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章
抗习惯xìng思维的少数分子一致认为，欧洲的这些发展并不是多少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欧洲和世界很晚近时期突然发生的转折和偏离所造成的结果。波梅兰茨尤其对生态一经济方面的压力、刺激和可能xìng所起的作用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证明，欧洲从美洲殖民地不仅掠夺金钱，而且还搜刮产品，从而造成了欧洲发展的条件。我当然承认他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更强调欧洲从它与亚洲的关系中获得的好处，而他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丘兴（Chew1997，andforthcoming）也在撰写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经济史，但是他也与波梅兰茨一样，怯于分析世界经济的整体。另外，我比他们更注重约瑟夫·弗莱彻（198，1995）所说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从全球层面把世界经济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第5章）。
本书认为并力求证明，由于人们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结果不仅使我们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而且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切地区xìng、部门xìng和暂时xìng的事物。那些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尝试，只要是以一个局部、尤其是从一个错误的地点作为出发点来认识全球整体的结构和进程，也都难免这种结果。这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因为它们都是以欧洲作为出发点，由此向外窥探。戈登·伍德（1997：51）在（纽约书评》上指出，这种方式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在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中流行的“例外论和……夸大的独特意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即使美国史学界最近“把美国史置于整个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这种“拓宽”了的眼界依然局限于“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不过是“在各个大学逐渐联合开设比较课程”，“更多地发表对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著作”。
本书则要把这种方法颠倒过来，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内部。换言之，本书将从探索我们环绕地球的路线入手，从世界范围的贸易、货币、人口和生产入手。第5章和第6章将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整体主义观念以及一个全球进程（包括欧洲和美洲的进程）分析，由此，我们将在第7章得出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把那种社会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过来！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二章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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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较早时代有组织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反），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只不过更明显罢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重大的变化只是涉及一体化形式的转变，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本身的出现。……世界历史不应被说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通常人们所说的被新兴的普遍主义力量所“渗透”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无论在9世纪和10世纪，还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或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一直有着复杂的联系。……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连续发展中，不是仅有一个中心，甚至不是仅有少数中。心成为影响着一体化的源泉。相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有许多中心。
弗兰克·柏林
1．世界经济的导论
与普遍的怀疑和拒绝态度相反，本书的主题是，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一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哥lún布的航海活动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
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虽然欧洲与美洲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因此强化了它与亚洲的关系，但是欧洲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的和绝对的边缘地位。实际上，欧洲新近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只是稍微扩大了它对世界市场的参与，还谈不上加深这种参与。正如这一章以及后面两章所证实的，至少到1750年，亚洲的生产xìng和商业xìng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
这一章将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分析勾画世界贸易关系和金融流动的环球模式。通过对这些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运作的考察，我将证明，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我之所以重申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击众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这一世界经济的普遍忽视乃至否认。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另外，忽视乃至明确否认近代早期世界市场及其基本劳动分工，依然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更不用说第一章中提到的奥布赖恩那样的反对者。
弗雷德里克·莫罗（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个从1500—1800年以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竞争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洲际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就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个成员。”另外，这个世界市场以及经由这个世界市场的货币流动造成了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工和竞争，从而也建立和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
记录资料表明，在可供选择的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东印度的纺织品与欧洲的纺织品；在气候相同的各个地区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爪哇与孟加拉湾出产的蔗糖，马德拉岛与圣多美岛出产的蔗糖以及巴西与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的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例如分别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印度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所有这些产品都在竞争。……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jiāo易价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选出来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时期内的最好的市场价格晴雨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混同于经济和金融气候本身及其起伏变化，那是世界范围的东西。当然，全球范围的地区内部和之间的竞争xìng、互补xìng和补偿xìng分工远远超出了奇波拉所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勒内·巴lún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的运营：
生产是向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这一点、主要不是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解释…正是比较成本优势把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拉到一起——无论重商主义设置什么限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产品，如靛青、丝绸、蔗糖、珍珠、烟草，甚至稍后的咖啡——这些17世纪后期阿拉伯海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被其他地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产品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全球xìng的产品替代进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对欧洲的转口贸易消失了或者说衰落了。这种情况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被咖啡贸易的兴起所掩盖。但是它造成了海湾地区、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商业的长期萧条。这种转口贸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处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jiāo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xìng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xìng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读解，在此之前，这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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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并力求证明，由于人们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结果不仅使我们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而且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切地区xìng、部门xìng和暂时xìng的事物。那些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尝试，只要是以一个局部、尤其是从一个错误的地点作为出发点来认识全球整体的结构和进程，也都难免这种结果。这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因为它们都是以欧洲作为出发点，由此向外窥探。戈登·伍德（1997：51）在（纽约书评》上指出，这种方式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在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中流行的“例外论和……夸大的独特意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即使美国史学界最近“把美国史置于整个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这种“拓宽”了的眼界依然局限于“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不过是“在各个大学逐渐联合开设比较课程”，“更多地发表对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著作”。
本书则要把这种方法颠倒过来，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内部。换言之，本书将从探索我们环绕地球的路线入手，从世界范围的贸易、货币、人口和生产入手。第5章和第6章将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整体主义观念以及一个全球进程（包括欧洲和美洲的进程）分析，由此，我们将在第7章得出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把那种社会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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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较早时代有组织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反），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只不过更明显罢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重大的变化只是涉及一体化形式的转变，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本身的出现。……世界历史不应被说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通常人们所说的被新兴的普遍主义力量所“渗透”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无论在9世纪和10世纪，还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或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一直有着复杂的联系。……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连续发展中，不是仅有一个中心，甚至不是仅有少数中。心成为影响着一体化的源泉。相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有许多中心。
弗兰克·柏林
1．世界经济的导论
与普遍的怀疑和拒绝态度相反，本书的主题是，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一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哥lún布的航海活动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
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虽然欧洲与美洲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因此强化了它与亚洲的关系，但是欧洲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的和绝对的边缘地位。实际上，欧洲新近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只是稍微扩大了它对世界市场的参与，还谈不上加深这种参与。正如这一章以及后面两章所证实的，至少到1750年，亚洲的生产xìng和商业xìng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
这一章将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分析勾画世界贸易关系和金融流动的环球模式。通过对这些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运作的考察，我将证明，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我之所以重申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击众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这一世界经济的普遍忽视乃至否认。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另外，忽视乃至明确否认近代早期世界市场及其基本劳动分工，依然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更不用说第一章中提到的奥布赖恩那样的反对者。
弗雷德里克·莫罗（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个从1500—1800年以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竞争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洲际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就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个成员。”另外，这个世界市场以及经由这个世界市场的货币流动造成了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工和竞争，从而也建立和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
记录资料表明，在可供选择的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东印度的纺织品与欧洲的纺织品；在气候相同的各个地区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爪哇与孟加拉湾出产的蔗糖，马德拉岛与圣多美岛出产的蔗糖以及巴西与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的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例如分别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印度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所有这些产品都在竞争。……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jiāo易价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选出来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时期内的最好的市场价格晴雨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混同于经济和金融气候本身及其起伏变化，那是世界范围的东西。当然，全球范围的地区内部和之间的竞争xìng、互补xìng和补偿xìng分工远远超出了奇波拉所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勒内·巴lún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的运营：
生产是向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这一点、主要不是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解释…正是比较成本优势把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拉到一起——无论重商主义设置什么限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产品，如靛青、丝绸、蔗糖、珍珠、烟草，甚至稍后的咖啡——这些17世纪后期阿拉伯海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被其他地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产品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全球xìng的产品替代进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对欧洲的转口贸易消失了或者说衰落了。这种情况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被咖啡贸易的兴起所掩盖。但是它造成了海湾地区、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商业的长期萧条。这种转口贸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处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jiāo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xìng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xìng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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