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章
正如巴雷特指出的，美洲之外也生产了大约30％的黄金。与1500年的以前几个世纪一样，大宗的黄金出自非虬主要出自西非。非洲在16世纪大约出口了50吨黄金，在17世纪出口了近100吨黄金，几乎平均每年亚吨。
18世纪，这种黄金出口下降到60吨，到该世纪末就不再出口了（Barrett1983：247；Curtin1983：240，250）。
其余的黄金供给来自努比亚。努比亚的黄金经埃及出口到君主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或者经埃塞俄比亚出口到埃及、红海和印度。津巴布韦在一千年间一直是世界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产量在15世纪达到1吨的顶峰。奥斯曼帝国也出产黄金，并接受来自巴尔干、鲁梅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乌拉尔山的黄金（但白银的数量更多）。东南亚各地也生产和出口黄金，如云南、缅甸、马来亚、泰国、占婆（越南）以及一些岛屿，尤其是苏门答腊。东南亚的黄金有一部分向北流到东亚，一部分向西流到南亚。中国也生产黄金，在1400年一1800年期间的许多时候出口黄金换取白银。
信贷
金属通货既通用又稀缺，这就刺激了“信贷前所未有的扩展：借贷、抵押、债券、信用证、银票以及可转让证券，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代替了贵金属”（Parker1974：531）。但是，与其他时空中的情况一样，信贷的规模也是随着作为其后盾的金属通货与金银的盈缺而扩大和紧缩。政治家尤其希望用信贷和纸币来取代短缺的硬通货。但是，这种短缺也使得或允许放贷人提高放贷利率，因而也限制了信贷的实际数量。当时与今天一样，人们通常用硬通货（金属货币）来谋取纸币和贷款。
但是，金银主要是用来做公司借贷的担保：所有的公司以州印度国家的贸易都建立在印度银行家的信誉上。如果“印度公司”没有收到金银，它的本来不稳的信誉就会崩溃，人们就不能做任何买卖。……为了获得贷款和承兑他们的汇票，商人就必须从国外汇来金银。金银不仅被用来做印度境内票据业务的担保，而且也是印度与中东之间票据业务的担保。常常可以见到，商人从喀拉拉和古吉拉特开出在穆哈和亚丁结算的汇票，从苏拉特开出在班德孔结算的汇票——班德孔是波斯湾的主要金融中。但是，这种票据业务依赖于中东稳定的硬币来源。
当金银缺乏时，就会妨碍着古吉拉特土地税的征集滩村的借贷利率就会上涨，从苏拉特开出的用于在布尔汉布尔或阿赫迈达巴德支取土地税的汇票的贴现率也会提高。因为土地税和贵族的‘封地’收入也基本上是通过票据汇寄的。（Barendse1997：chap．6）
如果说我们很难作出或得到有关金属货币的可靠估算，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绝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信贷是如何润滑着商业、投资和生产的运转的——实际上它们本身就以各种形式产生信贷。但是，信贷肯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直接的资料极其罕见，但是有关正400年一1800年这一时期的情况，至少可以在第二手文献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1740年一1745年，在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抵偿进口而付出的出口支付中，汇票占大约20％（商品和资金属占80％）（Steensgaard1990c：14）。许多汇票，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结算。这些公司本身也在亚洲金融市场上大量借债，以此来筹措他们出口商品所需的资金。在亚洲，靛育种植者或咖啡商获得的贷款通常长达12个月，纺织品进货贷款通常为三四个月.第4章在考察市场和金融机制时将进一步讨论信贷的作用。
2．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总之，他们是像寓言中所说那样把金钱囤积起来，还是把它花掉，如果是花掉，那么花在什么上？
(1)囤积说
对于从小受从大卫·休漠和亚当·斯密到今天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西方传统熏陶的读者来说，有必要重新考察这样一种说法：“在西方挖出钱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金德尔伯格在《消费者和囤积者》一书中写道：“这就使我们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传统观念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囤积现象反映了金融技术的欠缺，另一些人则认为印度人和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大量地使用贵金属，H者孰是孰非？”（Kindleberger1989：3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德尔伯格考察了许多不同的资料。有些资料显示，欧洲也有一些囤积现象。还有许多资料显示，亚洲也有大量的“消费”现象。然而，尽管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金德尔伯格还是不愿意放弃传统说法：
鉴于（印度川这种对黄金的迷恋，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乔杜里、确林和理查兹——的观点：印度没有囤积黄金的强烈偏好，却需要进口白银来当作货币使用…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的论点：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我倒是觉得很难接受金德尔伯格的怀疑立场，因为这种立场的一部分依据在于，他认为，印度从来不把黄金当作货币使用。而这种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印度南部。再有，虽然是说铜钱，但是，这种货币具有“一种惊人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在铸造出来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就从该帝国的边远省份进入心脏地区。这是莫卧尔体制的一个惊人特征”，而这也与“认为普通钱币只是在周边地区流通的习惯想法”相抵待（Richardz1987：6—7）
金德尔伯格还认为：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白银到了中国就止步了。…即使这些（有关黄金在中国主要不作为货币使用的）资料被认带有道听途说、奇闻轶事的色彩，但是根据这些资料也很难赞同专家们的结论；中国贪求白银主要是由于货币化的程度很高，说中国比其他国家囤积更多的白银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货币化的程度很高，尤其在税收方面…
尽管金德尔伯格这位金融史专家竭力维护囤积论的陈年老调（包括援引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报刊上的许多奇闻轶事），但是，他既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也举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主张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的专家”。
或许更惊人的是，沃勒斯坦（1980：108－9）近年也对囤积论老调作出呼应。他不仅写道：“进入亚洲（和俄国）的硬币和金银基本上用于‘囤积和首饰’，在很长时间里，‘贸易的平衡’（如果不把白银当作商品看待的话）始终是入超，基本上是互惠的。”（用单引号括起来的文字出自1963年的一部著作。）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接下来写道：“这两个事实恰恰表明，东印度群岛始终处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之外。……（这就是）某个世界体系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贸易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贸易的区别。”我是在双重意义上用“惊人’这个词。首先，沃勒斯坦的引文本身就足以提醒我们注意他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和理论的局限xìng。正如我早已用冗长的篇幅所论证的（Frank1994，1995），这种局限xìng使他和另一些人不能考虑真实的世界。奥姆·普拉卡什（1995：8－9）也指出：沃勒斯坦认为，白银涌入欧洲有利于投资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但是白银涌入亚洲只不过是为贵族服务，起装饰作用；沃勒斯坦的这种说法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
另外还令人吃惊的是，沃勒斯坦的欧洲眼罩看来使他无视和曲解史料，因为那些史料会摧毁他的理论的基础。与沃勒斯坦的解释相反，世界范围的货币向亚洲和俄国的流动恰恰表明，亚洲和俄国与欧洲和美洲一样，是同一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2）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铜的注入，造成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甚至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满足了新的货币需求。这件‘拉动”因素推动了中国、印度、东南亚和西亚（包括波斯）的工业发展。乔杜里指出：
亚洲两大帝国的经济受益于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银的大量涌入……仅仅是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一个标志。纺织品的出口把印度沿海省份变成重要工业区，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金银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购买出口商品的支付手段。（Chaudhuri1978：462）
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一PT。它的意思是，货币（Money）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jiāo易量（Transactic）。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jiāo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作“价格革命”。人们一直在争论，新增的货币量是否真的像汉密尔顿所计算的那么多，是否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和jiāo易量究竟增加了多少，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了多大作用，总之，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杰克·戈德斯通（1991a，b）考察了许多人的观点，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断：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
这场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亚洲，首先是因为一部分美洲货币又离开了欧洲，其次是因为这部分货币进入亚洲并因此而增加了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所以问题就变成新的美洲货币和（或）人口增长是否也造成了亚洲的通货膨胀。
新增的货币对印度物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阿齐扎·哈桑（1994）认为，白银进口确实导致了通货膨胀。按照她的估算，从1592年到1639年，当白银大量涌入时，流通领域的白银增加了两倍。她的推论是，由于生产不可能跟上这种速度，物价肯定会上涨。她在考察了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后，得出结论：虽然“我们几乎找不到大众消费品价格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确实发生了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哈比布等人至少部分地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布lún宁（198）对这种说法，即17世纪的印度也与早些时候的欧洲一样遇到了“价格革命”，提出挑战。他认为，虽然在17世纪20年代、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都有过短暂的价格上涨，但是从总体上看，物价在其他时期一直相当稳定，在整个17世纪，物价仅有很小的涨幅。实际上，在该世纪中期的物价上涨之后，在1670年白银进口开始加快以后，物价是稳定的。布lún宁（1983：493）提出：“本地的强劲发展影响了区域的货币历史”，但是他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然而，甚至哈比布也不愿讨论“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如果发生了，原因何在”：
要想澄清17世纪的白银‘膨胀”对莫卧尔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支付行为是用何种铸币在何时进行的。连带的问题是，大量白银流入这个国家是否不仅扩充了原有的存量，而且还引起了与这种存量增加大体相当的价格水平的上涨（或白银的贬值）。
哈比布本人倾向于另外的解释。用白银衡量，物价并没有随着白银供应的增加而上涨，用更常用的铜币衡量，物价和工资根本没有上涨。随着白银变得越来越多，它相对于铜的价值下降了，在17世纪逐渐取代了铜，成为jiāo换媒介。再者，由于铜被用来制造铜pào，对铜的需求增加了。另外，哈比布强调，白银的流入也使它与黄金的比价下跌了。卢比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和黄金确实下跌了，相对于铜的价值先是上升，后来也下跌了。‘农产品价格与白银价格的早期趋势显然是一致的”（Habib1963a：89）。
这种论证和分析进一步动摇了印度曾发生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物价更多地反映了白银作为一种商品（用黄金和铜的通货来衡量的商品）的贬值，而不是反映了所有商品的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上涨。因此，普拉卡什（1995：13）指出：“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成果……一致否定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可能xìng。”勒内·巴lún德斯（1997）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印度没有出现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或工资上涨。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1994）对贵金属价格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考察了以往的论著和资料，尤其是有关孟加拉、苏拉特、默苏利柏德姆和阿格拉等地的论著和资料。他也得出结论说：
总的来看，印度的资料显示，物价上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价格革命的论断还不能得到证实。……经验资料不能支持这种假设。……实际上……有一种下降趋势。
另外，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考察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类似争论，并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的结论吸收了戈德斯通（1991a）的观点：人口增长推动物价上涨。戈德斯通在另一篇文章中（1991b）也认为，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纪中期外，中国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他还怀疑，由于欧洲存在着用银制器皿夸富的消费，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银被囤积，至少是被封存起来。当然，他也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人口增长。（我们在第5章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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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这种黄金出口下降到60吨，到该世纪末就不再出口了（Barrett1983：247；Curtin1983：240，250）。
其余的黄金供给来自努比亚。努比亚的黄金经埃及出口到君主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或者经埃塞俄比亚出口到埃及、红海和印度。津巴布韦在一千年间一直是世界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产量在15世纪达到1吨的顶峰。奥斯曼帝国也出产黄金，并接受来自巴尔干、鲁梅利亚、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乌拉尔山的黄金（但白银的数量更多）。东南亚各地也生产和出口黄金，如云南、缅甸、马来亚、泰国、占婆（越南）以及一些岛屿，尤其是苏门答腊。东南亚的黄金有一部分向北流到东亚，一部分向西流到南亚。中国也生产黄金，在1400年一1800年期间的许多时候出口黄金换取白银。
信贷
金属通货既通用又稀缺，这就刺激了“信贷前所未有的扩展：借贷、抵押、债券、信用证、银票以及可转让证券，这一切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代替了贵金属”（Parker1974：531）。但是，与其他时空中的情况一样，信贷的规模也是随着作为其后盾的金属通货与金银的盈缺而扩大和紧缩。政治家尤其希望用信贷和纸币来取代短缺的硬通货。但是，这种短缺也使得或允许放贷人提高放贷利率，因而也限制了信贷的实际数量。当时与今天一样，人们通常用硬通货（金属货币）来谋取纸币和贷款。
但是，金银主要是用来做公司借贷的担保：所有的公司以州印度国家的贸易都建立在印度银行家的信誉上。如果“印度公司”没有收到金银，它的本来不稳的信誉就会崩溃，人们就不能做任何买卖。……为了获得贷款和承兑他们的汇票，商人就必须从国外汇来金银。金银不仅被用来做印度境内票据业务的担保，而且也是印度与中东之间票据业务的担保。常常可以见到，商人从喀拉拉和古吉拉特开出在穆哈和亚丁结算的汇票，从苏拉特开出在班德孔结算的汇票——班德孔是波斯湾的主要金融中。但是，这种票据业务依赖于中东稳定的硬币来源。
当金银缺乏时，就会妨碍着古吉拉特土地税的征集滩村的借贷利率就会上涨，从苏拉特开出的用于在布尔汉布尔或阿赫迈达巴德支取土地税的汇票的贴现率也会提高。因为土地税和贵族的‘封地’收入也基本上是通过票据汇寄的。（Barendse1997：chap．6）
如果说我们很难作出或得到有关金属货币的可靠估算，那么甚至可以说，我们绝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信贷是如何润滑着商业、投资和生产的运转的——实际上它们本身就以各种形式产生信贷。但是，信贷肯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直接的资料极其罕见，但是有关正400年一1800年这一时期的情况，至少可以在第二手文献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1740年一1745年，在英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抵偿进口而付出的出口支付中，汇票占大约20％（商品和资金属占80％）（Steensgaard1990c：14）。许多汇票，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汇票，是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结算。这些公司本身也在亚洲金融市场上大量借债，以此来筹措他们出口商品所需的资金。在亚洲，靛育种植者或咖啡商获得的贷款通常长达12个月，纺织品进货贷款通常为三四个月.第4章在考察市场和金融机制时将进一步讨论信贷的作用。
2．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总之，他们是像寓言中所说那样把金钱囤积起来，还是把它花掉，如果是花掉，那么花在什么上？
(1)囤积说
对于从小受从大卫·休漠和亚当·斯密到今天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西方传统熏陶的读者来说，有必要重新考察这样一种说法：“在西方挖出钱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金德尔伯格在《消费者和囤积者》一书中写道：“这就使我们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传统观念认为，印度和中国的囤积现象反映了金融技术的欠缺，另一些人则认为印度人和中国人像欧洲人一样大量地使用贵金属，H者孰是孰非？”（Kindleberger1989：3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德尔伯格考察了许多不同的资料。有些资料显示，欧洲也有一些囤积现象。还有许多资料显示，亚洲也有大量的“消费”现象。然而，尽管分析的结果是相反的，金德尔伯格还是不愿意放弃传统说法：
鉴于（印度川这种对黄金的迷恋，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乔杜里、确林和理查兹——的观点：印度没有囤积黄金的强烈偏好，却需要进口白银来当作货币使用…我们很难接受专家们的论点：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
我倒是觉得很难接受金德尔伯格的怀疑立场，因为这种立场的一部分依据在于，他认为，印度从来不把黄金当作货币使用。而这种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印度南部。再有，虽然是说铜钱，但是，这种货币具有“一种惊人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在铸造出来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就从该帝国的边远省份进入心脏地区。这是莫卧尔体制的一个惊人特征”，而这也与“认为普通钱币只是在周边地区流通的习惯想法”相抵待（Richardz1987：6—7）
金德尔伯格还认为：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白银到了中国就止步了。…即使这些（有关黄金在中国主要不作为货币使用的）资料被认带有道听途说、奇闻轶事的色彩，但是根据这些资料也很难赞同专家们的结论；中国贪求白银主要是由于货币化的程度很高，说中国比其他国家囤积更多的白银的论调是值得商榷的。货币化的程度很高，尤其在税收方面…
尽管金德尔伯格这位金融史专家竭力维护囤积论的陈年老调（包括援引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报刊上的许多奇闻轶事），但是，他既提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也举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反驳“主张东方与西方没有什么不同的专家”。
或许更惊人的是，沃勒斯坦（1980：108－9）近年也对囤积论老调作出呼应。他不仅写道：“进入亚洲（和俄国）的硬币和金银基本上用于‘囤积和首饰’，在很长时间里，‘贸易的平衡’（如果不把白银当作商品看待的话）始终是入超，基本上是互惠的。”（用单引号括起来的文字出自1963年的一部著作。）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接下来写道：“这两个事实恰恰表明，东印度群岛始终处于欧洲的世界经济之外。……（这就是）某个世界体系与其外围地区之间的贸易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的贸易的区别。”我是在双重意义上用“惊人’这个词。首先，沃勒斯坦的引文本身就足以提醒我们注意他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视野和理论的局限xìng。正如我早已用冗长的篇幅所论证的（Frank1994，1995），这种局限xìng使他和另一些人不能考虑真实的世界。奥姆·普拉卡什（1995：8－9）也指出：沃勒斯坦认为，白银涌入欧洲有利于投资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但是白银涌入亚洲只不过是为贵族服务，起装饰作用；沃勒斯坦的这种说法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坚实的实证基础。
另外还令人吃惊的是，沃勒斯坦的欧洲眼罩看来使他无视和曲解史料，因为那些史料会摧毁他的理论的基础。与沃勒斯坦的解释相反，世界范围的货币向亚洲和俄国的流动恰恰表明，亚洲和俄国与欧洲和美洲一样，是同一个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2）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美洲金银（主要是白银）以及日本白银和铜的注入，造成了新的流动形态和信贷形态。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出现明显的、甚至急剧的增长。这种增长满足了新的货币需求。这件‘拉动”因素推动了中国、印度、东南亚和西亚（包括波斯）的工业发展。乔杜里指出：
亚洲两大帝国的经济受益于与西方经济关系的发展。金银的大量涌入……仅仅是收入和就业增长的一个标志。纺织品的出口把印度沿海省份变成重要工业区，由（东印度）公司进口的金银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购买出口商品的支付手段。（Chaudhuri1978：462）
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公式是费雪方程式：MV一PT。它的意思是，货币（Money）数量乘以流通速度（Velocity）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Price）乘以其生产和销售的jiāo易量（Transactic）。货币计量学设定，如果货币数量增加，而流通速度和jiāo易量不变，那么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就应该随着货币的增加而相应地上涨。汉密尔顿等人注意到，在16世纪，新的美洲货币进入欧洲，于是价格上涨了。这被称作“价格革命”。人们一直在争论，新增的货币量是否真的像汉密尔顿所计算的那么多，是否货币的流通速度也发生了变化，生产和jiāo易量究竟增加了多少，对这些事件的发生起了多大作用，总之，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洲的价格上涨，以及价格实际上涨了多少，是在什么时候上涨的。杰克·戈德斯通（1991a，b）考察了许多人的观点，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断：欧洲（除西班牙之外）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导致的，而不是由新的美洲货币供应造成的。
这场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亚洲，首先是因为一部分美洲货币又离开了欧洲，其次是因为这部分货币进入亚洲并因此而增加了那里的货币供应量。所以问题就变成新的美洲货币和（或）人口增长是否也造成了亚洲的通货膨胀。
新增的货币对印度物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阿齐扎·哈桑（1994）认为，白银进口确实导致了通货膨胀。按照她的估算，从1592年到1639年，当白银大量涌入时，流通领域的白银增加了两倍。她的推论是，由于生产不可能跟上这种速度，物价肯定会上涨。她在考察了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后，得出结论：虽然“我们几乎找不到大众消费品价格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确实发生了通货膨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哈比布等人至少部分地赞同这种说法。
但是，布lún宁（198）对这种说法，即17世纪的印度也与早些时候的欧洲一样遇到了“价格革命”，提出挑战。他认为，虽然在17世纪20年代、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都有过短暂的价格上涨，但是从总体上看，物价在其他时期一直相当稳定，在整个17世纪，物价仅有很小的涨幅。实际上，在该世纪中期的物价上涨之后，在1670年白银进口开始加快以后，物价是稳定的。布lún宁（1983：493）提出：“本地的强劲发展影响了区域的货币历史”，但是他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然而，甚至哈比布也不愿讨论“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如果发生了，原因何在”：
要想澄清17世纪的白银‘膨胀”对莫卧尔王朝统治下的印度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要看我们是否能够确定支付行为是用何种铸币在何时进行的。连带的问题是，大量白银流入这个国家是否不仅扩充了原有的存量，而且还引起了与这种存量增加大体相当的价格水平的上涨（或白银的贬值）。
哈比布本人倾向于另外的解释。用白银衡量，物价并没有随着白银供应的增加而上涨，用更常用的铜币衡量，物价和工资根本没有上涨。随着白银变得越来越多，它相对于铜的价值下降了，在17世纪逐渐取代了铜，成为jiāo换媒介。再者，由于铜被用来制造铜pào，对铜的需求增加了。另外，哈比布强调，白银的流入也使它与黄金的比价下跌了。卢比的价值相对于白银和黄金确实下跌了，相对于铜的价值先是上升，后来也下跌了。‘农产品价格与白银价格的早期趋势显然是一致的”（Habib1963a：89）。
这种论证和分析进一步动摇了印度曾发生通货膨胀的说法，因为物价更多地反映了白银作为一种商品（用黄金和铜的通货来衡量的商品）的贬值，而不是反映了所有商品的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价格上涨。因此，普拉卡什（1995：13）指出：“过去20年的大量研究成果……一致否定了物价普遍上涨的可能xìng。”勒内·巴lún德斯（1997）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研究也表明，印度没有出现普遍的因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或工资上涨。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1994）对贵金属价格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考察了以往的论著和资料，尤其是有关孟加拉、苏拉特、默苏利柏德姆和阿格拉等地的论著和资料。他也得出结论说：
总的来看，印度的资料显示，物价上涨至多是个别现象，仅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商品。……价格革命的论断还不能得到证实。……经验资料不能支持这种假设。……实际上……有一种下降趋势。
另外，苏布拉马尼亚姆也考察了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类似争论，并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的结论吸收了戈德斯通（1991a）的观点：人口增长推动物价上涨。戈德斯通在另一篇文章中（1991b）也认为，通货膨胀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除了17世纪中期外，中国实际上没有通货膨胀。其理由是，产出和流通速度的增长吸收了货币供应的增长。他还怀疑，由于欧洲存在着用银制器皿夸富的消费，因此可能有大量的白银被囤积，至少是被封存起来。当然，他也把通货膨胀归因于人口增长。（我们在第5章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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