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8 章

  什么自由派愿意那么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政府内部肯定没有这样的自由派。在统治阶级内部，想要搞掉蒋介石的大胆批评家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只是想“感化“他。在内战期间镇压学生的恐怖浪潮中，有个美国人让一位在政府任职的大学教授来找我，并建议我撰文介绍此人是“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人，是能够拯救中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经过长谈，我才发现这个所谓能够拯救中国的人物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代言人晋见蒋介石，把这位独裁寡头吹捧为“伟人”，最后还吟诵了一首歌颂乔治，华盛顿的诗，言下之意是蒋应当象华盛顿一样争取成为亿万人民祟敬的“国父”。

  自由派想用吟诗填词的办法来感化这个心肠歹dú的中国独裁者。但是即使把那有抑扬格的五音步诗行译成中文，也不可能感召蒋介石进行改革，更不可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权位。当时确实有人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打倒蒋介石，我们就会与他一起完蛋。“那些到外国使馆拜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专院校的白面书生十分醉心于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以避免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但是这种想法不过反映他们无可奈何的心慌从来没有形成为一个具体的yīn谋。中国自由派很有才华，可惜却很软弱。反正他们挺愿意把搞掉蒋介石的光荣任务jiāo给老的guó mín dǎng地方军阀去干，尽管他们一直是十分鄙视这些军阀的。这些地方军阀比较固执，因此也就稍微果断一些。现在他们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guó mín dǎng内部反蒋最坚决的一派。

  我们在本书头几页就已说过，蒋介石发动fǎn gòng内战的时候，早已使所有反对过他的军阀和政界人士几乎都不起作用了。可是说也奇怪，正是由于这些人当时不起作用，才使他们后来又得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东山再起。所以产生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期间guó mín dǎng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特殊变化。在一九三七年和三八年间，日本人把中国政府逐出沿海地区，使蒋介石失去了中国多半的工厂和外贸收益。其结果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内地的封建头子以保住自己的权位。这就使民族工业家和银行家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逐渐削弱，而使“坐轿子”的士绅们权力不断增长，同时也使guó mín dǎng内的封建因素相应增长。在一两年里guó mín dǎng内又掀起了一场派系斗争，争夺的目标是中国内地的唯一真正财富—土地和土地的产物以及在这些产物的基础上兴起来的贸易渠道。

  在政治上，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guó mín dǎng右翼CC系经济实力的相对上升。抗日战争结束时，guó mín dǎng内的买办势力利用自己在政府中占据要津和同美国关系密切的有利条件，接收了沦陷区的大部分敌伪财产，把CC系排挤在一边。因此CC系的人需要继续维护guó mín dǎng的一党专政，以加强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成为主张进行fǎn gòng战争的急先锋。战争使CC系有机会跟在军队的后面去各地成立党部，通过农民银行和jiāo通银行借助于地主士绅组织农村合作社。同时，CC系的人还利用主管党务工作的职权，接管了许多家报刊，用以攻击它在guó mín dǎng内的敌人。除此以外，他们还cāo纵学生掀起反对guó mín dǎng内的敌对派系和内战期间好几任行政院长的风潮。由于这些争斗，guó mín dǎng内的中间势力纷纷被吞并，就象小商人被大托拉斯和垄断组织吞并一样。guó mín dǎng内形成两极日益分化，分为左翼和右翼，有权的和无权的，主张革新的和反对革新的两极。由于官僚势力的压迫，民族银行资本家的力量不断削弱。guó mín dǎng的领导人都亲西方，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美援管理权的斗争。谁的实力最差，谁就被排挤在外。中国社会上无以为生的人数直线上升，同时在guó mín dǎng内部也不断有人因受排挤而无法在党内立足。与此同时，由于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和军事胜利，再加上蒋家官员的劫掠，使满洲、华北和华中的地方豪绅的经济根基遭到破坏。相比之下，蒋的高级官员却贪污腐化，腰缠万贯，guó mín dǎng内的右派势力又进一步增长。这些刚刚倾家dàng产的地方豪绅自然就觉得无法再忍耐了。就象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佃户同地主拼命一样，这些guó mín dǎng的小头头现在也豁出来要同党内的高级领导人拼了。

  一方面是党内独裁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党的下层受到剥夺—这种情况为那些一度失势的guó mín dǎng军阀开创了重登政治舞台的机会。谚云；同病者常相怜。那些老军阀长期被蒋剥夺了权力，现在guó mín dǎng内新的失意政客自然就成了他们的同路人。但是，最高层的反蒋运动还有待于蒋介右在党内的夙敌挂帅。

  蒋在政治上树敌不少。其中三个比较活跃的人物是白崇禧、何应钦和李宗仁。他们都是guó mín dǎng的元老，都是高级将领，而且先后都曾经反对过蒋的独裁统治。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用分隔的办法把他们孤立起来。李宗仁将军被拾得高高的，当上了有名无实的委员长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将军去了美国。白崇禧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职务。把三个人这么一分开采，他们自然就无法纠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三位却比蒋介石棋高一着。李宗仁将军在北平联络了北方将领，同时为博得美国助欢心，摆出一副开明姿态，保护知识分子和学生免受蒋家宪兵的迫害。白崇禧设法混到汉口担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要职。何应钦将军在美国时参加了道德重整运动，头头是道地大谈中国需要民主。

  三位将军之间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盟，在中国俗称“白狐狸联盟“，因为他们三人的姓氏白、何、李同一种有仙术的动物“白狐狸”三个汉字谐音而得名。

  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这些将军第一次有机会向蒋介石一手包揽党政大权的做法提出挑战。国大代表们乖乖地选举了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但是紧接着，从满洲和华北各省来的代表们，其中包括银行家、教育工作者和士绅却拥护李宗仁出来竞选副总统，同蒋介石内定的人选孙科唱对台戏，因为这些人对蒋的官僚们掠夺他们的家乡，对蒋不愿武装当地民众的做法极为反感。这样一来，蒋介石和c

  c系一手把持guó mín dǎng的局面，不言而喻地受到了威胁，他们怕得要死，所以对李施加了沉重的压力，逼他退出竞选。在投票前夕，蒋的秘密警察登门拜访了那些出头露面支持李宗仁竞选的人，劝他们转而支持孙科。他们对代表们说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若不服从就有生命危险。李在这种威胁下退出了竞选。他随即致函国大，对于恐吓代表，不让他们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作法深表愤慨。这一下会场顿时大乱，有些代表异常激动，一反平时谨小慎微的常态，甚至喊出了“打倒大独裁者蒋介石“之类的口号。蒋内定的人选孙科狼狈不堪，也退出了竞选。

  蒋和c系都感到自己做得过份了。他们企图通过东方式的幕后活动来挽回局面。当时人们传说蒋介石想要仿照美国的做法，由他本人指定副总统。后来他终于改变主意，重新召开国大，举行选举，让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

  二十年来，蒋介石对guó mín dǎng的控制，这是第一次受到挑战，他也是第一次这样吃别。但是，尽管guó mín dǎng的队伍当时发生了分裂，蒋还能在首都南京继续控制局势。等到蒋军在徐州兵败如山倒，共军直逼长江边以后就不行了。这时，除了最死硬的顽固分子以外，所有人的情绪都变了。

  当时，要求媾和的压力极为强烈，来自四面八方。上海的商人不愿眼看自己的财产成为中国独裁者垂死挣扎的牺牲品，害怕饥民同败兵合伙打劫，所以就开始同当地守备部队的司令拉关系，收买他们的部队。上海的外侨，特别是美商(不管美国究竞是采取什么政策)也希望别在上海地区打仗，因此就同人们一起愤愤要求蒋辞职。他们要求媾和，即使让共产党控制政府也在所不借。那就是说，必须搞掉蒋介石。

  可是中国的独裁者决不是人们想要他下台就会下台的。非得有人来把他撵下来不可。要把他撵下来可不容易，因为他手里有秘密警察，还有汤恩伯将军的部队为他效忠。汤是蒋的同乡，蒋把他从前线抽回来担任淞沪杭警备总司令。但是，即使是共军尚未占领的地区，蒋也根本不能完全控制。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在他连遭惨败以后，guó mín dǎng恐怕也就只有一百万第一线部队来抵挡共军的进攻了。这些部队几乎全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可能集中起来为南京组织有效的军事防御。当时guó mín dǎng有二、三十万兵力集结在上海以西六百英里的长江中游有中国的芝加哥之称的汉口周围，

  这是最大的一个部队集结。这里的部队有一部分是忠于蒋的，但是却归蒋的宿敌白崇禧将军指挥。

  白及其同伙想要除掉蒋，使guó mín dǎng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他建议蒋下野。蒋回答说，要等外国进行调停的希望完全破灭，他才引退。白一方面等着蒋走这一步，一方面将南京方面在华中的军队全部冻结。他严密控制长江航运，将部队撤出徐州战场，并派他的前任参谋长去香港，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主党派拉关系。

  白崇禧这么干，其他将领也竞相效尤，中国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恕不从命”。这种情况使得蒋更加“左右为难”：他一方面必须争取同共产党停战以取得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对付自己手下拒不听命的将领。蒋本来一直禁止传出和谈消息，现在却大造和谈空气。与此同时，他拼命设法争取外国的支持，以支撑自己摇摇yù坠的门面。

  蒋首先求救于美国。在满洲地区的败局已定后，guó mín dǎng改组派的孙科博土就敦促美国在据说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上建立陆、海军事基地，接管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并派麦克阿瑟将军到中国主持援蒋事宜。改组派是蒋介石在guó mín dǎng内主要依靠的力量。这个主张其实只是当年蒲立特计划的进一步具体化。然而，这种主张竟然出自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之口，确实大大伤害了许多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让蒋介石同裕仁一样屈居麦克阿瑟之下，充当儿皇帝，这种主张也有损于蒋的面子。它成了使蒋政权一蹶不振的一个新因素。

  孙科的呼吁发出不久以后，蒋就派自己的夫人前往美国。上海一家报纸报道说，她倒是有几片“橄被叶”可以奉献给美国领导人；第一是，中国的内河航行权，第二是，把整个台湾让与美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是，扩大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的权力；第四是，完全由美方人员来管理美援。

  孙科博土和蒋夫人提出的这些建议，在美国受到了冷遇，因为美国的决策人看透蒋介石已经实在拿不出什么货色来了。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却使蒋的一些亲信幻想美国还是会干预中国内战，挽救他们个人的权位。

  据说蒋介石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他是否应当引退的问题征求其驻美代表的意见。这些驻外代表大概不敢得罪他，建议他坚持下去，以待美国国会内部情况的变化。但是中国国内的形势却不等人了。共产党一直注意观察guó mín dǎng内的动向，这时毅然决定动手了。

  一九四八年圣诞节，共产党广播了四十三名“战犯”的名单。名单上不单有蒋介石、他的夫人、他的几个姻亲、高级政府官员和驻美外jiāo官，而且还包括为媾和和争权而进行活动的省的军政要员。共产党的这个圣诞节礼物，给了吵成一团的guó mín dǎng领导人当头一棒。白崇禧和湖北省参议会立即向蒋提出实现和平的问题。

  这个穷途末路的老独裁者仍然妄想扭转局面。一九四九年元旦，他广播了自己的“和平文告”。这真是一篇现代战争史上少有的奇文，提出了实质上是为争取喘息时间的一个不战不和的方案。蒋介石侈谈国家的独立完整，却不让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撤离中国国土，也不要求美国归还在华的海军基地。同时，guó mín dǎng政府还着手同苏联订立有关新疆省的一些协定。蒋在文告中要求维护使其政府合法化的法统，并确保他赖以统治中国的军队的“完整xìng”。总而言之，他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根本不现实，共产党是决不可能接受的。

  但是这篇文告说明，guó mín dǎng坚决打到底的决心已经动摇。共产党抓住了这个破绽，猛打猛冲，势如破竹。就在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的当天，共产党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社论标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社论谴责guó mín dǎng“反动派“的“和平yīn谋”，指出美国政府正极力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迫使它“带上温和的色彩，

  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社论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旧中国的统治者。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guó mín dǎng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赂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guó mín dǎng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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