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章
结道：“纵观这一时期，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中亚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输送了种类繁多的物品，而且总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甚至在沙皇（设置各种障碍）以后，他们依然继续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通商。”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jiāo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bào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他尝试了经由里海、乌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线，还试图改变河道和兴建连通江河的运河。他甚至参与了经由马达加斯加的海上冒险。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完成前往印度的倒霉使命，要求他晋见莫卧尔皇帝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使他允许与俄国通商”。正如他派往波斯的使节阿尔捷米·沃林斯基后来所回忆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设想，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波斯。如果我们在波斯进展顺利，而且他的圣体还安然无恙，他会尝试着前往印度，他甚至酝酿着到中国去，这是我有幸亲耳听陛下说的。”（Anisimov1993：263）另外，这位沙皇还派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白令海峡和白令海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寻找俄国远东地区与美洲之间的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寻找亚洲财富的商业政策和帝国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的雄图大略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俄国依然而且还将苦于应付在东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十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本章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睡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贸易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相对的部门生产力和地区竞争力，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欧洲在弥补这种赤字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是日本与其他地方的贸易。这种亚洲内部的“乡土贸易”对于亚洲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欧洲则是关键xìng的，因为欧洲由此获得的利润比欧洲对亚洲贸易的利润更多。
东南亚和西亚也生产一些金银，用于平衡它们的贸易。但是，与欧洲不同，它们也有能力生产其他满足出口需求的商品。东南亚和西亚分别是亚洲核心经济体的东南贸易中转站和西南贸易中转站，因此也都能实现“出口”盈余。中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lún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其次是丝织业，尤其是印度生产最发达地区孟加拉的丝织业。当然，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也依赖于农业、运输和商业的生产力。它们提供了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运输和贸易，进出口的运输和贸易。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回到我们的14世纪的出发点，特别是回到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纪世界体系”，我们会看到一些持续到18世纪的“地区xìng”模式。对于这些地区模式，可以用几种互不排斥的方式来总结。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种流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观念。那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从欧洲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渐扩张，“兼并’了世界上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直到西方最终完全主宰了它们。
这一章里的各个小标题以及许多论述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可能的地区划分方式。我先是提醒读者；任何地区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断的，然后各节的标题分别定为“美洲”、“非洲”、“欧洲”等等。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有关‘世界’经济史的论述都几乎没有超出这三个地区的范围。本章则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只是较小的角色。世界经济也涵盖着亚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出于其他需要，每一个地区也可以用罗盘时刻度加以分割，或者从地理和生态角度划分为核心／边缘、大陆／岛屿、高地／低地、寒带／热带、潮湿地区／干旱地区等等，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划分。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纳入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中国海地区、亚洲腹地等等较大的地区。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区、北中国海／南中国海地区等等。当然，在以往的大多数论述中，大西洋地区受到最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其他地区理应受到相对和绝对更多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较大的地区，而且在每一节里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论述各个地区与其东西方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例如，“印度”一节对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锡兰等地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作了描述，并且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非洲、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世纪的延续。在论述世界经济时，阿布一卢格霍德是在覆盖欧亚大陆的八个相互重叠的椭圆地区中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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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jiāo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诱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bào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水路。他尝试了经由里海、乌滁河和其他河流的路线，还试图改变河道和兴建连通江河的运河。他甚至参与了经由马达加斯加的海上冒险。他派遣了一个使节完成前往印度的倒霉使命，要求他晋见莫卧尔皇帝并且“采取各种手段……使他允许与俄国通商”。正如他派往波斯的使节阿尔捷米·沃林斯基后来所回忆的：“按照皇帝陛下的设想，他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波斯。如果我们在波斯进展顺利，而且他的圣体还安然无恙，他会尝试着前往印度，他甚至酝酿着到中国去，这是我有幸亲耳听陛下说的。”（Anisimov1993：263）另外，这位沙皇还派丹麦航海家维图斯·约纳森·白令（白令海峡和白令海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去寻找俄国远东地区与美洲之间的通道。但是，所有这些寻找亚洲财富的商业政策和帝国政策都不得不等待沙皇在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的雄图大略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在后一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建造了圣彼得堡。时至今日，俄国依然而且还将苦于应付在东方的利益和在西方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冲突。
（十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本章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睡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联结在一起。这些地方反过来发展和保持了频繁而深远的省际、地区间和构成世界体系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商人和贸易活动中，体现在由这些贸易活动而造成的贸易不平衡中。但是，这些贸易活动也反映了在全球劳动分工背景下广泛的地区间和部门间的互补与竞争。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分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人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相对的部门生产力和地区竞争力，体现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向的全球模式中。
在世界经济的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的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欧洲在弥补这种赤字时主要是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尤其是日本与其他地方的贸易。这种亚洲内部的“乡土贸易”对于亚洲是次要的，但是对于欧洲则是关键xìng的，因为欧洲由此获得的利润比欧洲对亚洲贸易的利润更多。
东南亚和西亚也生产一些金银，用于平衡它们的贸易。但是，与欧洲不同，它们也有能力生产其他满足出口需求的商品。东南亚和西亚分别是亚洲核心经济体的东南贸易中转站和西南贸易中转站，因此也都能实现“出口”盈余。中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
在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两个重要地区是印度和中国。这种核心地位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无与lún比的生产力。在印度，这些制造业主要是称雄世界市场的棉纺织业，其次是丝织业，尤其是印度生产最发达地区孟加拉的丝织业。当然，制造业的这种竞争力也依赖于农业、运输和商业的生产力。它们提供了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工人的食品，以及二者的运输和贸易，进出口的运输和贸易。
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银钱以及后来的茶叶。这些出口商品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求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回到我们的14世纪的出发点，特别是回到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提出的“13世纪世界体系”，我们会看到一些持续到18世纪的“地区xìng”模式。对于这些地区模式，可以用几种互不排斥的方式来总结。但是，任何方式都不符合那种流行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观念。那种观念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提从欧洲开始的，只是后来才逐渐扩张，“兼并’了世界上的一个又一个地区，直到西方最终完全主宰了它们。
这一章里的各个小标题以及许多论述都显示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可能的地区划分方式。我先是提醒读者；任何地区的界定都可能是武断的，然后各节的标题分别定为“美洲”、“非洲”、“欧洲”等等。遗憾的是，迄今大多数有关‘世界’经济史的论述都几乎没有超出这三个地区的范围。本章则试图证明，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只是较小的角色。世界经济也涵盖着亚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出于其他需要，每一个地区也可以用罗盘时刻度加以分割，或者从地理和生态角度划分为核心／边缘、大陆／岛屿、高地／低地、寒带／热带、潮湿地区／干旱地区等等，也可以从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加以划分。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纳入大西洋地区、印度洋地区、中国海地区、亚洲腹地等等较大的地区。或者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地区、北中国海／南中国海地区等等。当然，在以往的大多数论述中，大西洋地区受到最多的关注。但是，我认为，其他地区理应受到相对和绝对更多的重视和研究。事实上，这一章关注的就是这些较大的地区，而且在每一节里都用一半甚至更多的篇幅论述各个地区与其东西方邻近地区的经济关系。例如，“印度”一节对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孟加拉、锡兰等地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贸易作了描述，并且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非洲、中亚、西亚、东南亚。东亚的密切经济联系和劳动分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在许多世纪的延续。在论述世界经济时，阿布一卢格霍德是在覆盖欧亚大陆的八个相互重叠的椭圆地区中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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