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7 章

  九二七年，中国资产阶级被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蒙住了眼睛，向支持自己的人民群众猛扑过去，背弃了自己的主义，同地主结成了联盟。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

  人们曾经以为银行家和实业家将同蒋介石决裂。同样，他们也预言宋美龄将在婚后一年以内同蒋介石离婚。但是这两起结合尽管十分勉强，很不稳定，却一直维持到了一九四九年。直到那时，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才同农村的封建势力决裂，宋美龄也才离开蒋介石前往美国。

  就象实业家同封建势力闹矛盾一样，宋美龄同蒋介石有时也闹矛盾。这不单是由于xìng情不合，而且也是由于利害关系和文化修养不同。

  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远比地主有见识，同样，宋美龄也远比蒋介石有见识。银行家常向美国人诉说封建将领和满脑子封建思想的guó mín dǎng人如何愚蠢，同样宋美龄有时气急败坏地跑到史迪威将军那里说：“我求过他，什么办法都不行，除非干掉他。

  中国的历史xìng悲剧，在这对统治中国的夫fù的个xìng上反映了出来。旧中国的崩溃，对普通的农夫农fù都有影响，更不用说蒋介石夫fù了。他们的xìng格肯定受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两人结合后相互的影响：宋美龄把蒋介石拉向西方和现代，蒋介石则把宋美龄拉向东方和落后。史迪威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有良好的一面。想必这是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中世纪意识克服了一些，使他思想开通一些，倾向西方一些。但是，反过来同样可以说，宋美龄对蒋介石也起了不好的影响。由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历史文化因素在身上起作用的结果，蒋介石的思想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宋美龄想改造他，结果只是使他的思想更加混乱不堪。

  如果宋美龄是在把蒋介石引上正路，为什么中国人民对她仍毫无好感呢？答案很简单。正当中国人民在为摆脱外国统治而奋斗的时候，宋美龄却学习西方的风俗习惯，甚至还信奉西方的上帝，力求维护其中国第一夫人的地位。她可能是诚心爱国的。但是，人们却看到她同中国社会上封建势力作斗争时，一般总是代表了她的兄弟宋子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一类同外国资本勾结的实业界人士。她一旦爬上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顶峰，就不想再下来了。在蒋介石被迫离开首都南京前几天，宋美龄跑到美国恳求美国总统去拯救她丈夫的政权，因为她已经无法向中国人民求情，他们也肯定是不会听她那一套的。这是她为挽救土崩瓦解的蒋家王朝所做的最后努力。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蒋介石政权究竟是靠谁支持、宋美龄究意又代表谁的利益。

  五十七．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想，那些不愿落入共产党手中的guó mín dǎng领导人，为什么不踢开蒋介石自己搞革命呢?许多中国人也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当时确实有一些guó mín dǎng的头头想这样干，但他们没有这个胆量。guó mín dǎng头头中有一些人觉得蒋介石是一堵挡风的墙，可以保护自己争权夺利。另一些人采取滑头的态度听任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断发展，自己则乘机大发战争财，同时还想好后路，以备随时逃往国外。更有许多人随波逐流，或是因为感到自身难保而惶惶不可终日。

  尽管如此从内战的第二年起，到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的那天为止，许多南京政府官员，以至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未尝不想踢开中国的这位独裁者，实行改革。但这种想法直到内战的最后阶段才付诸行动，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十分软弱无能，同时这也表明打倒蒋介石的力量主要来自下面，而不是统治集团内部。

  然而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事态的发展绝不是毫无影响的。guó mín dǎng最后终于四分五裂，最高领导集团内部bào发了剧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促使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虽然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因素。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能超过人们预料长期独揽大权的原因之一。蒋奉行分而治之的方针，向来得心应手。在平时，当权力问题仅仅限于究竟由谁来统治guó mín dǎng的时候，这种策略确实非常管用。但是到了革命高潮时期，当问题扩大为究竟由谁来领导国家、由谁来领导从旧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新社会时，这种办法就有致命的弊病。因为往后一种情况下，分而治之的做法不但分化了guó mín dǎng内部的倒蒋势力，而且也分化了共产党的敌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没有感到使用这一惯伎会有什么危险，直到内战末期才算有所觉察。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是在对付一场革命而不是什么yīn谋活动。至于谈到他在guó mín dǎng内部的敌人，其实对于蒋说来，主要的危险倒不是他们会把他抓起来，而是他们会抛弃他，

  统治集团内部的各派如果要除掉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死，或者把他劫持和监禁起来。但是尽管对蒋的恶感一直渗透到guó mín dǎng的最高层，尽管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胜后公开号召guó mín dǎng反对派领袖逮捕蒋，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曾横下一条心密谋加害于这位中国独裁者。美国尽管很想搞掉蒋介石以改造guó mín dǎng政府，但是肯定从未参与这种密谋。直接采取这种行动是违背美国传统的。然而却并不违背中国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用这种办法除掉昏君的事例屡见不鲜。最近的例子就是一九三六年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因此，如果蒋介石的老同事把他抓起来，并不见得一定会触犯中国的公众舆论。恰恰相反，如果有哪个guó mín dǎng领导人这样做了，哪怕他本来声名十分狼藉，也可能立即变成民族英雄。但是guó mín dǎng统治集团中没有任何人有意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其中有许多人是担心，向蒋介石发shè的子弹也会击中guó mín dǎng的心脏，使它断送在共产党手里。这种担心恐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是使guó mín dǎng官僚不敢瞄准这位独裁者开qiāng的唯一原因。

  最有机会除掉蒋的人就是那些最接近他的人。在这位中国首脑身边管事的是一个矛盾重重的班子、生拼硬凑的大杂烩，其中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上海的地痞流氓，趋炎附势的野心家，幻想破灭的空想家，党棍，心灰意懒的革命党人，郁郁不得志的自由派，宫廷宦官，打挥chā科的小丑，贪官污吏，帮闲文人和心理变态症患者。各国驻华的外jiāo官给guó mín dǎng集团的领导人起了许多浑名，什么“太监总管”啦，“拉斯普庭”啦，“小马基雅维里老爷”啦，等等，等等。可见guó mín dǎng政府在国内外声名狼藉之一斑。这些人多半是出于谋求私利，因循旧习，或者出于恐惧而追随蒋介石的。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毫无信仰，其实他们根本就无事业可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guó mín dǎng的老一代领导人可以算是闯将。他们在青年时代造了当时各种传统的反。推翻清期皇帝、建立民国、同军阀斗争，这一切他们都参加了。他们曾经精诚团结、义同手足，致力于打倒统治中国达百年之久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正如威廉·博莱索所说，等待着一切冒险家的无可名状的悲剧压垮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已经不再是闯将了。

  蒋介石本是在证券jiāo易所搞投机买卖的经纪人，上海青红帮的把兄弟，搞政变的能手，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言不由衷的专制寡头，沉湎于祈祷和劝人从善的说教。年轻的女基督教徒宋美龄，同当时声名狼藉的军阀头子蒋介石结合后，变成了装腔作势的中产阶级fù女。汪精卫青年时曾谋刺清摄政王，是guó mín dǎng的卓越领导人，曾任行政院长，后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财富和权势竟然当了日本人的傀儡头子，在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里了却残生，成为自己的贪婪和恐惧的牺牲品。宋子文本是个既有胆略、又有才识之士，是少数敢顶撞蒋介石的人之一，又是一个创建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巨擎。在一九二七年的fǎn gòng大屠杀后，他为良心所责备，曾向文森特·希恩慷慨陈词。可是此人后来却变成了平庸的、神经质的百万富翁。主管党务的陈立夫，年轻时就立志在思想领域有所建树，怀着真正造反者的热情研究西方科学。但是后来他失去了探索的精神，竟沉湎于诵念迂腐的学说。孙科的父亲就是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终身的国父孙中山，但是他自己却觉得建设一个独立国家的伟大事业太艰巨了，最后竟然干脆央求美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陆海军基地。

  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人先是朝前看，面向未来，后来却朝后看，面向过去；先是探索未知的领域，后来却在已知的领域中苟且偷安；先是热衷于争权夺利，后来却只想保住既得利益，失去了对事物的敏感，日益胆小怕事。这种变化真是不可思议，令人感慨。一些guó mín dǎng领导人最大的推动力就是贪婪，可是他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失去了早先的劲头。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内战初期，尽管中国已经快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可是guó mín dǎng的那些官僚却还为争发困难财而闹得不可开jiāo。到了内战后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的本能变成了守业的本能，他们极力想保住既得利益。威廉·博莱索说得好：

  “当江洋大盗清点赃物时，他们就成为区区的窃贱。“这句话完全可以用来刻画guó mín dǎng中国的许多领导人。

  在许多guó mín dǎng领导人的身上，除了贪得无厌以外，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因素：壮志未酬。那些认识孙中山的元老们，当年是怀着革命热情追随蒋介石平定天下的，但他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内疚心情。他们原先是致力于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志士，结果却变成了寡头统治的拥护者，保卫起旧制度，其实是保卫起自己的权势来了。但是青年时代的理想有时却依然难以忘怀，他们的心灵因此受到煎熬。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人患着一种不可救yào的心病。他们本来矢志打倒军阀，结果却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军阀的扈从。他们原本矢志建立民主制度，结果却建立了一个使中国古代帝王相形见拙的专制统治。他们曾经许愿要改善“民生”，结果却造成民不聊生，比人们所记得的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差。他们原本一心为中国摆脱列强控制而奋斗，结果却自己也变得依附于列强。

  因此这些人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他们不再有任何信念。其中许多人已不知理想为何物。加上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已经使许多官僚变成了没有灵魂的木头人，只能盲目地服从他们的领袖走向毁灭。还有些人道德沦丧，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些人的倒行逆论，无需过细探究，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位达官的小姐随身带着皮鞭，供抽打黄包车夫用。有个师长把梅dú遗传给了儿子，竟要上海的一位美国医生把儿子弄死。珍珠港事件bào发后，香港的华人争相出逃，一位官太大把她的几条狗塞进飞机座舱，硬挤掉了几个人的机座。某将军在一九四八年夏诱jiān了南京一个小公务员的八岁女儿，使她染上了淋病之后，又对女孩的父亲和邻居进行威胁，扬言如果他们胆敢控告他的话，就要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他们之所以能这样为非作歹，就是靠着有这位独裁者在台上。这种人怎么可能有勇气把他踢开呢?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他们也不可能鼓起多大的勇气来保卫蒋。眼看大势已去，他们的贪婪和恐惧并不一定使他们团结起来，倒往往反而使他们四分五裂。各人都想自找一条活路。

  孙中山夫人在二十年以前就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认为蒋背叛了她丈夫的三民主义，直到最后她始终拒绝同蒋打jiāo道，甚至连guó mín dǎng内部的反对派发起要求媾和的运动时，她也不屑于参加。她的妹妹蒋夫人则逃奔美国，恳求杜鲁门总统拯救她的丈夫。孔祥熙博士既是孔夫子的后裔，又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以及生财有道的大富豪，他一身兼备三者的智慧、干劲和远见。他也来到美国当阔寓公，并回味他过去担任蒋政府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时的盛况。翁文灏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九四八年春应召出任行政院长。他先后四、五次提出辞呈，最后宣告他“不问国事“，居家“吟诗填词”。戴季陶是一位guó mín dǎng“元老”，在香港自杀。陈布雷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有名的秀才，他致书蒋介石，引用古诗说；“油已尽，灯将灭”，随后也自杀了。这是封建主义向中国的专制寡头最后告别时发出的半夜里描头鹰一样的凄厉叫声。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guó mín dǎng的元老们下不了狠心去推翻他们的专制寡头。但他们可以离开他远走高飞。由于上层的人们普通抱着这种态度，无怪乎他们的反蒋活动往往无非就是痛骂几声，挖苦几句和低声诅咒而已。一位部长可以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你等着他再往下说，以为在他面前的是个敢说敢干的革命志士，不想后来他却只是冷冷地一笑了事。

  在政府内部的对立面自由派中间也没有出现过铁杆反对派。马歇尔曾经认为，拯救中国的办法是由政府内部的和少数党的自由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执政。但是这种设想不过是一厢情愿。中国的自由派手无寸铁。而在中国，一个没有qiāng杆子的自由派，就象一条既不会咬人也不会吠叫的看家狗那样毫无用处。问题还在于究竟谁算自由派?根据西方的传统所谓自由派是指尊重别人观点的人。但是，由于有维护专制独裁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人实在少有，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不管是在guó mín dǎng内、共产党内、少数党内或其他地方，统统没有。而且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奋起反蒋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外，根本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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