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2 章
生科学革命——或者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吗“。西文考察并反驳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欧洲中心论假说，但是他没有提出同样重要的问题：如果科学革命对技术的发展有影响的话，它是什么样的影响？
科恩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一“革命”及其作用的考察甚至被他的出发点和结论搅得更混乱。科恩似乎一开始就接受了科学只出现在欧洲的命题。因此他基本否定了李约瑟的论断：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科恩对李约瑟等人有关欧洲之外地区的著作的评述却又表明，其他地区不仅有科学，而且科学还在继续发展。这显然支持了人们的怀疑：所谓的“东方一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事实。而且，这种怀疑还会得到下面提供的证据的支持。但是，如果其他地区也有科学，那么科恩为什么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欧洲？
或许更重要的是，虽然科恩坚持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但他不想费神去研究科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技术。然而，在著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上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深入研究了西方科学对一般的技术乃至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后，就很容易解释史蒂文·沙平（199）最新著作的卷头语：“根本没有什么17世纪科学革命，本书（的一节）对此作了阐述。”从弗朗西斯·培根到托马斯·库恩的一系列权威学者的结论是，这些科学进展不论是否具有“革命xìng”，似乎对任何技术都没有直接影响，对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工业“革命”肯定没有影响。
培根指出：“说科学的发现者们对机械技术及其发明者作出贡献，这对他们是过分的夸奖”。三个世纪后，《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的作者库思指出：“我认为，不是别的，而是神话蒙蔽着我们，使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最近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所有阶段上，智力需求的发展几乎无需与技术发生关系”。有关的严肃研究都表明，这个最近的“阶段”是从19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是在187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已经是在科学“革命”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发生一个世纪以后。按平专门用一章讨论。（科学）知识有什么用途。，他的小标题分别是自然哲学、国家权力、宗教的婢女、自然与上帝、智慧与意志，但没有技术。他也断言：“现在看来，无论在17世纪还是在识世纪，科学革命的‘高级理论’不可能对经济上实用的技术有任何持续直接的影响”（Shapin1996140）。
另外，罗伯特·亚当斯（1996）的队之途：一个人类学家对西方技术的探究》考察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17世纪科学革命’。他引述了大量有关技术乃至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亚当斯至少在十几处作出论断。在19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家及其科学对技术创新没有作出任何明显重要的贡献。亚当斯写道：“工业革命的重点技术几乎没有可以被认为是直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们至多被描述成在一些重要方面以手工业为基础。”因此，他的结论是：‘官到进入19世纪，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还是相对不太重要的”（Adams1996：131，101）。亚当斯最大度的结论是：“应该强调的是，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发动或促进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Adams1996：256）。综观18世纪的英国，在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的人，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的人，在“著名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的人曾经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Adams1996：72）。因此，亚当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把技术进步主要归因于手工业技术、创业精神乃至宗教。亚当斯甚至认为，技术对科学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
最后，虽然罗森伯格和伯泽尔把西方“致富”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欧洲在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
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不仅西方的科学进展和经济进展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的开始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事实上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几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RosenbergandBidzuN86：
还应指出的是，牛顿崇信炼金术；欧洲的一个利用科学测量手段的例子是，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1589年的著作《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中发现：“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又V4英里，宽度为2，505又VZ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
因此，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世纪或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进的“神话”。既然这样，从有关厂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大问题”到有关‘官方的衰落”和“西方的（暂时）兴起”的“重大问题”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基本如此，至少在我们所谈论的1800年以前的这个时间框架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科恩（1994：500）作为结语而提出的问题十分正当且值得称赞：“‘科学革命’（这个用了50年的老概念）是否正在走所有历史概念的老路？”他回答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迄今已经履行了其一度有用的职责；已经到了抛弃它的时候了。说到底，历史概念不过是隐喻，人们千万注意要具体地对待它们。”阿门！
除了感叹以外，不要太乐观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看来还有生命力，而且在亚洲人中间也是如此。亚洲人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曲解甚至更令人吃惊！例如，阿尼鲁德哈·罗易和S．K、巴格齐把哈比布称为印度中世纪技术史研究的先驱。阿赫桑·凯萨尔（1982）也对哈比布深表谢意，因为他的研究著作（印度对欧洲技术和文化的反响》是根据哈比布的建议撰写的。实际上，哈比布本人也为罗易和巴格齐主编的著作写了论述问一主题的一章。另外，哈比布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即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在技术方面）印度在问世纪肯定已经被西欧超越了，则是愚蠢之举。”对哈比布提出的一些证据，我们在下面将金加以考察。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的，普拉卡什（1994）驳斥了哈比布的许多推论，还驳斥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所谓差异。他断言，亚洲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被广泛低估了的关键xìng角色。但是，甚至普拉卡什也写道：“在科技知识领域里，欧洲相对于亚洲具有无可置疑的全面优势。”
罗易·麦克劳德和迪帕克·库马尔（1995）主编的著作也对1700年到1947年西方技术及其向印度的转移进行了研究；尽管到标题中的起始时间是1700年，他们却明确地宣布不考虑前殖民时代；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评述的，该书的一些撰稿人（英克斯特、桑帕尔）其实论述了这个时期。尽管如此，这两位主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没有依据的论断，而至少有一个撰稿人的论证其实是驳斥这些论断的、主编者写道：“（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的印度）技术的变革肯定与欧洲无法相比。技术的全部进程都是循着熟练技巧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问，难道欧洲不是这样吗？）；而且局限于当地市场（我们要问，如果真的如此，当时印度怎么会支配世界市场？）。欧洲旅游者……对某些印度产品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从来都对印度的风俗抱批判态度。”但是，甚至该书的第一位撰稿者伊安·英斯克特就考察和驳斥了所谓印度的文化基础低劣的论点。主编者宣称，诸如此类的“修饰词”（更文雅的偏见！）“表明印度经济与原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德｝；I幕府时期的日本乃至明代中国相比是孱弱的”（McLeodandKumar1995：12）。呜呼，他们是反着看世界；因为根据本书中的所有证据，经济强弱的次序正好是颠倒的：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学者的论著都是研究技术从欧洲向印度的传播以及当地对技术有选择的接受，而没有研究相反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传播是双向的；两地以及其他地方的接受和适应是根据当地的环境而对共同的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反应。
就中国而言，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但是可能由于它过于博大精深，因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考察。科林·罗南（1986）整理出一部四卷本的节本，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对一些人的批评作了明确的反驳：“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yào、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另外，李约瑟还认为，在中国，科学研究活动受到扶持，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在近代早期没有中断，在天文学和宇宙论领域、在解剖学、免疫学和yào学等医学领域也都有所发展。李约瑟断然否定欧洲人的说法：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虽然他考察了东方和西方在某些方面的平行发展，但他也推测了它们相互影响和jiāo流的渠道和程度。
关于印度也有类似的研究论著，只是在卷秩规模上稍逊于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例如，库普拉姆和库姆达马尼（199）就发表了一部12卷的印度科技史，拉赫曼（1984）也主编了一套印度科技史。这两部著作都显示，不仅在1500年以前，而且在1500年以后，印度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发展。达拉姆帕尔（197）收集了18世纪欧洲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示了欧洲人对印度科技的兴趣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在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相当先进，因此欧洲人引进了印度的天文图表及相关著作。在医学方面，接种预防天花的原理和做法都出自印度。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印度还出口造船、纺织和冶金方面的科技。
与之类似的是，纳斯尔（1976）、阿赫曼德·哈桑和唐纳德·希尔（1986）撰写和编纂了自古以来伊斯兰世界科技发展和扩散的历史。乔治·萨里巴（1996）提供了许多例子，证明在文艺复兴前后乃至17世纪阿拉伯科学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这里只须举出萨里巴谈到的一个例子：哥白尼通过文字资料了解阿拉伯的各种学说，而这些学说对他的“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像辛格那样“可以认定欧洲拥有巨大的海陆军事优势”，还是像哈比布那样宣称“即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欧洲在其他领域的技术优势），则是愚蠢之举”，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还是应该像古迪（199）和布劳特（1997）开始做的那样，更谨慎地考察有关亚洲人能力的资料，尤其在这两个领域。辛格撰写的技术史提到的欧洲人占有优势的另一个领域是煤铁业，哈比布和另外一些人还提到印刷业和纺织业。只要稍做研究就会发现，亚洲许多地方的技术要“先进”得多，而且在14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技术还在发展。在全球xìng竞争更激烈的陆军和海军技术方面尤其如此。而且，恰恰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比较研究（Grant1996）驳斥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还将从其他方面提出论证。另外，技术上的先进也体现在一些更具有“地方xìng”的领域，如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铁器业和其他冶金业（包括兵器制造以及炼钢业），造纸和印刷术以及其他的诸如陶瓷业和纺织业的出口产业。
火pào
我上面之所以说“其他的”出口产业，是因为兵器业和造船业也是重要的出口产业。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国的明清帝国被称作“火yào帝国”（McNeill1989）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发展了最新最好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当时世界上凡是能够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负担得起这方面开支的统治集团，都竭力购买或仿造这些武器（Pacey1990；另参见本书第5章）。但是，齐波拉（1967）的（火pào与帆船）和麦克尼尔（1989）的《火yào帝国的时代，1450年一1800年）却反复宣称，欧洲的火pào、尤其是装在船上的火pào始终要比其他民族的火pào先进得多。
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提供了某些相反的证据。他们两人都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发展。奥斯曼人（以及泰国人）擅于兵器制造，欧洲人和印度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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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对这一“革命”及其作用的考察甚至被他的出发点和结论搅得更混乱。科恩似乎一开始就接受了科学只出现在欧洲的命题。因此他基本否定了李约瑟的论断：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没有明显的差距。但是，科恩对李约瑟等人有关欧洲之外地区的著作的评述却又表明，其他地区不仅有科学，而且科学还在继续发展。这显然支持了人们的怀疑：所谓的“东方一西方”之间在社会和体制上的差异是一种神话，而不是事实。而且，这种怀疑还会得到下面提供的证据的支持。但是，如果其他地区也有科学，那么科恩为什么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欧洲？
或许更重要的是，虽然科恩坚持科学与技术是有区别的，但他不想费神去研究科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技术。然而，在著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实际上对欧洲的技术和工业发展根本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深入研究了西方科学对一般的技术乃至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后，就很容易解释史蒂文·沙平（199）最新著作的卷头语：“根本没有什么17世纪科学革命，本书（的一节）对此作了阐述。”从弗朗西斯·培根到托马斯·库恩的一系列权威学者的结论是，这些科学进展不论是否具有“革命xìng”，似乎对任何技术都没有直接影响，对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的工业“革命”肯定没有影响。
培根指出：“说科学的发现者们对机械技术及其发明者作出贡献，这对他们是过分的夸奖”。三个世纪后，《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的作者库思指出：“我认为，不是别的，而是神话蒙蔽着我们，使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除了最近这个阶段，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所有阶段上，智力需求的发展几乎无需与技术发生关系”。有关的严肃研究都表明，这个最近的“阶段”是从19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是在1870年以后才真正开始的，这已经是在科学“革命”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在工业“革命’发生一个世纪以后。按平专门用一章讨论。（科学）知识有什么用途。，他的小标题分别是自然哲学、国家权力、宗教的婢女、自然与上帝、智慧与意志，但没有技术。他也断言：“现在看来，无论在17世纪还是在识世纪，科学革命的‘高级理论’不可能对经济上实用的技术有任何持续直接的影响”（Shapin1996140）。
另外，罗伯特·亚当斯（1996）的队之途：一个人类学家对西方技术的探究》考察了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各种关系，包括“17世纪科学革命’。他引述了大量有关技术乃至产业革命的研究。基于这些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亚当斯至少在十几处作出论断。在19世纪晚期之前，科学家及其科学对技术创新没有作出任何明显重要的贡献。亚当斯写道：“工业革命的重点技术几乎没有可以被认为是直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们至多被描述成在一些重要方面以手工业为基础。”因此，他的结论是：‘官到进入19世纪，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还是相对不太重要的”（Adams1996：131，101）。亚当斯最大度的结论是：“应该强调的是，科学发现不是技术创新浪潮背后的唯一发动或促进力量，它显然也不是必要条件”（Adams1996：256）。综观18世纪的英国，在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的人，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的人，在“著名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的人曾经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Adams1996：72）。因此，亚当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把技术进步主要归因于手工业技术、创业精神乃至宗教。亚当斯甚至认为，技术对科学的进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大于科学对技术的推动作用。
最后，虽然罗森伯格和伯泽尔把西方“致富”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欧洲在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甚至他们也承认：
很显然，经济增长与科学的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截了当的。不仅西方的科学进展和经济进展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的开始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事实上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发端于并非科学家的人，而且这些人往往几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除了化学家外，科学与工业在行业上的隔绝是相当彻底的。（RosenbergandBidzuN86：
还应指出的是，牛顿崇信炼金术；欧洲的一个利用科学测量手段的例子是，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1589年的著作《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中发现：“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又V4英里，宽度为2，505又VZ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
因此，不胜枚举的证据表明，17世纪或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科学对技术或工业革命的所谓贡献不过是库恩所进的“神话”。既然这样，从有关厂世纪科学革命的“重大问题”到有关‘官方的衰落”和“西方的（暂时）兴起”的“重大问题”岂不是无的放矢吗？基本如此，至少在我们所谈论的1800年以前的这个时间框架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此，科恩（1994：500）作为结语而提出的问题十分正当且值得称赞：“‘科学革命’（这个用了50年的老概念）是否正在走所有历史概念的老路？”他回答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概念迄今已经履行了其一度有用的职责；已经到了抛弃它的时候了。说到底，历史概念不过是隐喻，人们千万注意要具体地对待它们。”阿门！
除了感叹以外，不要太乐观了：这种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看来还有生命力，而且在亚洲人中间也是如此。亚洲人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曲解甚至更令人吃惊！例如，阿尼鲁德哈·罗易和S．K、巴格齐把哈比布称为印度中世纪技术史研究的先驱。阿赫桑·凯萨尔（1982）也对哈比布深表谢意，因为他的研究著作（印度对欧洲技术和文化的反响》是根据哈比布的建议撰写的。实际上，哈比布本人也为罗易和巴格齐主编的著作写了论述问一主题的一章。另外，哈比布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写道：“即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在技术方面）印度在问世纪肯定已经被西欧超越了，则是愚蠢之举。”对哈比布提出的一些证据，我们在下面将金加以考察。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已经看到的，普拉卡什（1994）驳斥了哈比布的许多推论，还驳斥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所谓差异。他断言，亚洲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中扮演了被广泛低估了的关键xìng角色。但是，甚至普拉卡什也写道：“在科技知识领域里，欧洲相对于亚洲具有无可置疑的全面优势。”
罗易·麦克劳德和迪帕克·库马尔（1995）主编的著作也对1700年到1947年西方技术及其向印度的转移进行了研究；尽管到标题中的起始时间是1700年，他们却明确地宣布不考虑前殖民时代；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评述的，该书的一些撰稿人（英克斯特、桑帕尔）其实论述了这个时期。尽管如此，这两位主编在该书的导言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没有依据的论断，而至少有一个撰稿人的论证其实是驳斥这些论断的、主编者写道：“（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的印度）技术的变革肯定与欧洲无法相比。技术的全部进程都是循着熟练技巧的方向发展（我们要问，难道欧洲不是这样吗？）；而且局限于当地市场（我们要问，如果真的如此，当时印度怎么会支配世界市场？）。欧洲旅游者……对某些印度产品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从来都对印度的风俗抱批判态度。”但是，甚至该书的第一位撰稿者伊安·英斯克特就考察和驳斥了所谓印度的文化基础低劣的论点。主编者宣称，诸如此类的“修饰词”（更文雅的偏见！）“表明印度经济与原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德｝；I幕府时期的日本乃至明代中国相比是孱弱的”（McLeodandKumar1995：12）。呜呼，他们是反着看世界；因为根据本书中的所有证据，经济强弱的次序正好是颠倒的：中国最强，欧洲最弱，日本和印度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学者的论著都是研究技术从欧洲向印度的传播以及当地对技术有选择的接受，而没有研究相反的过程。但是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述的，传播是双向的；两地以及其他地方的接受和适应是根据当地的环境而对共同的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反应。
就中国而言，李约瑟的煌煌巨著《中国科技史）享有盛誉，但是可能由于它过于博大精深，因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考察。科林·罗南（1986）整理出一部四卷本的节本，李约瑟（1964）本人写了一个概述：“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对一些人的批评作了明确的反驳：“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Needham1964：238）李约瑟列出的清单上不仅有众所周知的火yào、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他还考察了钢铁冶炼技术、机械钟表、以及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传动带和传动链、拱桥和铁索桥、深井钻探设备等工程技术发明，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密封仓和尾舵等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另外，李约瑟还认为，在中国，科学研究活动受到扶持，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在近代早期没有中断，在天文学和宇宙论领域、在解剖学、免疫学和yào学等医学领域也都有所发展。李约瑟断然否定欧洲人的说法：中国人只是发明，而不想或不懂如何应用。虽然他考察了东方和西方在某些方面的平行发展，但他也推测了它们相互影响和jiāo流的渠道和程度。
关于印度也有类似的研究论著，只是在卷秩规模上稍逊于李约瑟的鸿篇巨制。例如，库普拉姆和库姆达马尼（199）就发表了一部12卷的印度科技史，拉赫曼（1984）也主编了一套印度科技史。这两部著作都显示，不仅在1500年以前，而且在1500年以后，印度的科学和技术一直在发展。达拉姆帕尔（197）收集了18世纪欧洲人的文章，这些文章显示了欧洲人对印度科技的兴趣以及从中获得的好处。在17世纪和18世纪，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相当先进，因此欧洲人引进了印度的天文图表及相关著作。在医学方面，接种预防天花的原理和做法都出自印度。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印度还出口造船、纺织和冶金方面的科技。
与之类似的是，纳斯尔（1976）、阿赫曼德·哈桑和唐纳德·希尔（1986）撰写和编纂了自古以来伊斯兰世界科技发展和扩散的历史。乔治·萨里巴（1996）提供了许多例子，证明在文艺复兴前后乃至17世纪阿拉伯科学对文艺复兴的重大影响。这里只须举出萨里巴谈到的一个例子：哥白尼通过文字资料了解阿拉伯的各种学说，而这些学说对他的“革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像辛格那样“可以认定欧洲拥有巨大的海陆军事优势”，还是像哈比布那样宣称“即便还没有对史料进行详细的研究，但是要否认（欧洲在其他领域的技术优势），则是愚蠢之举”，都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还是应该像古迪（199）和布劳特（1997）开始做的那样，更谨慎地考察有关亚洲人能力的资料，尤其在这两个领域。辛格撰写的技术史提到的欧洲人占有优势的另一个领域是煤铁业，哈比布和另外一些人还提到印刷业和纺织业。只要稍做研究就会发现，亚洲许多地方的技术要“先进”得多，而且在14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技术还在发展。在全球xìng竞争更激烈的陆军和海军技术方面尤其如此。而且，恰恰是对这两个领域的比较研究（Grant1996）驳斥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我们在第5章和第6章中还将从其他方面提出论证。另外，技术上的先进也体现在一些更具有“地方xìng”的领域，如水利工程和其他公共工程，铁器业和其他冶金业（包括兵器制造以及炼钢业），造纸和印刷术以及其他的诸如陶瓷业和纺织业的出口产业。
火pào
我上面之所以说“其他的”出口产业，是因为兵器业和造船业也是重要的出口产业。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和中国的明清帝国被称作“火yào帝国”（McNeill1989）不是没有缘由的。它们发展了最新最好的武器和其他军事技术，当时世界上凡是能够使用这些武器而且负担得起这方面开支的统治集团，都竭力购买或仿造这些武器（Pacey1990；另参见本书第5章）。但是，齐波拉（1967）的（火pào与帆船）和麦克尼尔（1989）的《火yào帝国的时代，1450年一1800年）却反复宣称，欧洲的火pào、尤其是装在船上的火pào始终要比其他民族的火pào先进得多。
但是，齐波拉和麦克尼尔也提供了某些相反的证据。他们两人都论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技术和实力的发展。奥斯曼人（以及泰国人）擅于兵器制造，欧洲人和印度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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