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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章

  世纪开始,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事中,传统封邑制骑兵即西帕希的战斗力明显下降,装备新式火器的雇佣制步兵即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取代传统骑兵而成为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变革,货币的支付取代土地的赐封成为维持军队的基本形式,封邑制出现衰落的趋势,封邑领有者的人数逐年减少。据相关资料统计,奥斯曼帝国的封邑领有者,1475年为6.3万人,1610年下降为4.5万人,1630年已不足1万人。

  “为了迅速而便利地取得现金的回转,苏丹没有直接去管理这类土地的赋税,而是采取按照不同的租约和转让方式,把赋税放给别人的办法”。[4]于是,包税制逐渐取代封邑制,成为奥斯曼帝国开辟财源和聚敛财富进而保证军饷支出的有效手段。包税者大都出自商人阶层,构成连接中央政府与乡村民众的重要纽带。最初,包税者仅仅充当非官方的征税人,征税期限通常为3年,征税标准由中央政府规定。久而久之,包税权逐渐世代相袭,包税者权力范围扩大,控制乡村民众,形成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进而构成否定国家土地所有制直至挑战苏丹和帝国政府的潜在隐患。

  封邑制的衰落明显削弱苏丹政府对于行省和桑贾克的直接控制,助长奥斯曼帝国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包税制的推行切断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农民失去政府提供的保护,逐渐依附于包税人;与此同时,包税人不断扩大其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和控制权,进而演变为大地产主和乡村的统治者。“在理论上,他们只是作为租约人和租税包收人而占有地产的,但是,日益变得软弱的政府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这些新土地所有者因而能够增多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且增强了这种占有的可靠xìng。在17、18世纪,他们甚至开始篡夺政府的一些职权”。[5]

  三、商路转移与价格革命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并非导致新航路开辟的主要原因,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导致新航路开辟的观点具有夸大和虚构的成分,然而新航路的开辟对于奥斯曼帝国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横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扼守东西方之间传统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印度、波斯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陆路贸易,以及红海、黑海和地中海东部的海上贸易,无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伊斯坦布尔、布尔萨、杜布罗夫斯克、阿勒颇和亚历山大港,构成奥斯曼帝国贸易网络的重要枢纽。幅员辽阔的奥斯曼帝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贸易尤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财源。奥斯曼帝国控制陆路贸易,长期采用商旅驼队的贩运方式。欧洲基督教诸国控制海路贸易,主要采用商船贩运货物。

  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世界范围内商路的转移,大西洋成为东西方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自大西洋经好望角至印度洋的新兴海上贸易,开始挑战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传统陆路贸易。17世纪的一位奥斯曼学者曾经这样写道:“现在欧洲人已经学会认识整个世界;他们的船只派往世界各地,并夺取了重要港口。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首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改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凡是他们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便运来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伊斯兰的地方,并以五倍的高价出售,从而大发其财。伊斯兰各地因此越来越感到金银的缺乏。奥斯曼帝国必须设法取得也门沿海各地,以及通过那些地方的贸易,否则,在不久的将来,欧洲人便将控制伊斯兰各地。”[6]然而,基督教欧洲商人经营的海上贸易此时并未完全取代途经奥斯曼帝国的陆路贸易。“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经大西洋运输,但是丝绸,不久以后的咖啡和yào材,再往后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单色布,仍由近东运往欧洲”。[7]

  奥斯曼帝国长期实行银本位的货币制度,银币阿克切构成奥斯曼帝国的基本货币形式。新航路开辟后,美洲的贵金属特别是廉价的白银,经欧洲大量流入中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所谓价格革命。奥斯曼帝国自16世纪末开始出现明显的货币贬值。金币与银币的兑换比例,1580年是1∶60,1590年为1∶120,1640年为1∶250。货币贬值导致奥斯曼帝国政府岁入锐减,从1534年的500万金币下降为1591年的250万金币。与此同时,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涨20倍。尽管如此,也不应过分强调价格革命与奥斯曼帝国衰落之间的必然联系,不应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简单归结为价格革命的结果。所谓的价格革命缘起于新航路的开辟,价格革命首先影响西欧诸国,继而波及奥斯曼帝国境内,后者所受影响的程度远不及前者,价格革命在西欧诸国和奥斯曼帝国所导致的后果也迥然不同,进而形成西欧诸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日趋明显的历史落差。

  四、对外战争的败绩

  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的信仰差异,明确区分穆斯林统治的伊斯兰领土与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进而将征服异教徒统治的战争区域视作伊斯兰国家的终极目标。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接壤的边疆地带,奥斯曼帝国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在于穆斯林对基督徒发动的圣战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土扩张,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直接表现为对外战争的失利与领土的丧失。

  17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在东南欧领有的疆域超过法国和西班牙面积的总和,奥斯曼帝国的军队驻扎在波兰南部的布格河、俄罗斯南部的顿河和第涅伯河沿岸。奥斯曼帝国在亚洲领有的疆域,西起红海,东至扎格罗斯山,北起高加索山区,南至波斯湾。在非洲,埃及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祝福着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东地中海水域,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向奥斯曼帝国称臣纳贡。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基督教诸国的战争中屡遭败绩。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势受挫,兵败维也纳城下,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脱离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在多瑙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力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威尼斯人夺取希腊诸地,俄国军队攻占黑海北岸的亚速。169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二世(Mustafa II,16951703年在位)被迫签订《卡罗维兹和约》,承认波兰对于乌克兰南部的统治权、奥地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统治权、威尼斯对于希腊南部的统治权、俄罗斯对于德涅斯特河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卡罗维兹和约》(Treaty of Karlowitz,又译《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署,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对于基督教欧洲的军事态势由主动xìng的战略进攻转变为被动xìng的战略防御。

  穆斯塔法二世

  签订《卡罗维兹和约》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欧洲的主要战争对象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进入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与普鲁士激烈角逐中欧的霸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逐渐取代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巴尔干半岛、黑海北岸和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成为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主要争夺目标。1711年,彼得大帝率领的俄军进攻奥斯曼帝国,俄军败绩。17681773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再次bào发战争,奥斯曼帝国军队败绩,苏沃洛夫统率的俄军占领布加勒斯特,控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攻入南高加索地区,俄国舰队进入爱琴海水域。177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ük Kaynarca),奥斯曼帝国丧失克里米亚和黑海北岸穆斯林汗国的宗主权,支付750万阿克切的战争赔款,俄国获得多瑙河以及黑海、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运权,同时俄国政府获准向伊斯坦布尔派驻公使,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处于俄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对外战争的屡屡失利和疆域的接连丧失,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欧洲盟国。自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外jiāo联系,旨在共同反对称霸中欧的哈布斯堡王朝。1569年,苏丹塞里姆二世与法国签署协议,给予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贸易优先权,允许法国船只自由进出奥斯曼帝国海域和港口。进入18世纪,普鲁士的兴起导致欧洲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随之发生变化。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从土lún出发,在亚历山大港登陆,继而占领开罗。179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俄国建立反法联盟。1801年,驻守埃及的法军向英军投降。此后,英国成为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外部势力。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处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重要战略位置。控制英国本土与英属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以及扩大英国工业品在中东的市场,构成促使英国chā足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原因。

  作者点评:

  大自然中没有不败的花朵,历史的长河中同样没有日不落的帝国。花开花落,斗转星移,既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也是历史长河的形象写照。奥斯曼帝国脱胎于安纳托利亚西北一隅的弹丸之地,百余年间雄踞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如日中天。至苏丹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浮出水面。崛起中的欧洲诸国与相对停滞的伊斯兰世界之间形成巨大的历史落差,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江河日下,往日的辉煌随之渐渐远去。

  * * *

  [1]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

  [2] Zurcher, E. J., 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93, p.11.

  [3]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68页,第469页。

  [4]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5]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471页。

  [6] 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4页。

  [7]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40页。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一、塞里姆三世与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近代欧洲的崛起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基督教欧洲诸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启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恪守传统秩序,墨守成规,长期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由此形成的历史落差,改变着基督教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奥斯曼帝国面临近代欧洲崛起的巨大压力,来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威胁促使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所谓的西化进程由此拉开帷幕。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早在18世纪初的郁金香时代(the Tulip Era),法国文化和时尚已经令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心驰神往。17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bào发之际,塞里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年在位)继任奥斯曼帝国苏丹。塞里姆三世即位之前,曾经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保持书信往来,仰慕路易十六的君主专制,将路易十六视作模范君主。塞里姆三世即位后,颁布诏书,实行新政,名为尼扎姆贾迪德,旨在扩大苏丹的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克服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重建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与辉煌。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主要是仿照法国模式组建新军,裁减称作耶尼切里的近卫军团以及称作西帕希的封邑制骑兵,而组建新军的直接原因,是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需要。

  塞里姆三世

  塞里姆三世推行新政举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约15万人,其中5万人驻扎在首都伊斯坦布尔。1792年,塞里姆三世首先组建员额600人的新军,身穿欧式军服,采用西方战术,聘请法国军官主持训练。此后,新军的规模不断扩大,1797年为2 500人,1801年增至9 000人。1807年,新军人数达到3万人。新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青年。塞里姆三世组建的新军实行薪俸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分别驻扎于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

  与此同时,塞里姆三世重组御前会议,调整御前会议成员的职责,削减大维齐尔的权力,缩短行省长官的任期,缩小包税范围,设立直接征收赋税的专门机构,扩大财源,筹集军费,创办新式医院和军事学校,向lún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派出常驻外jiāo机构。1793年,塞里姆三世从包税商手中收回约400处封邑,实行直接征税。此后,越来越多的封邑处于苏丹的直接控制之下。

  塞里姆三世的新政举措,损害了传统的军事贵族、近卫军团、欧莱玛阶层和包税商的既得利益,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1807年5月,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近卫军团发动兵变,以新政举措与伊斯兰教法不符为由,解散新军,罢免塞里姆三世,拥立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 IV,18071808年在位)出任苏丹。穆斯塔法四世即位后,谴责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举措系违背教法的邪恶行为,宣布取消新军,恢复奥斯曼帝国的原有秩序,新政随之夭折。

  1808年7月,多瑙河地区的奥斯曼贵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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