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章
套利活动作为他们在世界范围的商业jiāo易活动的主要和基本内容之一。当然。他们也用这些贵金属来买卖其他各种商品，也与亚洲人一样在亚洲的世界各地进行这些商品的jiāo易。
铜钱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广泛的通货，但是它逐渐部分地被白银所取代。因此，这里至少有一个三种贵金属并存的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实际上主要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由于白银的世界供给飞速增长以及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的相应下跌，从而使得银本位逐渐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由于主要产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的世界供给迅速增加，也就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但是，金银比价在各地因供求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银和铜的比价也是如此——铜主要用于铸造币值较小的钱币。金银铜三种贵金属以及多种贵金属和商品的套利jiāo换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种套利jiāo换也包括了贝壳、纺织品和其他jiāo换媒介以及贱金属，如铅、锡和铁。
贝壳作为货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许多地方，贝壳与“巴达姆”（badam，一种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众广泛使用，与铜币争夺地盘。在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由于开采铜和铸造铜币的成本比开采白银和铸造银币，甚至比开采黄金和铸造金币的成本还要昂贵，因此当铜短缺时或铸币成本太高时，在最偏远的市场上，贝壳就取代了铜币。但是，当非洲奴隶贸易（后来是棕榈油贸易）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贝壳，流向印度的贝壳就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小额jiāo易中，铜币重新取代了贝壳。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jiāo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买一船奴隶的便宜事了”。再有，一个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说，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00磅贝壳上涨到136磅，从12支qiāng上涨到16支qiāng，从5包巴西烟草上涨到7包，从25匹亚麻布上涨到36匹，从一桶（约40升）法国白兰地上涨到一桶半，从15磅火yào上涨到150磅。不仅贝壳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兰地和火yào的相对价格显然膨胀得最快！
在奴隶贸易最高潮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柏林还指出，货币不过是另一种商品，但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不，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1：341）说：“‘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地区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这些“市场”就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联系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cāo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xìng。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许多人已经论证了这一观点中的宏观供给方面。他们强调，生产和（或）出口货币，乃是为了弥补贸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则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中的宏观需求方面，认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润滑着生产和贸易的运转机制，而不仅是“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与之相辅相成的微观供求论证是，个人生产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产者和贸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润追求而必须在全世界的宏观供求货币化或润滑过程中各尽其责。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尔德兹的著作（199。）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用林也认为：“一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架构包容了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它确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xìng，因而也更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范围，因为一种充分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现象”（Perlin1994：95）。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不断大量地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机制。
(2)在全球大赌场中的jiāo易和赌博
西属美洲和日本是贵金属的主要出口地。欧洲、奥斯曼帝国、波斯和印度也是出口地，但是它们基本上（而不是全部）出口它们进口得来的资金属。
非洲和东南亚生产和出口黄金。中国生产的铜钱主要用于国内，但也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中国也生产和向日本等地出口黄金。自17世纪中期，日本大概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出口国。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日常小额jiāo易主要使用铜钱。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对这种货币生意投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精力”和注意力。因为这种生意往往比其他生意更有利可图。生产和出口作为货币的白银、黄金、铜和锡等的主要地区和一些次要地区，彼此之间进行套利jiāo换。表3．1对这些地区作了归纳。
由此可见，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实际上，世界经济当时是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当然黄金和铜乃至锡和贝壳也可以互相兑换。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的白银来支撑它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但说到底，这些通货体系是由美洲以及日本矿山的巨大而低廉的产出来维系的。
与以前一千年以来的情况一样，黄金主要从东向西通过中亚流向南亚，而这与白银从西向东的流向正好相反。在印度次大陆，黄金流向南方，白银流向北方。二者不仅彼此兑换，而且也用于换取其他商品，当然也换取当地的、尤其是外来进口的钱币以及其他形式的通货。这种套利活动不仅是威尼斯人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大生意，而且是奥斯曼人、波斯人、次大陆各地的印度人、东南亚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大生意。人们生产出贵金属和铸币，然后往往再绕半个地球长距离地运送它们。这些金属有时是被一次xìng运送，但更经常的是经过一系列环节来转运。贵金属以及一些贱金属的锭块和铸币也与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从而产生利润。利润又转化为或投入到其他商品中，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通货、工资、奴隶和其他“形式”的劳动。
特帕斯科（1983）描述了白银的连锁运动：
由于在卡斯蒂利亚购买了制造品，白银就从西班牙流向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也西班牙比索从英国、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港口装船，经过波罗的海或摩尔曼斯克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国，用于购买皮毛。在俄国…（白银）顶着东南方向，沿伏尔加河，经过里海到波斯，善从波斯或从陆上或从海上到亚洲。西属美洲的白银也从西班牙流经地中海，再向东从陆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糊。印度获得白银的途径有三条，或者通过自苏伊士出发、经红海、下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或者通过从地中海东端出发、在陆地上经过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后下印度洋的路线，或者直接从欧洲出发走达伽马发现的统好望角的航海路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也使用后一种方式把西属美洲的财宝直接运到亚洲各个港口来换取亚洲产品。美洲白银抵达东方的最后一种，也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途径是，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太平洋路线。
17世纪初，西属美洲的白银开始或者经过西亚或者绕好望角抵达印度。莫卧尔帝国是用白银来管理和维持其财政的。它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严重地依赖从外国流入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追根溯源是出自美洲，经过欧洲和黎凡特，再沿着波斯湾或红海路线抵达印度。也有一些产自奥斯曼帝国领地或萨菲王朝统治的波斯。大部分白银不是从绕好望角的海上路线运来的，而是由从埃及、黎凡特、土耳其和俄国出发的商队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运来的。在当时印度最重要的港口苏拉特，大贸易公司（它们绝不是唯一的供应者）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白银的一半。其中不少于3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大部分是经由红海、波斯湾和陆地（包括从俄国）运来的。1643年一1644年，一半以上的白银是经由红海与波斯湾运来的。另外有20％是从日本经由台湾而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用白银换取黄金。白银也从中亚流人旁遮普，也可能从西藏、四川、云南和缅甸流入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从印度以东地区用白银购买黄金。黄金也从西亚、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东南亚流向印度，尤其流向次大陆的南方。然而，印度仅仅是世界白银的第二大“秘窖”，因为印度必须再向东出口一些白银，尤其是把它们再转给中国。
第2章论证了白银从印度向东南亚和中国的转运。但是，约翰·理查兹认为，向东运送的莫卧尔银币很快就以增值的东南亚黄金作为回报。具体地说，按照理查兹的观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菲波斯帝国不同，莫卧尔帝国能够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它的进口，因此它无须有货币的净出口。相反，倒是有货币的净进口来增加它自身的供给。
从1640年到1700年，由于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洲际和亚洲内部的贸易和货币运输，欧洲人的份额从一半减少到1／50。但是，1715年，在“银荒”本来就很严重的时候，一支运载金银的西班牙船队遭遇加勒比飓风而覆没，于是，“经济冲击波从各个方面震撼着印度”。有关1640年前后严重的“银荒”的各种解释和证据，将在第5章进行考察。
（3）数字游戏
货币的世界存量和流动及其扩展变化，是自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汉密尔顿勋爵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此作了许多估算和修正，将来可能还会不断地重新估算。我们在这里木可能对这些估算加以评述，更不可能再作新的估算。幸好，我们无须做这些工作就可以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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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日常使用的最主要、最广泛的通货，但是它逐渐部分地被白银所取代。因此，这里至少有一个三种贵金属并存的世界市场，但这个世界市场实际上主要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更确切地说，由于白银的世界供给飞速增长以及白银相对于黄金和铜（以及其他货币商品）的价格的相应下跌，从而使得银本位逐渐地在世界市场经济中得以确立。
由于主要产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的世界供给迅速增加，也就导致了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下跌。但是，金银比价在各地因供求关系不同而各不相同。银和铜的比价也是如此——铜主要用于铸造币值较小的钱币。金银铜三种贵金属以及多种贵金属和商品的套利jiāo换扩展到全世界各地。这种套利jiāo换也包括了贝壳、纺织品和其他jiāo换媒介以及贱金属，如铅、锡和铁。
贝壳作为货币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中有很大的需求。在印度许多地方，贝壳与“巴达姆”（badam，一种不能吃的波斯硬果）也被民众广泛使用，与铜币争夺地盘。在印度和中国的许多地方，由于开采铜和铸造铜币的成本比开采白银和铸造银币，甚至比开采黄金和铸造金币的成本还要昂贵，因此当铜短缺时或铸币成本太高时，在最偏远的市场上，贝壳就取代了铜币。但是，当非洲奴隶贸易（后来是棕榈油贸易）扩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贝壳，流向印度的贝壳就越来越少了。在一些小额jiāo易中，铜币重新取代了贝壳。
实际上，本书中的一些问题也与“低贱”的贝壳相关。西非早就使用贝壳，伊本·巴图塔曾报道它们在14世纪与黄金的jiāo换价值。到17世纪，它们兑换黄金的价值下跌了；可能是由于它们的供给增加得太快，超过了黄金的供给。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把大量的贝壳运到西非。贝壳的兴衰与奴隶贸易的兴衰是同步的。贝壳的生产中心在马尔代夫，印度人和英国人在那里进行买卖。贝壳从马尔代夫运出有两条路线。一是运到孟加拉，一是运到锡兰，然后被当作压舱物分别装上欧洲商船，主要运往英国与荷兰。它们再从英国与荷兰转运到西非和西南非洲，用于购买奴隶。1732年，约翰·巴多门ohnBardot）就指出：
每英担贝壳的价格忽高忽低，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欧洲的几个商业民族……把货物运到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去购买奴隶或其他非洲产品，……也相应地取决于去几内亚的欧洲冒险家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贝壳，以及当时在英国或荷兰恰好有多少贝壳。
因此，贝壳的价格不仅反映了欧洲和非洲的供求变化，也反映了最初在出产地马尔代夫岛屿以及在南亚和东亚“消费”地区的供求变化。
另外一个18世纪的观察家抱怨说：“原先用120英担贝壳就能买到一船五六百黑人；但是这种暴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绝不会有用少于12或14英担购买一船奴隶的便宜事了”。再有，一个在西非的商人抱怨说，购买一个奴隶的价格从100磅贝壳上涨到136磅，从12支qiāng上涨到16支qiāng，从5包巴西烟草上涨到7包，从25匹亚麻布上涨到36匹，从一桶（约40升）法国白兰地上涨到一桶半，从15磅火yào上涨到150磅。不仅贝壳出现通货膨胀，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白兰地和火yào的相对价格显然膨胀得最快！
在奴隶贸易最高潮的18世纪，有记录的进口贝壳达到2，600万磅或者说100亿个，平均每10年为200万到300万磅，实际上是100万到500万磅不等（HagendornandJohnson1986：58－62）。因此，正如滚林（1993：143）指出的，甚至低贱的贝壳也与印度洋和大西洋以及邻近的地区和民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和事件密切相关。因为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市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着价格。这些有差异的和波动的世界价格甚至是用贝壳，或者是在贝壳与金属通货（其中最重要的是铜钱）或其他通货之间，或者是在货币与其他商品之间来换算和“平衡”的。
柏林还指出，货币不过是另一种商品，但它的支出仅仅是为了抵消贸易赤字。不，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的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1：341）说：“‘世界市场’实际上是分散在全球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重叠的地区市场”，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这些“市场”就是相互重叠和相互联系的。
但是，这种货币是为什么和如何推动世界旋转的？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确是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这种货币，以至于推动了它的价格上扬，而且在亚洲、尤其在中国，人们要保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货币？原因在于，个人、公司和政府能够用货币来购买其他商品，包括资金属，如黄金和白银。无论在个人和商号的微观层次上，还是在地方、地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cāo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概莫能外。也就是说，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当然，无论在哪里，更多的需求只会刺激更多的供给。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生产能力或者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xìng。
本书的观点是，这种扩张是可能的，而且确实发生了，尤其在亚洲许多地方。否则，亚洲人就不可能对外国和本地货币产生更多的需求，不可能通过提供商品以及其他货币来购买更多的外国和本地货币。如果商品供给不能扩张，那么商品需求的扩大就会通过所谓的通货膨胀而使现有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不会有进口原产地新货币的额外需求！也就是说，新的银、铜货币，乃至以这种货币为依托的补充信贷，使得世界经济、地区经济、“民族”经济和许多地方经济中的生产，即统一的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部分的生产越来越货币化，从而也刺激了这些生产。
许多人已经论证了这一观点中的宏观供给方面。他们强调，生产和（或）出口货币，乃是为了弥补贸易平衡中的赤字。伯杯（1993，1994）以及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则特别强调这一观点中的宏观需求方面，认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润滑着生产和贸易的运转机制，而不仅是“在美洲挖出来，又埋在亚洲”。与之相辅相成的微观供求论证是，个人生产者和公司乃至公共生产者和贸易者都因各自的利润追求而必须在全世界的宏观供求货币化或润滑过程中各尽其责。柏林的著作（198），柏林和吉拉尔德兹的著作（199。）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用林也认为：“一种以需求为中心的架构包容了供给问题；也就是说，它确立了一个更广泛、更有包容xìng，因而也更复杂的经验现象的范围，因为一种充分的解释必须考虑所有这些经验现象”（Perlin1994：95）。
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在这里支撑着我的主要论点：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它有自己的结构和动力。在1400－1800年的全球发展中，货币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这个全球大赌场中，货币周游世界各地，推动着世界转动，它不断大量地供应着血液，润滑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运转机制。
(2)在全球大赌场中的jiāo易和赌博
西属美洲和日本是贵金属的主要出口地。欧洲、奥斯曼帝国、波斯和印度也是出口地，但是它们基本上（而不是全部）出口它们进口得来的资金属。
非洲和东南亚生产和出口黄金。中国生产的铜钱主要用于国内，但也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中国也生产和向日本等地出口黄金。自17世纪中期，日本大概是世界上主要的铜出口国。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日常小额jiāo易主要使用铜钱。亚洲人与欧洲人一样对这种货币生意投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等方面的“精力”和注意力。因为这种生意往往比其他生意更有利可图。生产和出口作为货币的白银、黄金、铜和锡等的主要地区和一些次要地区，彼此之间进行套利jiāo换。表3．1对这些地区作了归纳。
由此可见，白银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是西属美洲和日本；黄金的主要生产者是非洲、西属美洲和东南亚。实际上，世界经济当时是建立在银本位基础上的，当然黄金和铜乃至锡和贝壳也可以互相兑换。奥斯曼帝国、明代中国和印度都用大量的白银来支撑它们各自的通货体系，但说到底，这些通货体系是由美洲以及日本矿山的巨大而低廉的产出来维系的。
与以前一千年以来的情况一样，黄金主要从东向西通过中亚流向南亚，而这与白银从西向东的流向正好相反。在印度次大陆，黄金流向南方，白银流向北方。二者不仅彼此兑换，而且也用于换取其他商品，当然也换取当地的、尤其是外来进口的钱币以及其他形式的通货。这种套利活动不仅是威尼斯人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大生意，而且是奥斯曼人、波斯人、次大陆各地的印度人、东南亚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大生意。人们生产出贵金属和铸币，然后往往再绕半个地球长距离地运送它们。这些金属有时是被一次xìng运送，但更经常的是经过一系列环节来转运。贵金属以及一些贱金属的锭块和铸币也与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从而产生利润。利润又转化为或投入到其他商品中，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的通货、工资、奴隶和其他“形式”的劳动。
特帕斯科（1983）描述了白银的连锁运动：
由于在卡斯蒂利亚购买了制造品，白银就从西班牙流向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也西班牙比索从英国、法国、比利时与荷兰港口装船，经过波罗的海或摩尔曼斯克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国，用于购买皮毛。在俄国…（白银）顶着东南方向，沿伏尔加河，经过里海到波斯，善从波斯或从陆上或从海上到亚洲。西属美洲的白银也从西班牙流经地中海，再向东从陆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糊。印度获得白银的途径有三条，或者通过自苏伊士出发、经红海、下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或者通过从地中海东端出发、在陆地上经过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后下印度洋的路线，或者直接从欧洲出发走达伽马发现的统好望角的航海路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也使用后一种方式把西属美洲的财宝直接运到亚洲各个港口来换取亚洲产品。美洲白银抵达东方的最后一种，也是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途径是，从阿卡普尔科到马尼拉的太平洋路线。
17世纪初，西属美洲的白银开始或者经过西亚或者绕好望角抵达印度。莫卧尔帝国是用白银来管理和维持其财政的。它的货币铸造和流通严重地依赖从外国流入的白银。其中大部分追根溯源是出自美洲，经过欧洲和黎凡特，再沿着波斯湾或红海路线抵达印度。也有一些产自奥斯曼帝国领地或萨菲王朝统治的波斯。大部分白银不是从绕好望角的海上路线运来的，而是由从埃及、黎凡特、土耳其和俄国出发的商队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运来的。在当时印度最重要的港口苏拉特，大贸易公司（它们绝不是唯一的供应者）提供了来自西方的白银的一半。其中不少于30％是绕好望角运来的，大部分是经由红海、波斯湾和陆地（包括从俄国）运来的。1643年一1644年，一半以上的白银是经由红海与波斯湾运来的。另外有20％是从日本经由台湾而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用白银换取黄金。白银也从中亚流人旁遮普，也可能从西藏、四川、云南和缅甸流入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从印度以东地区用白银购买黄金。黄金也从西亚、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尤其是东南亚流向印度，尤其流向次大陆的南方。然而，印度仅仅是世界白银的第二大“秘窖”，因为印度必须再向东出口一些白银，尤其是把它们再转给中国。
第2章论证了白银从印度向东南亚和中国的转运。但是，约翰·理查兹认为，向东运送的莫卧尔银币很快就以增值的东南亚黄金作为回报。具体地说，按照理查兹的观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菲波斯帝国不同，莫卧尔帝国能够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它的进口，因此它无须有货币的净出口。相反，倒是有货币的净进口来增加它自身的供给。
从1640年到1700年，由于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洲际和亚洲内部的贸易和货币运输，欧洲人的份额从一半减少到1／50。但是，1715年，在“银荒”本来就很严重的时候，一支运载金银的西班牙船队遭遇加勒比飓风而覆没，于是，“经济冲击波从各个方面震撼着印度”。有关1640年前后严重的“银荒”的各种解释和证据，将在第5章进行考察。
（3）数字游戏
货币的世界存量和流动及其扩展变化，是自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汉密尔顿勋爵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对此作了许多估算和修正，将来可能还会不断地重新估算。我们在这里木可能对这些估算加以评述，更不可能再作新的估算。幸好，我们无须做这些工作就可以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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