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9.第六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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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炒炒冷饭。
龙应台序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c让我亲吻c让我牵手c让我牵肠挂肚c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c不认识c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
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c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c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c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c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c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
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
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c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c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 ,而不是横暴陰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c“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c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 “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 ,你也要对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一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一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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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炒炒冷饭。
龙应台序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c让我亲吻c让我牵手c让我牵肠挂肚c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c不认识c不沟通的藉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
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c寻找港湾的船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c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c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细地解释?
三c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c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金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
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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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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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c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c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 ,而不是横暴陰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c“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c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 “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 ,你也要对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一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一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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