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章

  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纽带和桥梁。与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私人投资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私人投资的领域主要是铁路、公路、港口和银行以及其他与出口联系的公共部门的投资。

  奥斯曼帝国境内犹太人

  坦泽马特时代的新政举措，特别是组建新军和扩充官僚机构，耗资巨大，奥斯曼帝国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与西方贸易的不断扩大，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的货币充斥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成为帝国境内重要的jiāo换媒介，货币贬值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传统方式逐渐淘汰。亚美尼亚商人开办的银行尽管向苏丹政府提供借贷，然而数额有限，且需支付高额利息。1851年，大维齐尔穆斯塔法雷什德帕夏与英法政府签署借贷5 500万法郎的债务协议，遭到苏丹的否决。1854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迫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需要，与英国签署债务协议，首开向西方列强举债的先河。此后20年间，奥斯曼帝国政府13次签署债务协议，至1875年债务总额达到2.4亿英镑。1876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即位时，奥斯曼帝国财政岁入的80%用于偿还外债，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188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允准成立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由来自英、法、德、意和奥匈等国的外国债务人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该机构，雇员超过5 000人，负责管理以税收作为基础的帝国岁入，偿还公共债务。奥斯曼债务管理局充当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西方债权国及投资者的中介机构，旨在维护西方债权国和投资者的利益。奥斯曼债务管理局的建立，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二、市场化进程的启动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尽管经济活动依旧建立在个体农业的基础之上，然而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无疑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贸易jiāo往的扩大，为中东地区的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工业品倾销的直接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赋税和地租的货币化，也是加速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农作物播种的区域xìng分工日益明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西部、叙利亚和黎巴嫩山区，面向流通领域和国际市场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不断扩大，棉花、生丝、甘蔗、烟草、鸦片产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随之逐渐提高。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陆地区普遍播种粮食作物，依旧维持自给自足的传统经营模式，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低下，由此形成与沿海地区农业经营模式的明显差异。

  奥斯曼帝国境内农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作物出口的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非通过改善农业技术、改进经营方式和增加农业投资，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依旧采取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主要依靠耕地的扩大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延续传统的小生产模式。尽管如此，jiāo换关系的扩大刺激着农民的生产积极xìng，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和耕地面积的增长则是农作物市场化程度提高的逻辑结果。另一方面，国家土地所有制以及村社和部族的土地共同占有权日渐式微。尤其是1858年奥斯曼帝国土地法颁布以后，私人土地所有制呈上升趋势，私人地产明显扩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乡村社会的剧烈分化。无地农民日渐增多，沦为雇佣劳动力。

  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西方工业品倾销的另一结果，是奥斯曼帝国传统手工业的衰落趋势。“奥斯曼工业的总衰退，在时间上可以一直回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的土耳其也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正经受着不断扩张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势如潮涌的大量廉价工业品不断流入土耳其市场。进口货中最重要的是纺织品，老式的土耳其棉业和丝业织造者因而受到了打击。其他进口货物包括铁器、刀、时钟、纸张和食糖，而对于这些东西，土耳其的地方工业照样无法与西方竞争”。[1]至19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西方工业国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城市的行会组织尽管长期延续，然而其传统的经济社会职能逐渐丧失。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排斥着行会经济的垄断地位，政府机构的完善否定着行会原有的社会影响。随着乡村家庭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行会手工业的衰落，工业生产与行会组织的共生状态逐渐消失。

  马哈茂德二世当政期间，开始创办现代工业，主要生产军需品。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即位后，从欧洲引进技术和设备，现代工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奥斯曼帝国的早期现代工业，大都分布在巴尔干半岛、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及黎凡特地区，萨洛尼卡、伊兹密尔、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工业的中心所在，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丝织业中心，1845年开始出现瑞士人经营的丝织企业，采用蒸汽动力，至1876年，采用蒸汽动力的丝织企业超过14家。伊兹密尔有地毯编织厂多家，雇佣工人千余人，另有面粉厂、榨油厂、玻璃工厂、造纸厂、棉纺厂、织布厂，大都由西方商人投资兴办。1853年，黎巴嫩有丝织企业9家，产品销往法国。1861年颁布的矿产法，结束政府对于矿产开采的垄断，允许私人投资开采。此后，西方商人投资采矿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矿产资源随之流向欧洲基督教世界。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人口的增长与新旧秩序的更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800年以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人口年增长率约为1%，其中19世纪后期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世纪前期。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18001914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从650万人增至1 470万人；伊拉克的人口1860年仅120万人，1914年达到320万人。另据资料统计，18001900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240万人，巴勒斯坦的人口从30万人增至60万人。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以及瘟疫和灾荒的减少，是导致人口增长的基本原因。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变化，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8001914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从40万人增至110万人，伊兹密尔从10万人增至30万人，安卡拉从20万人增至40万人，贝鲁特从0.6万人增至15万人，耶路撒冷从1万人增至8万人，巴格达从5万10万人增至15万人，巴士拉从0.4万人增至2万人。另据统计，18501900年，阿勒颇从7.7万人增至9万人，海法从0.1万人增至0.5万人，雅法从2万人增至4万人，大马士革从5万人增至8万人。此外，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游牧人口与定居人口也经历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农田的扩大与牧场的减少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直至1800年，奥斯曼帝国依然沿袭传统的jiāo通运输模式，内陆运输普遍依靠商旅驼队，古老的帆船航行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周边海域。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列强的贸易扩张和中东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奥斯曼帝国在jiāo通运输领域经历革命xìng的剧烈变革。现代jiāo通运输体系的初步建立，明显加速着人流和物流的运动，进而构成推动奥斯曼帝国经济生活市场化进程和瓦解传统社会之封闭状态的重要杠杆。

  奥斯曼帝国境内最早出现的现代jiāo通工具是西方制造的蒸汽船。19世纪20年代初，蒸汽船首先出现于多瑙河流域。1828年，第一艘蒸汽船抵达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西地中海之间的定期航线随之开通。30年代，蒸汽船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水域。19世纪后期，蒸汽船的平均排水量达到1 000吨，相当于传统帆船排水量的1020倍。1895年，奥斯曼帝国共有各种船只5万余艘，其中蒸汽船约3 000艘。1905年，奥斯曼帝国的各种船只总数增至6.9万艘，其中蒸汽船达到4 800余艘。19世纪60年代，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是蒸汽船的4倍；1900年，在抵达伊斯坦布尔港的各类船只中，传统帆船仅占5%。随着蒸汽船的广泛使用，港口建设出现长足的进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贝鲁特、伊斯肯德lún、亚丁、巴士拉成为奥斯曼帝国现代航运的重要枢纽。18301913年，进入贝鲁特港的船只吨位从4万吨增至170万吨，进入伊兹密尔港的船只吨位从1.5万吨增至220万吨，进入巴士拉港的船只吨位从1万吨增至40万吨；伊斯坦布尔作为东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港口，1913年进港船只吨位达到400万吨。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jiāo通运输领域最重要的变化是铁路的开通。如果说蒸汽船的出现标志着航运领域的革命，进而影响着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那么铁路的开通标志着陆路运输的革命，进一步密切着广袤的内陆世界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始建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1866年，自伊兹密尔通往安纳托利亚内陆的铁路动工兴建。伊斯坦布尔至维也纳的铁路始建于1868年，1888年完工。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当政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通车里程达到450公里，分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1874年，比利时人巴龙德希尔什主持建成著名的东方铁路，自伊斯坦布尔经埃迪尔内至索非亚，全长560公里；1888年，东方铁路经贝尔格莱德延伸至奥地利边境。自伊斯坦布尔通往东方的铁路，1873年到达伊兹米特，1892年到达安卡拉，1896年到达科尼亚，1914年与巴格达铁路相连，直至到达波斯湾港口城市巴士拉，是为闻名遐迩的中东铁路。1892年，法国商人和英国商人分别投资兴建耶路撒冷至雅法的铁路和大马士革至阿克的铁路，是为叙利亚最早的铁路。1908年，自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希贾兹铁路建成通车，全长1 320公里。铁路是西方投资的重要领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主要由英国、法国和德国承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投资占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投资总额的62%，占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总额的86%。1911年，奥斯曼帝国共有铁路4 000公里，从事铁路运输者1.3万人，运送旅客1 600万人，运送货物260万吨。其中，巴尔干半岛1 000公里的铁路运送800万旅客，安纳托利亚1 500公里的铁路运送旅客700万人。相比之下，在地广人稀的阿拉伯诸省，1 500公里的铁路仅运送旅客90万人。

  1883年最初的东方快车

  1888年东方快车的宣传广告

  1891年东方快车的宣传广告

  三、智力的觉醒

  奥斯曼帝国前期，文化生活表现为明显的二元色彩，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和定居地区的社会精英崇尚波斯文化，而广大乡村和边境地区的游牧群体盛行突厥文化。神秘主义的苏非教团遍布各地，成为民间文化的社会载体和精神家园。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进程始于18世纪，首先表现为法国文化对于奥斯曼社会的广泛影响。苏丹艾哈迈德三世（Acomd III，17031730年在位）当政期间，热衷于法国文化，追求法国的生活方式，奢华之风蔓延。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在伊斯坦布尔的黄金角海岸建造新的宫殿，名为萨巴达特宫，由水池、喷泉、雕塑、花园和亭阁组成，建筑风格模仿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萨巴达特宫建成后，伊斯坦布尔的贵族竞相效仿。此时，法国花卉郁金香引进伊斯坦布尔，成为苏丹宫廷和贵族宅邸之中不可或缺的点缀之物，所谓的郁金香时代由此得名。

  郁金香时代的代表xìng建筑艾哈迈德三世喷泉，后面是爱亚索菲亚清真寺 郁金香时代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翻译的西方著作。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是匈牙利人，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家庭，后以奴隶的身份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在奥斯曼帝国步入仕途，追随大维齐尔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兼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文化背景，通晓西方语言，从政期间致力于向奥斯曼帝国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和统治艺术。易卜拉欣米特费里卢于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学方法》，继而将笛卡尔和伽利略的科学著作翻译成土耳其文。进入19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渐传入奥斯曼帝国，开始挑战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奥斯曼帝国智力觉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强调统治者的权力和臣民的义务；统治者应当遵循公正的原则，所谓的仁政构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应履行相应的义务，至于臣民拥有的权利则无足轻重抑或无从谈起。阿拉伯语中曾有如下的格言：“如果哈里发为人公正，那是他的赏赐而你应该表示感谢。如果哈里发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过而你应该保持耐心。”[2]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一斑。

  所谓的自由在传统社会是相对于奴隶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则是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1789年bào发的法国大革命，赋予自由一词以崭新的政治内涵，主权在民成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义成为反对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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