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xìng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xìng，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bào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bào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luǒ贪yù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bào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xìng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xìng。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jiāo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jiāo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xìng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xìng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xìng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xìng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xìng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xìng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jiāo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zhà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jiāo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而此时的银行却专门采用了一种新的、充满风险的商业模式，可以说，在这种模式下，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整个游戏。银行一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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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xìng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为资本资产支出提供更为有利的税收待遇。这没什么，但是更为重要的两个目标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培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技巧和激发新的风险承担者的持续创业创新精神。
美国国会专注于捍卫针对现有企业的税法的每一个剩余漏洞时，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促进充满活力和创意，还未存在或即将诞生的企业出现呢？这些还未诞生的企业是未来经济的就业、创新和繁荣的基础，但是它们却从未进入华盛顿的政策关注范围。
正如现在已经很明显的现象，我狂热地相信工薪阶层家庭希望能够赶上伟大的金融浪潮。他们希望从劳动力阶层转变成资本拥有者。他们希望在企业资本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并不憎恶其他人的创业成功，只要财富创造和机会的大门仍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决策者们未能了解这些动态，我们可能就会看见一个全新范式的出现。全球的决策者们将会面临如何管理新的嫉妒政治的问题。并且，一旦产生，这些险恶的政治问题就不可能受到控制。这是一场表演的门票，演出中纸牌搭建的房屋会在我们眼前坍塌。
我希望同样清楚的是，美国的政治团体在拒绝克林顿的自由贸易、开放金融市场的议程时，正冒着给全球金融灾难创造条件的风险。首先，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投资者对美国信心的逐渐丧失，接下来是现金和信贷可获得量的萎缩，然后是持续的经济低于增长潜力的停滞时期。减缓的增长将会带来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阶层斗争言论和政策，而这些将会进一步降低整个国际体系对于美国的信任。这也是为何当如今的政客们胆敢在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上持不同立场时，他们应该记住通常大胆也可能是致命的。
尤其是美国正处在其经济历史的关键时刻。今天的政治家经历了25年非同寻常的两党经济成功。他们见证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可能被认为离奇的、近乎纯粹幻想的全球财富创造和贫困减少。然而他们现在正在玩弄贸易保护主义者和阶层斗争政策，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让一个包括里根和克林顿在内的广泛国际联盟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经济成功分崩离析。
尽管如此，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管理全球化政治将是件简单的事。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束了次级抵押贷款制造的混乱后，很可能没有人会是英雄，而不少人是恶棍。事实上，就如我将在最后一章中所展现的，只有那些具有非比寻常的远见和克制力的政治家才能够抵挡关于近几年全球银行部门不负责任甚至愚蠢的行为的政治煽动。的确，银行家们让整个世界经济卷入了严重的麻烦之中。
如今的金融界危机四伏，领导者们必须盱衡时局。起初，领导者们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游戏规则，来缓和当下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他们应该深入探究初露端倪的权益噩梦，制定一项全球战略来应对全球危机。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方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变暖与维持全球贸易体系之间所固有的冲突和紧张局势，并创造一种能够妥善应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风险和机遇的可靠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国际金融的流动xìng，同轻率的贸易保护主义斗争。
但最为严重的恐怕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领导者们必须改革如今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包括信用评级和配置体系。本书以2007~2008年信用危机所造成的金融恐慌开篇，所以我将以探讨这场危机的长期影响来结束全篇。2007年，随着次级抵押贷款还款拖延问题的加剧，金融体系架构使一个本来并不严重的问题演变成了数十年来空前严峻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极大地动摇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使全球数百万计的中低收入家庭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的确，金融市场最终恢复稳定了，然而根本问题却仍潜藏在表象之下，随时可能再次bào发。
我将要讲述的关于次贷危机的故事里没有任何英雄。2007年8月危机初现时，报纸头条就开始抨击无能的银行家们以及他们的表亲永远居于幕后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也纷纷指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认为它在早几年将短期利率定得太低，而且维持时间太长，而金融危机bào发之后，它的反应又太迟缓。所有这些抱怨都只是针对一些枝节问题，反而将注意力从迄今为止对金融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们身上转移开了。在赤luǒ贪yù的驱使下，他们精心编造了一个合乎法律但充满风险的方案来掩盖风险，结果几乎毁掉了整个世界经济。
如果金融全球化遭遇失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和它们的掌舵者将会受到最多的诟病。丑陋的事实摆在眼前，正是他们的行为让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岌岌可危。
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bào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其实并未将事实和盘托出。在正常情况下，当美国次级贷款风险敞口仅仅为2 000亿美元时，在当时总价值为数百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体系下，吸收这点房地产泡沫对于世界金融系统来说绝非难事。在几个月内，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正常。很明显，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状况，应该还有一个更根本xìng的问题危及了金融市场的完整xìng。而“其他状况”就是银行和投资银行建立的一个十分可疑的双重系统，其试图隐藏大量的市场风险，包括抵押贷款风险。
因此，我将要叙述的是一个关于贪婪、伪善和绝顶荒唐的故事。这是那些银行家不愿让你们知道的关于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故事，而这次危机是由未能意识到所发生一切的所有监管失败导致的。
故事起源于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此后，全球的银行神气十足地加紧了对于对冲基金的信用监管（对冲基金通常向银行贷款，通过杠杆将大量基金用于jiāo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银行对于自己的jiāo易平台却采取了一个宽松得多的风险管理标准。毫无疑问，银行风险激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银行模仿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做法，开始了越来越危险的赌局。
对于银行风险，金融体系是有防范措施的。例如著名的巴塞尔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标准，就有硬xìng要求，如果银行想要提高风险等级，那么它必须将更多资本作为抵押，而不能用于投资。巴塞尔标准的提出无异于为维护全球银行系统的整体xìng上了一道政策保险，包括银行储蓄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及民众使用的其他一些金融工具。但是这个国际xìng标准也给银行出了一道棘手的选择题：银行要么选择高风险和高回报，但必须储备更多非投资xìng资金来应对意外事件，要么选择低风险和低收益，但是相对能有更多资本用来投放市场。银行没有接受任何一项选择，而结果也是灾难xìng的。
为了在巴塞尔标准布下的两难僵局中进行迂回战，银行（包括投资银行）建立起一种双重市场。几乎每个大型金融机构都设立了独立于资产负债表之外的金融工具来规避风险。以赫赫有名的花旗银行为例。包括银行监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在内，外界对于这个大牌公司所了解的，都仅仅是可见的、账面上的风险。而外界一无所知的恰恰是花旗所设立的独立于银行母体之外的隐秘的金融工具（通常叫做导管或者结构xìng投资工具）。
严格来说，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所背负的丑陋债务一般不会显现在母公司的账面上。然而，让母公司也大跌眼镜的是，在国际市场jiāo易者们眼里，表外工具和母公司却是一脉相承，声名共享，而这是银行家们始料未及的。规避风险的努力最终铸就了一颗定时zhà弹。
但是为什么银行要设立脱离其管控的工具，还不让母公司作为主要受益者出现在这些次级工具的资产负债表上呢？答案归结为一个词：贪婪。银行和投资银行创造了自己的私有市场一种自动的，合法的，能产生大量利润的“倾卸场”。
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传统做法是，银行借给买房者资金，然后在贷款期限内持有抵押物。该贷款期限内，银行承担抵押风险，然而在全球化的新经济中，银行采用了一个不同的系统来处置风险问题。它将所有贷款集中到一起，并将整笔贷款分成若干份，叫做“利息收益流”。换句话说，如前面所提到的，银行“保护”了贷款，到国际市场上廉价卖清了经过重新包装的单独收益流（现在叫做抵押支持证券）。这些银行同样也鼓励它们旗下的独立金融工具来购买这些抵押支持证券，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评级为次级的抵押贷款。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向其独立的投资工具出售换装后的抵押支持证券而大发横财。
然而事情却自此开始复杂化了。这些独立的投资工具将刚刚买入的抵押支持证券作为抵押物，通过发行商业票据在国际信贷市场上借款。商业票据历来被视为一种相当安全的债务投资形式，作为货币市场基金的安全中枢而被广泛使用。
2007年，国际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国际市场也随即对商业票据失去信心。这使得很多表外工具瞬时深陷财务危机。不久以后，它们的母体银行和投资银行自身也难逃厄运，因为全球jiāo易者们再次将母体银行与独立金融工具同等对待。金融股票崩盘。随着商业融资难度剧增，全球信用体系失灵了。受美国经济影响，工业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在2008年年初也开始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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