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章
尔所总结的：“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Atwell1986：229）。但是，甚至清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1647年南方沿海的广东总督给皇帝的奏折）：“贸易（实际上）接近停顿。……因此，很显然，澳门来人做生意，广东就繁华；木来人，广东就遭殃”（意译），因为葡萄牙人没把白银带来（转引自Atwell1986：233）。马尼拉一澳门之间的白银贸易在17世纪30年代为43吨，但是在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统治后，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Atwell1982：87），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对白银短缺的一种反应。1636年到1640年，对向马尼拉出口白银所征收的税额减少了一半多；从那时起，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在1641－1645年从123艘减至83艘，在1646－1650年减至58艘，在1556－1660年只有25艘（Adshead1988：209）。
短期的白银短缺和通货危机不一定就与戈德斯通（1991a）对17世纪40年代中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结构一人口和财政一政治危机解释不能协调。相反，白银短缺危机也可能对上述国家、或许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变动产生类似的消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注意到这个时期世界白银市场供给的变化：
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美洲矿山的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已告完成，而且与谷价比较，银价似乎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现在这个世纪（18世纪）（当白银生产重新增加时）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上个世纪末以前即已开始。（Smith1937：192）也就是说，亚当·斯密也注意到，当白银供给的增长快于其他商品供给、尤其是小麦（当时称作“谷物”）供给的增长时首先会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但是，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显然由于白银供给的衰退，这种通货膨胀出现了一个停顿，在该世纪中期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白银（和黄金？）的短缺似乎在俄国也有反响。俄国沙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令禁止金银出口，甚至禁止金银币的出口。但是，在17世纪中期，这种禁令特别频繁，而且纳税也必须jiāo纳金银。17世纪60年代，卢布的含银量在此前二十多年间已经下降了，为了增加贵金属的供给，政府鼓励外国人携带货币到俄国，但是强行压低外国货币与俄国卢布兑换的比价。
达林（199）对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衰落的神话提出异议，建议使用“更中xìng的术语‘分散化’（和）‘坚实化”’。戈德斯通把奥斯曼的危机称作财政危机，但否认这种危机与贸易有关，与外界的货币供给就更无关了，他偶尔才提到这种货币供给的衰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自1580年起由于西班牙的低廉白银和波斯钱币的强劲竞争，奥斯曼铸币被逐出商业流通领域。奥斯曼人用西班牙白银和波斯钱币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1640年以后他们自己的铸币就完全停止使用了。财政危机成为17世纪的一种常态。某些城乡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乃至衰退（Pamuk1994），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有些活动转移到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普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难分清在这些“国内”事件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但无论何种事件，都肯定是白银输入缩减、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的白银输人缩减的结果。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还对把白银与奥斯曼危机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提出异议，而且还否认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英国革命归因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第二个因素是精英集团成员之间的阶级内部冲突——精英集团几乎都卷入商业活动（Goldstone1991a：80－81）。但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够的钱来供养军队。在这场“革命”之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分量（Hill1967：99，129）。另外，里奇和威尔逊（1967：439－440）则强调，1639－1640年乃是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价格明显下跌的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另外两个时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们强调：“在1640年到1660年间整个欧洲的这三个连续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来解释的。……整个经济节奏……肯定是全欧xìng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再回到西班牙白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准确数量一直是有争议的。加西亚一巴盖罗·冈萨雷斯（1994：119）重新对此作了考察，而且考虑到没有记载的白银走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白银进口量下降了2／3。这种下降在1640前后加剧了。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对果阿的“印度贸易”也是在1640年达到“顶点”，并由此开始了一段“沉闷”时期（com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签定了它的第一个商务条约。这是1703年梅休因条约的三个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两个是1654年和1667年签定的条约），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国保护。1640年以后，葡萄牙迫使荷兰资本退出在葡属巴西的蔗糖种植园，荷兰人只得转移到莫属巴巴多斯，把那里变成蔗糖种植园（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银）也相对减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xìng。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272）错了，塞维利亚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尽管白银从它那里出出进进，但依然处于边缘的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世界范围的深远反响。无论金钱可能产生什么回响（而且我们认为它确实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反响），但是任何欧洲中心论的眼光都会阻碍和误导对这些世界范围反响的分析和解释！
这正是以往大多数人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时的重大局限，因为这些分析（包括我自己的分析在内）完全是以欧洲为中。乙。有些分析（包括我的分析，见Frank1978a）试图用以五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及其长达二三十年的危机论来分析17世纪。但是，康德拉捷夭周期完全是建立在欧洲经济。至多是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正如前面指出的，我发现，在这个时期，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更不用说尼德兰了）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情况被解释（或者说被错误地解释）为，当中心或核心地区的猫走开或忙于应付自身的康德拉捷夫周期xìng危机时，依附地区的老鼠就玩得更痛快。我的《低度发展的发展》（Frank1966）一文和《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Frank1967）一书就是这样解释的。然而，我现在的观点与当年不同，而且也与沃勒斯坦至今坚持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欧洲和（或）大西洋经济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或核心，这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以前的分析。当然，即使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不存在普遍xìng的“（整个）17世纪的危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而且最好是把17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理解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危机的体现，而且这种危机也采取了通货危机的形式。
（4）康德拉捷夫分析
在我以前论述从1492年到1789年这段时期的那部著作中，虽然我当时是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已经试图从17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确定康德拉捷夫周期（Frank1978a）。从那时起，沃勒斯坦也逐渐地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角度来论述他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和发展。他在第一卷（1974）起步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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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白银短缺和通货危机不一定就与戈德斯通（1991a）对17世纪40年代中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结构一人口和财政一政治危机解释不能协调。相反，白银短缺危机也可能对上述国家、或许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变动产生类似的消极影响。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注意到这个时期世界白银市场供给的变化：
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美洲矿山的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已告完成，而且与谷价比较，银价似乎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现在这个世纪（18世纪）（当白银生产重新增加时）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上个世纪末以前即已开始。（Smith1937：192）也就是说，亚当·斯密也注意到，当白银供给的增长快于其他商品供给、尤其是小麦（当时称作“谷物”）供给的增长时首先会引起其他物价的上涨。但是，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显然由于白银供给的衰退，这种通货膨胀出现了一个停顿，在该世纪中期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白银（和黄金？）的短缺似乎在俄国也有反响。俄国沙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令禁止金银出口，甚至禁止金银币的出口。但是，在17世纪中期，这种禁令特别频繁，而且纳税也必须jiāo纳金银。17世纪60年代，卢布的含银量在此前二十多年间已经下降了，为了增加贵金属的供给，政府鼓励外国人携带货币到俄国，但是强行压低外国货币与俄国卢布兑换的比价。
达林（199）对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衰落的神话提出异议，建议使用“更中xìng的术语‘分散化’（和）‘坚实化”’。戈德斯通把奥斯曼的危机称作财政危机，但否认这种危机与贸易有关，与外界的货币供给就更无关了，他偶尔才提到这种货币供给的衰退。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自1580年起由于西班牙的低廉白银和波斯钱币的强劲竞争，奥斯曼铸币被逐出商业流通领域。奥斯曼人用西班牙白银和波斯钱币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1640年以后他们自己的铸币就完全停止使用了。财政危机成为17世纪的一种常态。某些城乡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乃至衰退（Pamuk1994），但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有些活动转移到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发生普遍的经济衰退。人们很难分清在这些“国内”事件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但无论何种事件，都肯定是白银输入缩减、尤其是17世纪30年代的白银输人缩减的结果。
但是，戈德斯通（1991a：367，78－79）还对把白银与奥斯曼危机和1640年的英国革命联系起来的说法提出异议，而且还否认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把英国革命归因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政府的财政困境。第二个因素是精英集团成员之间的阶级内部冲突——精英集团几乎都卷入商业活动（Goldstone1991a：80－81）。但是，与其他地区一样，英国政府在1640年也找不到足够的钱来供养军队。在这场“革命”之后，商业利益在政治上享有比以前更大的分量（Hill1967：99，129）。另外，里奇和威尔逊（1967：439－440）则强调，1639－1640年乃是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价格明显下跌的三个时期的第一个时期（另外两个时期是1645－1646年和1657年初）。因此他们强调：“在1640年到1660年间整个欧洲的这三个连续周期……是不能用地方原因来解释的。……整个经济节奏……肯定是全欧xìng的，甚至可能遍及世界。”
再回到西班牙白银。从美洲运到西班牙的白银的准确数量一直是有争议的。加西亚一巴盖罗·冈萨雷斯（1994：119）重新对此作了考察，而且考虑到没有记载的白银走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17世纪前半期，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白银进口量下降了2／3。这种下降在1640前后加剧了。
实际上，葡萄牙在1640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也是因西班牙跨大西洋的白银运输量下降而引发的，这一年加泰罗尼亚的造反也可能肇始于此。（一位考古学朋友在巴塞罗那郊区卡斯特尔德费尔斯发掘出一个外国钱币地窖，是它的主人在1640年到1643年间埋藏的，显然是为了躲避当时的动乱。）与中国明朝政府和英国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也遇到金融困难，无法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它的岁入之所以下降，首先是因为白银产量太多而导致白银贬值，接着在17世纪30年代因美洲银矿缩减生产和输出而导致白银短缺（Flynn1982）。当马德里的宗主权受到西边的葡萄牙人和东边的加泰隆人的威胁时，马德里优先考虑的是得到法国支持的加泰隆人的挑战，因而牺牲了在葡萄牙的统治地位。西班牙史的权威J．H．埃利奥特在那篇论“西班牙的衰落”的著名文章中认为，西班牙的衰落是“从1640年底开始的，当时西班牙及其国际势力明显地走向瓦解”。
葡萄牙对果阿的“印度贸易”也是在1640年达到“顶点”，并由此开始了一段“沉闷”时期（coms1991：17，23）。另外，葡萄牙在1642年签定了它的第一个商务条约。这是1703年梅休因条约的三个先例中的第一例（另外两个是1654年和1667年签定的条约），梅休因条约使葡萄牙在付出一些代价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所希望的英国保护。1640年以后，葡萄牙迫使荷兰资本退出在葡属巴西的蔗糖种植园，荷兰人只得转移到莫属巴巴多斯，把那里变成蔗糖种植园（Harlow1926，Frank1978a，b）。16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出口（主要是白银）也相对减少（RichandWilson1967：309）。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地球另一边发生的这些事件损害了葡萄牙商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跨太平洋运来的白银来源的关系，从而也对中国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各种变化很可能先是支持了西班牙的兴起，然后又促成了它的衰落。柏林和吉拉尔德兹（1995，b）反复强调：“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最好是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背景来考察。”其理由在于，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断扩大，先是抬高了白银的价格，从而增加了西班牙的财富，但是后来由于白银供大于求，迫使白银价格压低到西班牙人的生产成本的水平，甚至低于成本。西班牙王权遭到沉重的打击，原因在于，运到西班牙的美洲白银越来越多，导致银价下跌，国王政府财政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与同一时期的明朝政府一样，西班牙政府为了遏制财政收入的恶化而加强对民间经济的压榨。民间经济因此遭到几重损害：捐税越来越重，自身收入越来越少，白银生产和流通的缩减——日益跌落的白银市场价格再也不能弥补其日益增加的生产成本。这些市场力量在1640年前后造成白银生产的突然萎缩，动摇了西班牙经济的整个基础。
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亚洲长期持续的“A’阶段扩张被4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世界通货危机所打断。大规模的白银生产导致白银相对于黄金的比价下跌。白银价格的下跌和技白银计算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利润率的急剧下降，从而导致了拉美。中欧、波斯和日本等出口产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实际上，虽然日本在前一阶段因大量出口白银而出现经济景气，但日本最终为了对付这种危机而严格禁止白银（合法）出口。日本回应这一危机所采取的著名的“锁国”政策也可以用这种世界体系背景来解释，即用这种全面贸易赤字的经济地位来解释。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锁国政策并没有终止了贸易活动，而是调整了贸易活动——解决对外的贸易逆差，调整国内的各种利益。
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经受住这场金融一经济风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们仍然拥有白银的来源和供给，而对于不幸的明朝来说，这种来源和供给萎缩得太厉害了。但是，由于日本的锁国政策、葡萄牙反对西班牙的斗争、荷兰公司与英国公司的角逐、清朝征讨南明的战争等等政治事件，东亚的某些贸易也出现了严重的中断。而这些政治事件也可以根据这个银本位世界因白银短缺造成的通货危机来解释。具体地说，对白银短缺造成的这种通货危机给予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从长远的角度帮助解释日本的“政治”决策，即闭关自守，仅向荷兰人开放一个门户，因为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不同）给日本提供了出口其他商品（不仅是白银）的可能xìng。实际上，中国部分地退出海上贸易的原因也应该根据类似的金融背景来重新进行分析。但是，当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很快恢复时，一个经过改组的世界经济就摆脱了17世纪中期的“小危机”。总体上看，正如在前面看到的，还有许多关于17世纪经济增长的证据。
目前的讨论肇始于阿谢德（197）的建议：应该把中国的危机和1644年明朝的崩溃与白银短缺联系起来考察。但是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它都不能支持声称中国也有一场“普遍的”危机的说法。中国的危机肯定不同于阿谢德（1973：272）所说的“1590年到1680年欧洲经济的长期萎缩”，更不是由后者引起的。因此，尽管阿谢德首先提出中国和欧洲都对同样的世界范围的力量作出反应的论点很值得称赞，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的结论：中国和欧洲在17世纪“分道扬镖”（Adshead1973：278ff）。他不仅主张，有一个普遍的“17世纪危机”，而且还认为，中国和欧洲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是靠老办法而得以恢复，欧洲则是通过变革原有的制度结构而摆脱了危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2．3、4章看到的，中国的制度结构也适应和促进、至少是不阻碍18世纪的经济增长。由于阿谢德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这不仅误导了他对世界通货危机的分析，使他贬低他也承认的中国经济在18世纪的恢复和增长，而且还使他重复那种老调：欧洲的经济增长毕竟主要源于欧洲某些“独特的’喇度。他认为，这些制度是欧洲在回应“17世纪危机”时形成的——中国没有！这就再次把欧洲的果实说成先于亚洲和世界经济的树干。我们更不能接受的是阿谢德得出这种结论的推理过程：“塞维利亚是世界范围货币体系的中心，这个体系的崩溃促成了17世纪远方的亚洲革命。…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危机实际上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反响。”（Adshead1973：272）错了，塞维利亚不是任何世界体系的中心。尽管白银从它那里出出进进，但依然处于边缘的欧洲不可能产生这种世界范围的深远反响。无论金钱可能产生什么回响（而且我们认为它确实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反响），但是任何欧洲中心论的眼光都会阻碍和误导对这些世界范围反响的分析和解释！
这正是以往大多数人对这一时期进行分析时的重大局限，因为这些分析（包括我自己的分析在内）完全是以欧洲为中。乙。有些分析（包括我的分析，见Frank1978a）试图用以五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及其长达二三十年的危机论来分析17世纪。但是，康德拉捷夭周期完全是建立在欧洲经济。至多是大西洋经济的基础上。正如前面指出的，我发现，在这个时期，例如印度和拉丁美洲（更不用说尼德兰了）正处于一个明显的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情况被解释（或者说被错误地解释）为，当中心或核心地区的猫走开或忙于应付自身的康德拉捷夫周期xìng危机时，依附地区的老鼠就玩得更痛快。我的《低度发展的发展》（Frank1966）一文和《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发展》（Frank1967）一书就是这样解释的。然而，我现在的观点与当年不同，而且也与沃勒斯坦至今坚持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欧洲和（或）大西洋经济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或核心，这至少部分地否定了以前的分析。当然，即使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不存在普遍xìng的“（整个）17世纪的危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而且最好是把17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理解为一种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危机的体现，而且这种危机也采取了通货危机的形式。
（4）康德拉捷夫分析
在我以前论述从1492年到1789年这段时期的那部著作中，虽然我当时是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已经试图从17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开始确定康德拉捷夫周期（Frank1978a）。从那时起，沃勒斯坦也逐渐地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的角度来论述他所谓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兴起和发展。他在第一卷（1974）起步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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