃力地推着装满茶壶的小车，这本来是牛马干的重活，我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彭城的小孩们把我当作了来访的英雄人物，一定要带我去看看陶窑—建筑在土坑上的圆顶型土砖结构。陶坯装进窑以后，在土坑里烧起炭火，再把窑门封上，一般要烧好几天才出窑。这一带遍地是陶窑，给彭城周围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貌。因为陶器比土砖更为结实，当地群众多用废弃的陶还建造住房。他们把废坛子一类的陶器垒起来，空隙处抹上泥。从远处望去，倒象是一栋林华丽的房舍，然而走近一看，远比美国贫民窟的木板房还要丑陋。

  彭城还有一大奇现，常有怪火突然从地下直往外冒。小孩们试着给我解择，但我仍没有听明白。也许地下有天然气矿，更可能是人们在小煤坑里冶炼矿物。

  虽然彭城距离guó mín dǎng军队占领的地区只有十七、八里地，虽然磁县的县政府从平原撤到了这里，但镇上并没有八路军驻防，守城的只是些地方民兵。你也许会因此认为彭城一定是处于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这里丝毫没有乌云压城之感，倒是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三十四．三八节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fù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fù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fù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戏台前围坐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圈。场上放的几条长板凳，早已坐满了捷足先登的观众。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正对着舞台。最后面的人就站在小土丘上观看。观众中央杂着背qiāng的民兵，有的还上了刺刀，刀锋在汽灯照耀下闪着寒光。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具有民主气氛的集会了：演出不用售票，场内也未设特座、专座之类。紧靠着舞台坐的孩子们看得费劲一些，不时有一些孩子踩在旁人的肩头上观看。这样一来，就把后面观众的视线挡住了，后面的人便嚷嚷开了。每当发生这样的纠纷，就有一个演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棍细长棍，在那些闹事的孩子头上轻轻点一点，大声喝道：“小朋友坐好！“有时台上的汽灯忽然灭了，舞台工作人员便您来一架梯子，爬上去使劲给灯打气，直到重放光明。演员们若无其事地又接着往下演。开演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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