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Chase－Dunn）开始与托马斯·霍尔（Thomas D．Hall）合作。克里斯是一个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的部族社会研究扩大到对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一邓思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合作，基于对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邓思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体系”。
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趣（1963）对世界的体系xìng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jiāo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个公寓。马歇尔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dàng了近40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颀且尽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一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五千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xìng。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布罗代尔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作一番深入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的。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Frank 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卢格霍特著作的标题与乔杜里（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欧洲之前的亚娜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五卷护封上的3个广告词的含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一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骄傲的地方应该属于“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谈到，大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至“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就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1995）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初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摇yù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大厅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1978）所讨论的东方学的概念，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 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JM．布劳将。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luǒ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人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皇帝的赤身luǒ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曾经说我依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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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趣（1963）对世界的体系xìng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jiāo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个公寓。马歇尔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dàng了近40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颀且尽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一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五千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xìng。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布罗代尔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作一番深入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的。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Frank 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卢格霍特著作的标题与乔杜里（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欧洲之前的亚娜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五卷护封上的3个广告词的含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一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骄傲的地方应该属于“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谈到，大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至“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就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1995）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初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摇yù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大厅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1978）所讨论的东方学的概念，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 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JM．布劳将。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luǒ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人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皇帝的赤身luǒ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曾经说我依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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