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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

  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奥斯曼的启蒙运动继续显现出来。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米特费里卡的工作也许是郁金香时代留下的最杰出的遗产”。[13]1796年,伊斯坦布尔开始发行法文报纸。1824年,伊兹米特发行法文报纸。1831年,马哈茂德二世在首都开办首份土耳其文周报,公布政府法令和官方消息。此后政府对印刷业的限制逐渐放松。到1883年,伊斯坦布尔有印刷所54家;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印刷所增至99家。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印刷所出版图书约3 000种,其中宗教类图书390种,诗歌类图书360种,语言类图书260种,历史类图书180种,小说类图书180种,政府公报140种,数学类图书80种,科学类图书80种,经济财政类图书20种。

  《世界地理》中的日本地图

  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印刷术领域可圈可点。然而,奥斯曼帝国上下长期以来极端鄙视欧洲,从而严重阻碍奥斯曼人从敌人那里汲取科技营养。1718世纪,渐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仍旧鄙视同一时期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帝国衰微的又一症状和原因是,穆斯林对西方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妄自以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或许能从邪教徒即异教徒那里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这种态度部分源于宗教偏见,部分则源于伊斯兰教在早先数世纪里的惊人成就伊斯兰教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教派成长为世界上最大、发展最迅速的宗教。因此,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蔑和傲慢”。1756年,法国波旁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将这一震惊欧洲的消息通报帝国政府,后者竟然表示他们对于“一头猪与另一头猪的联合”毫无兴趣。迟至18世纪末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时期,奥斯曼人依然轻视已经崛起的西方基督教国家,还蔑称开辟新航路并发现新大陆富于冒险精神的西班牙人为懒虫,蔑称发起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人为杂种,蔑称建立海上贸易帝国的荷兰人为nǎi酪贩子,蔑称建立安立甘宗新教的英国人为无神论者,蔑称盛产启蒙思想家而且多才多艺的法国人没有信仰,蔑称建立路德宗新教的德国人为亵渎神灵的异教徒,蔑称通过改革已经强大的俄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xìng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了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学者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维萨里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的成就一无所知。他们不但不了解这些科学进步,而且那时他们自己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将来要做的任何动力”。18世纪末曾任英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兼商人威廉伊顿这样对比西欧和奥斯曼帝国的科学观及科学素养:“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拥有一般xìng科学知识的人比比皆是,且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人没有名气。除工匠外,如果有人也去关心如何铸造大pào、建造船只之类的事情的话,人们会把他看成是一个疯子的。这种狭窄的视野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不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十分无知,这种极端荒谬的情形还和他们的胡乱猜测jiāo织在一起。”[14]

  在奥斯曼帝国长达600多年的历史上,其文化成就绝不限于文学、史学、哲学、建筑艺术和科学技术五大领域,至少还包括戏剧、音乐(奥斯曼军乐与民间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传统细密画与西方式绘画)等艺术形式,以及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可供笔者参阅的论著明显不足。这一状况与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文化见解有密切关系,正如伯纳德路易斯在《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一书中所言:“在古典的观念中,只有文学可以跻身于文明艺术之列,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值得人们注意和尊敬。玩音乐的包括演奏家和作曲家都是些奴隶或是其他的社会低下人物,而音乐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媒介,可作为诗歌吟唱时的搭配。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家名字很少,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名字,是因为文学作品中曾经提到。视觉艺术则是手工匠人和工艺师傅的作品,这在不允许人像表现的时期和地方,尤其是如此。”不过,本书《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化成就》一章将系统阐述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适当回顾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形式。

  作者点评:

  特定文化的历史地位,只有在对照此前文化、同期文化和此后文化时才能够显现出来。坦率地讲,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成就有些“生不逢时”。

  与此前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开创xìng不足。在文字、语言和文学方面,自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奥斯曼人出于对《古兰经》的语文阿拉伯语文的崇拜,同时出于对波斯人璀璨文化的仰慕,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奥斯曼文,并大量吸收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借词和语法,使奥斯曼语成为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三种语言的混合物。因此,奥斯曼文不易书写,而且不能体现奥斯曼语的发音;奥斯曼语严重脱离下层民众,而且成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附庸。既然如此,奥斯曼帝国的文学特别是宫廷文学,难以摆脱阿拉伯和波斯文学的影响,逐渐变得格律僵死、修辞复杂、内容枯萎。在史学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学者侧重编写苏丹起居注和奥斯曼帝国编年史,内容单一,见解平平,名家太少,暮气沉沉,显然不能与哈里发国家的阿拉伯伊斯兰史学成就相提并论。在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与哈里发国家相关领域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帝国的经院哲学和天文学走向保守化,数学和医学迅速平庸化。必须承认,建筑艺术和地理学在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发展较快,但是两者均未超越哈里发国家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框架,而且建筑艺术与虚耗民力,地理学则与海军征战,不可避免地被连在一起。更何况,奥斯曼帝国的地理学在17世纪之后便处于停滞状态。

  与同期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不在同一档次。哈里发国家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文化还很落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哺rǔ基督教文化数百年。然而自14世纪之后,欧洲先后兴起文艺复兴、全球探险、宗教改革、殖民扩张、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在文化领域已经反超伊斯兰世界,迅速俯视奥斯曼帝国文化,开始反哺伊斯兰世界。在最具可比xìng的科学技术领域,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明显落伍,至于印刷术也是在15世纪末才从西班牙传入,到18世纪前期才逐渐推广。

  与此后的土耳其共和国文化相比,奥斯曼帝国文化缺乏借鉴意义。伴随着凯末尔政权的语言和文字改革,帝国的文学、史学、哲学和书法成就被弃若敝屣;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灭亡以及凯末尔政权的世俗化改革,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教育制度传入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和陵墓建筑艺术被视为鸡肋,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教育被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伴随着西学东渐和西化改革,奥斯曼帝国的科学技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奥斯曼帝国的戏剧迅速让位于共和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奥斯曼军乐出现明显革新,奥斯曼帝国的细密画走向衰败,而西方式绘画则风靡共和国,凡此现象不一而足。

  * * *

  [1]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

  [2]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9页。

  [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4]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142页。

  [5] (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孙硕人、诸长福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61362页。

  [6]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chā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7] (英国)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44155页。

  [8] (英国)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钱雪梅译:《剑桥chā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9]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27328页。

  [10] (英国)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dàng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51页。

  [11]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357页。

  [12] (美国)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2页;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8页。

  [13] (美国)斯坦福肖著,许序雅、张忠祥译:《奥斯曼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14] William Eton,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4th ed, London, 1809, pp.190-193.转引自L. 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7页。

  第七章 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一、苏丹权力的式微

  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苏丹凌驾于社会之上,行使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第十代苏丹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可谓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而此时的西欧正值文艺复兴和近代民族国家初兴的历史阶段。

  16世纪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曾经对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与法国国王的权势作出如下比较:“就土耳其人来说,整个王国全在一位主公的控制之下,其他人都是他的藩属;他把全国分成若干州或政府,并把其中一些人派往那里;另外的人,他愿意杀就杀,愿意撤换就撤换。但是,法兰西国王只是席坐一堂的众多位主公中的一位主公,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早就被他们的臣民承认如此了得,受他们的臣民的爱戴,有说不尽的显赫重要;国王要想把他们的国家从他们的手里拿走,那便要冒着老大的危险。”[1]

  然而,自1566年苏莱曼一世去世后,苏丹的统治权力日渐式微,奥斯曼帝国的宫廷政治日趋腐败,后宫参政,苏丹更替频繁,内部冲突迭起,政局动dàng。奥斯曼帝国的前10位苏丹,平均在位27年,皆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相比之下,自1566年苏莱曼一世去世和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结束到1789年塞里姆三世即位和首开新政举措的先河,历经17位苏丹的统治,他们平均在位13年,大都系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苏丹塞里姆二世(Selim II,15661574年在位)酗酒成xìng,时人称之为“酒鬼塞里姆”。他沉迷后宫,疏于国事,长期将朝政jiāo付大维齐尔索库鲁穆罕默德掌管,放任廷臣与后宫之间的权力倾轧,官场腐败成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迹象已经开始初步显现。

  与此同时,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局势和行省事务的控制不断削弱,政治生活的天平开始倾斜,包括帕夏和贝伊在内的世俗贵族以及执掌宗教权力的欧莱玛往往各行其是,成为挑战苏丹统治地位的隐患。在安纳托利亚,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局限于马尔马拉海沿岸、布尔萨、埃斯基萨希尔和卡拉曼一带;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其他地区,包括安卡拉、特拉布宗、艾丁、安塔利亚和阿达纳,分别隶属于六大封建家族。在鲁梅利亚,多瑙河的保加利亚沿岸、埃迪尔内、阿尔巴尼亚分别隶属于四大封建家族。巴格达的马木路克首领苏莱曼帕夏统治着两河流域。“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苏丹的统治权力是微弱的;在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苏丹的统治权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

  埃迪尔内喷泉广场

  1786年,出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人舒瓦瑟尔古菲曾经在信中说:“这里不像在法兰西那样,皇帝可以独自作主。在土耳其,恰恰相反,若是想要做点什么事的话,便必须设法去说服那些事事都得由他们来评断道理的欧莱玛,去说服不论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国家掌权者。”1803年,来自印度的穆斯林旅行家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写道:“他们的皇帝无权随便杀人,也不得凭着一时的高兴或是感情用事随便赦免罪人。在所有重大事务上,皇帝都有义务要同朝中权贵进行商量,而这些权贵们,由于希望得到提升,或是由于害怕惩罚,一个个全都变得服服帖帖的。”[3]

  二、包税制的兴起

  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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