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章
5％，城市人口有600万，而这种估算“无疑低估了大城市人口”。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是把首席地位让给了邻近的日本。但是，到1900年，中国城市人口下降到大约总人口的4％，也就是说远低于13世纪的水平。
总之，很显然，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相反，“洲际贸易（也包括大量的地区和地方贸易）中的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理xìng运作，尽量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不仅东印度公司和利物浦奴隶贸易商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或马拉巴尔胡椒种植者、印度商人或非洲的奴隶出口商都是如此”（Steensgaard1990c：16）。因此，后来的欧洲中心论对亚洲人和非洲人的贬低（或波拉尼式的抬高）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肯定没有受到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体利一官僚社会”（魏特夫）、缺乏“理xìng’城甚至非理xìng（韦伯，桑巴特）等等的压制。所谓的“再分配社会”（波拉尼）或其他的所谓“传统社会”（勒纳、罗斯托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也是无的放矢。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近视病也传染了那些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人。例如，沃勒斯坦主编的（评论》发表了托尼·波特（TonyPorter1995）的一篇隐含着新意的文章。波特沿着安格斯·卡梅lún（AngusCcomron）的思路，确定和分析了从公元1000年至今这整个时期里的长波“逻辑曲线”周期，描述了这些周期中的“全球”金融和霸权，也包括“世界生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世界生产”的数据取自乔舒亚·戈德斯坦的著作（1988），而后者所谓的“世界”仅限于欧洲。这无关紧要，因为波特所谓的金融制度和“霸权”也无关紧要。事实上，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中也有重要的金融制度和创新，也有经济周期，但是没有霸权。而波特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实。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和第2章指出的，他所分析的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与亚洲的金融制度紧密相连的，是依附于亚洲的金融制度的。波特在提出他的“全球金融创新模式”中几乎无视亚洲，从而也败坏了他对欧洲的“实际”历史以及欧洲所谓独立的“世界经济”的分析。遗憾的是，齐奥瓦尼·阿里基问994）的著作《延长的20世纪》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本来可以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荣获大奖，但也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完全专注于欧洲的金融创新（见本书第6章的评论）。
这一切对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留待总结xìng的第7章来探讨——我们先要考察更多的否定这一命题的证据，因为这一命题本身与它的传播一样是十分可疑的。
总的来说，这一章考察了全球各地的人口、生产、收入、生产力、贸易、技术以及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主要地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经济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再者，历史地看，我们的考察表明，与欧洲制造出来的流行“见识”相反，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xìng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相反，哪怕是稍微作些充分的研究，就必然会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和同时的发展所派生的结果。这正是后面几章要论证的内容。
为了总结我们的“比较”分析，在我们进行全球分析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位考察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时间表的学者的结论。罗兹·墨菲为了估量东方和西方的相对“效率”，对军事实力、经济繁荣和扩张、技术发展和政治凝聚力的总和作了评估：
大概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开始，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原文如此！）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
墨菲画了一条“西方’的上升曲线和一条“亚洲”的下降曲线，二者在1815年jiāo叉。在印度的jiāo叉点稍早一点，在1750年前后或更早一点，而在中国的jiāo叉点晚一些。也就是说，墨菲对亚洲和欧洲的总体“效率”的这种印象主义的但完全独立的估计也支持了本书的论点：至少到1800年，亚洲在世界上还占有优势。
以上的论述只是构成了后面分析的基础。在第5章我们将分析世界经济的各不同部分是如何同时回应同样的、往往是周期xìng的全球经济力量。这种分析又为我们在第6章的探索作了准备；亚洲各经济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同时衰落了，西方如何和为什么不仅仅是相对于亚洲而“兴起”，为什么说这种兴衰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xìng、地区xìng和部门xìng后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世界经济的结构xìng和周期xìng力量，这些力量仅仅是在19世纪和周世纪才颠倒了东西方关系，而且从现象上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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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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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观、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手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彩，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xìng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xìng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向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xìng，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彼此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
约瑟夫·弗莱彻
在前面几章里对全球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作了勾画，但是对它的历时xìng运动仅仅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揭示。因此，这一章将运用某些分析方法来研究这种历时xìng运动，区分各种历时xìng和周期xìng的运动。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个单个涵盖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地区或部门产生了反响。我们在第3章看到全球经济的通货流动如何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参与者，甚至影响到最远的角落。再有，我们在第4章看到这种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进程如何有助于塑造和修正哪怕是“地方xìng的”制度，如何有助于造就出新的技术来适应环境变化。实际上，不仅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影响另一部分，而且整个体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运动甚至会影响到每一个部分。
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的或地区的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是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和如何作出回应。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很早以前就呼吁：
无论对经历不同时间的同一件事物的叙述可能多么有用，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考察和叙述整个历史进程中或整个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xìng的尝试本身——尽管从人们对经验信息和完备理论的要求看，这种尝试在实际涵盖空间和时间时也许千疮百孔——乃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这单一世界的单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理解，为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在那之后，约瑟夫·弗莱彻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语。但是他因过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建议开始去做。再有，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xìng心搏。甚至各种散见的证据也显示，这种周期xìng心搏是共同xìng的，甚至远至天涯海角，从而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那些偏远地区也是单一的世界经济的真正组成部分。
乔治·莫德尔斯基曾经建议：我们应该首先确定这个体系，然后再试图确定其中的各种周期。但是，也许反过来cāo作效果更好：先确定影响着广大地区的各种周期的同时xìng，这样也能提供显示这个体系的广度和边界的主要证据。我在论证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时就是这样做的（Frank1993a）。在论证现代世界体系时，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应该而且也能够发现和分析更多的证据。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地去发现证据来证明各种周期是否和如何超越所谓的各种世界经济体的界线而相互重合。但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现在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世界体系的各种联系和范围。这样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若干个世界经济体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曾经想过它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来在黑暗中摸索一下，对这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弗莱彻的术语）作些探索，看看它可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投下什么样的光亮。
1．同时xìng不是巧合
我们先把目光放大到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一段时间，简略地考察一下沃勒斯坦（1992：587）对1250年一1450年欧洲范围的周期xìng衰落的论述。其论述方式“是那些论述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学者明确阐释和普遍赞同的”。布罗代尔在对这同一时期的考察中强调13世纪末香按地区市场的衰落。他说：
这些时间也与一系列危机恰好重合，这些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等，对当时从佛罗lún萨到lún敦的整个欧洲的影响程度不等，但是与黑死病一起宣告了14世纪大衰退的到教。
但是，这种衰落仅局限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xìng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xìng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再进入到本书研究的这个时期。琳达·达林在考察奥斯曼帝国与另外一些地区的事件时写道：“我们应该把在这些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这些潮流当作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的一个出发点。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结构上的联系。”
与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尔德在谈到整个欧亚大陆时说：把16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金融动dàng说成是一种巧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能发现的相互联系是金银存量的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金银在欧亚大陆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尔德还指出，贝利（C．A．Bayly）也发现“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学明显地出现相似的模式，而作者们往往并不知情，否则就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这种超出欧洲帝国的18世纪危机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转引贝利的话。但没有注明出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尔。阿里认为；
难道所有这些现象都纯属巧合吗？在我看来，肯定同一命这恰恰在同一时间征服了印度和伊斯兰的广大世见但又归因于各个地区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各种混杂的）因素，这似乎有些强辞夺理。即使我们的探索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否能发现造成这些稳定程度不等的帝国统统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第6章将讨论为什么阿里认为这些现象不是巧合，我的解释是什么，与阿里的解释有何不同。我还将考察“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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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很显然，与欧洲中心论的神话相反，“洲际贸易（也包括大量的地区和地方贸易）中的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理xìng运作，尽量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资源，不仅东印度公司和利物浦奴隶贸易商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或马拉巴尔胡椒种植者、印度商人或非洲的奴隶出口商都是如此”（Steensgaard1990c：16）。因此，后来的欧洲中心论对亚洲人和非洲人的贬低（或波拉尼式的抬高）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他们肯定没有受到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马克思）、‘体利一官僚社会”（魏特夫）、缺乏“理xìng’城甚至非理xìng（韦伯，桑巴特）等等的压制。所谓的“再分配社会”（波拉尼）或其他的所谓“传统社会”（勒纳、罗斯托以及各种现代化理论家）的说法也是无的放矢。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近视病也传染了那些研究“现代世界体系”的人。例如，沃勒斯坦主编的（评论》发表了托尼·波特（TonyPorter1995）的一篇隐含着新意的文章。波特沿着安格斯·卡梅lún（AngusCcomron）的思路，确定和分析了从公元1000年至今这整个时期里的长波“逻辑曲线”周期，描述了这些周期中的“全球”金融和霸权，也包括“世界生产”。可惜的是，他使用的“世界生产”的数据取自乔舒亚·戈德斯坦的著作（1988），而后者所谓的“世界”仅限于欧洲。这无关紧要，因为波特所谓的金融制度和“霸权”也无关紧要。事实上，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中也有重要的金融制度和创新，也有经济周期，但是没有霸权。而波特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实。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和第2章指出的，他所分析的荷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与亚洲的金融制度紧密相连的，是依附于亚洲的金融制度的。波特在提出他的“全球金融创新模式”中几乎无视亚洲，从而也败坏了他对欧洲的“实际”历史以及欧洲所谓独立的“世界经济”的分析。遗憾的是，齐奥瓦尼·阿里基问994）的著作《延长的20世纪》也是如此。这部著作本来可以成为一部经典之作，荣获大奖，但也不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完全专注于欧洲的金融创新（见本书第6章的评论）。
这一切对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欧洲起源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留待总结xìng的第7章来探讨——我们先要考察更多的否定这一命题的证据，因为这一命题本身与它的传播一样是十分可疑的。
总的来说，这一章考察了全球各地的人口、生产、收入、生产力、贸易、技术以及经济和金融制度，对主要地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是单一的全球经济的市场结构和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和产物。我们指出，比较而言，亚洲许多地区的发展不仅在1400年，即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的开端远远领先于欧洲，而且直到1750－1800年，即这个时期的结束时也依然如此。再者，历史地看，我们的考察表明，与欧洲制造出来的流行“见识”相反，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起飞”并不是基于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准备”。欧洲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获得的所谓“抢先位置”，更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所谓理xìng和科学的优秀“遗产”。所有这些流行的“见识”不过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而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历史学或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相反，哪怕是稍微作些充分的研究，就必然会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世界“其他地方”更早和同时的发展所派生的结果。这正是后面几章要论证的内容。
为了总结我们的“比较”分析，在我们进行全球分析之前，不妨看看另一位考察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时间表的学者的结论。罗兹·墨菲为了估量东方和西方的相对“效率”，对军事实力、经济繁荣和扩张、技术发展和政治凝聚力的总和作了评估：
大概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开始，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达到了一种上升状态，这个时间很可能与亚洲大部分传统（原文如此！）秩序的效率出现下降状态的时间吻合。西方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重叠构成了对立模式。
墨菲画了一条“西方’的上升曲线和一条“亚洲”的下降曲线，二者在1815年jiāo叉。在印度的jiāo叉点稍早一点，在1750年前后或更早一点，而在中国的jiāo叉点晚一些。也就是说，墨菲对亚洲和欧洲的总体“效率”的这种印象主义的但完全独立的估计也支持了本书的论点：至少到1800年，亚洲在世界上还占有优势。
以上的论述只是构成了后面分析的基础。在第5章我们将分析世界经济的各不同部分是如何同时回应同样的、往往是周期xìng的全球经济力量。这种分析又为我们在第6章的探索作了准备；亚洲各经济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同时衰落了，西方如何和为什么不仅仅是相对于亚洲而“兴起”，为什么说这种兴衰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xìng、地区xìng和部门xìng后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世界经济的结构xìng和周期xìng力量，这些力量仅仅是在19世纪和周世纪才颠倒了东西方关系，而且从现象上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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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大多数欧美大学所耕耘的史学领域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观、甚至一种地方眼界。……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手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无论用各种专题研究所拼凑起来的历史“学科”的马赛克是多么绚丽多彩，如果没有一种宏观历史、一种尝试xìng的总体联系图式、至少是一种历史的平行论述，那么就不可能看清某一社会的历史独特xìng的全部意义……整合史学就是探索、描述和解释这种相互联系的历史现象。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世界上各个不同社会里的大体向时发生的类似发展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发现近代早期的相互联系和横向连续xìng，必须深入到政治和制度史表象的背后，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在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在17世纪，日本、西藏、伊朗、小亚细亚和伊比利亚半岛在表面上彼此相互隔绝，但实际上都回应着同样一些相互联系的、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经济乃至社会的力量。
约瑟夫·弗莱彻
在前面几章里对全球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结构作了勾画，但是对它的历时xìng运动仅仅是点到为止，尚未充分揭示。因此，这一章将运用某些分析方法来研究这种历时xìng运动，区分各种历时xìng和周期xìng的运动。因为，如果确实有一个单个涵盖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它有一个把各地区、各部门联系起来的结构，那么就有理由推断，在某一地区或部门发生的变化应该至少可能在另一个或多个地区或部门产生了反响。我们在第3章看到全球经济的通货流动如何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参与者，甚至影响到最远的角落。再有，我们在第4章看到这种全球经济结构及其进程如何有助于塑造和修正哪怕是“地方xìng的”制度，如何有助于造就出新的技术来适应环境变化。实际上，不仅体系的一部分能够影响另一部分，而且整个体系的相互关联的结构和运动甚至会影响到每一个部分。
因此，为了解释和理解任何一种地方的或地区的进程，或许也都有必要研究这些进程是如何受到当时其他地方的事件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时发生的进程的影响和如何作出回应。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我很早以前就呼吁：
无论对经历不同时间的同一件事物的叙述可能多么有用，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考察和叙述整个历史进程中或整个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xìng的尝试本身——尽管从人们对经验信息和完备理论的要求看，这种尝试在实际涵盖空间和时间时也许千疮百孔——乃是向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这单一世界的单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理解，为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在那之后，约瑟夫·弗莱彻发出了更强烈的呼吁，即本章的卷首引语。但是他因过早地亡故而未能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应该努力按照他的建议开始去做。再有，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39年就说过，经济周期或商业周期不是可以摘除的扁桃腺，而是有机体的心搏。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也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世界经济有其自身的周期xìng心搏。甚至各种散见的证据也显示，这种周期xìng心搏是共同xìng的，甚至远至天涯海角，从而构成了另外一个重要证据：那些偏远地区也是单一的世界经济的真正组成部分。
乔治·莫德尔斯基曾经建议：我们应该首先确定这个体系，然后再试图确定其中的各种周期。但是，也许反过来cāo作效果更好：先确定影响着广大地区的各种周期的同时xìng，这样也能提供显示这个体系的广度和边界的主要证据。我在论证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的周期时就是这样做的（Frank1993a）。在论证现代世界体系时，为了达到这种结果，应该而且也能够发现和分析更多的证据。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历史学家不辞辛苦地去发现证据来证明各种周期是否和如何超越所谓的各种世界经济体的界线而相互重合。但是，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现在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世界体系的各种联系和范围。这样做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若干个世界经济体是否真的构成了一个世界经济——几乎很少有历史学家曾经想过它的存在！还是让我们来在黑暗中摸索一下，对这种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弗莱彻的术语）作些探索，看看它可能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投下什么样的光亮。
1．同时xìng不是巧合
我们先把目光放大到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之前的一段时间，简略地考察一下沃勒斯坦（1992：587）对1250年一1450年欧洲范围的周期xìng衰落的论述。其论述方式“是那些论述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学者明确阐释和普遍赞同的”。布罗代尔在对这同一时期的考察中强调13世纪末香按地区市场的衰落。他说：
这些时间也与一系列危机恰好重合，这些危机虽然持续时间不等，对当时从佛罗lún萨到lún敦的整个欧洲的影响程度不等，但是与黑死病一起宣告了14世纪大衰退的到教。
但是，这种衰落仅局限于欧洲吗？否！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以及吉尔斯和我（1992；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探讨了它在整个非洲一欧亚大陆的反响——这种衰落导致了本书探讨的这个时期。再有，印度历史学家乔杜里也谈到布罗代尔把13世纪和14世纪柬埔寨的衰落归因于生态变化，并且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也在同一时期荒芜了。他还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锡兰在大约1236年后突然的灾难xìng毁灭？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僧伽罗人的衰退不是独一无二的。从13世纪20年代到14世纪50年代是亚洲许多社会陷入深刻危机的一个时期。…毫无疑义，在印度洋的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几乎毁灭xìng的人口灾难。…这些事件难道都是巧合吗？
我们再进入到本书研究的这个时期。琳达·达林在考察奥斯曼帝国与另外一些地区的事件时写道：“我们应该把在这些不同国家同时发生的这些潮流当作进行新的研究和概括的一个出发点。这些事件很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表面相似，而是具有结构上的联系。”
与之相似的是，斯廷斯加尔德在谈到整个欧亚大陆时说：把16世纪遍及欧亚大陆的金融动dàng说成是一种巧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能发现的相互联系是金银存量的增加以及与之伴随的金银在欧亚大陆的不平衡流城
斯廷斯加尔德还指出，贝利（C．A．Bayly）也发现“东半球大部分地区的历史学明显地出现相似的模式，而作者们往往并不知情，否则就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这种超出欧洲帝国的18世纪危机的原因”（Steensgaard1990c：22，转引贝利的话。但没有注明出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塔尔。阿里认为；
难道所有这些现象都纯属巧合吗？在我看来，肯定同一命这恰恰在同一时间征服了印度和伊斯兰的广大世见但又归因于各个地区的完全不同的（或者说各种混杂的）因素，这似乎有些强辞夺理。即使我们的探索最终一无所获，我们也应该看一看是否能发现造成这些稳定程度不等的帝国统统瓦解的某些共同因素。（Ah1975：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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