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章

  府的经济垄断，主张降低税收和稳定货币政策，增加农业信贷，鼓励民间投资和吸引国外投资，实行直接选举，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保障fù女权益。费特希奥克亚尔尽管长期追随凯末尔，却与伊斯梅特积怨甚深。自由共和党作为议会内部的反对党，继承1924年侯赛因劳夫创建的进步共和党的衣钵，激烈抨击伊斯梅特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而成为反对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政治平台。在自由共和党宣布成立后的12天内，1.3万人申请加入该党。1930年9月，费特希奥克亚尔访问伊兹密尔，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自由共和党于1930年8月创建初期，仅占据大国民议会的15个席位。在同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受到官方的干预和阻挠，自由共和党仍然获得大国民议会502个席位的30个席位，其潜在的社会动员能量和政治空间由此可见一斑。1930年11月，自由共和党迫于共和人民党的压力而在成立99天之后宣告解散，是为凯末尔时代一党制极权政治的chā曲。此后10余年，反对派政党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共和人民党成为唯一的合法政党。独立人士曾经在1931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30个席位，在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6个席位，可谓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政治的点缀。

  费特希奥克亚尔

  1931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17名议员中289名议员的支持，第三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三次大会，通过党纲和党章，确定共和人民党与土耳其国家机构的重合关系，共和人民党主席兼任共和国总统，副主席兼任内阁总理。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决定实行共和人民党与政府机构的一体化，共和人民党总书记兼任政府的内政部长，共和人民党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兼任省长。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凯末尔等同于共和人民党而共和人民党等同于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治制度的明显特征。所谓的“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构成凯末尔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共和人民党成员为124万人，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7.7%，共和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分布于全国62个省中的50个省。1931年，凯末尔建立所谓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作为从属于共和人民党的民间组织。“人民园地”包括479个分支机构，“人民之家”包括4 322个分支机构。“人民园地”和“人民之家”的宗旨是，宣传共和人民党的基本纲领和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诸多层面控制民众，进而构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纽带。

  1935年，凯末尔获得大国民议会399名议员中389名议员的支持，第四次当选总统。同年，共和人民党召开第四次大会，明确规定将凯末尔主义作为共和人民党的纲领和“基本的和不可改变的原则”。1937年，凯末尔主义被写入宪法，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遂被称作“土耳其人的宗教”。1938年11月凯末尔去世后，共和人民党宣布凯末尔为该党“永远的领袖”，伊斯梅特则以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的身份出任土耳其共和国总统。

  作者点评：

  安纳托利亚无疑是具有久远文明传统和深厚历史积淀的古老土地，然而土耳其共和国却是诞生在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崭新国家。历经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风雨飘摇的动dàng时代，踏过崎岖颠簸的艰难旅程，历史的车轮从伊斯坦布尔向安卡拉一路驶来，奥斯曼帝国的身影渐行渐远，安纳托利亚大地重新迎来了现代化的活力和生机。

  * * *

  [1]　Balkan， N.，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 Class， Ideology and State in Turkey， New York 2002， p.5.

  [2]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第十二章　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一、从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到凯末尔时代的民族主义 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奥斯曼主义（Ottomanism）。奥斯曼主义强调苏丹的统治地位与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的政治一致xìng，即奥斯曼帝国的所有臣民不论宗教和语言的差异而皆须忠实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和共同捍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主义形成于19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环境，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绝对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的政治基础。

  19世纪后期，随着巴尔干地区及北非领土的不断丧失，奥斯曼帝国的亚洲色彩和伊斯兰教色彩逐渐加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采用哈里发的称谓，由保守的欧莱玛和苏非派教团舍赫所倡导的伊斯兰政治理论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渐扩大，奥斯曼主义逐渐让位于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强调包括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库尔德人、阿富汗人和印度穆斯林在内的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共同利益，试图重建温麦和强调伊斯兰教的广泛实践，抵御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威胁。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根源于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侵略和瓜分，体现了穆斯林反抗西方侵略的思想情感，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表现为反抗基督徒和异教统治的历史形式。著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贾迈勒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Afghani，18381897年）可谓泛伊斯兰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则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促使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穆斯林将争取独立和振兴伊斯兰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是为泛伊斯兰主义兴起的政治基础。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

  20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泛伊斯兰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继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后的大土耳其主义（Pan-Turkism）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核心思想是主张突厥人的广泛政治联合以及土耳其人的特权地位。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期间，曾经将大土耳其主义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强制推行土耳其化的政策，否认奥斯曼帝国境内非土耳其人各民族的自治权，实行高压的民族政策。

  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之内，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民族的统治构成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包括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内的非穆斯林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阿拉伯人相继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随之相继销声匿迹。

  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衰落之后，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色彩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萌生，cāo土耳其语和信仰伊斯兰教成为所谓土耳其民族的特定标志，安纳托利亚则被视作土耳其民族的祖国和家园。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之际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塑造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传统疆域的丧失和人口构成的改变，提供了奥斯曼主义演变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客观物质基础。1927年，土耳其血统的穆斯林构成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97.3%，是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基础。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实践，可谓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

  在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民族被视为具有共同的语言、政治疆域、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共同体，明显区别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米勒特即宗教共同体。凯末尔宣传的民族主义，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及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进而包含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思想，其实质在于放弃传统的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强调土耳其民族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的单一民族xìng，强调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共和国的一致xìng，旨在强化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凝聚力与政治向心力。“民族主义的构想和实行，首先着眼于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紧密相关的政治目的”。[1]凯末尔于1921年声明，自己是“在为土耳其人民进行奋斗，不是为超出民族边疆以外的不论根据宗教或种族来规定的任何更加模糊、更加广泛的实体进行战斗”。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政府做出一项坚定的、积极的、具体的政策，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在规定的民族疆界之内”。[2]

  土耳其语言学会成立于1926年，强调土耳其语是人类最悠久的语言和诸多其他语言的历史源头，着力推广土耳其语，消除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传统影响。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阿拉伯字母以及阿拉伯化的波斯字母在奥斯曼帝国时代曾经是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8年11月，土耳其政府宣布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1929年，土耳其政府禁止所有出版物使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新的拉丁字母成为强制推行的法定字母。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标志着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文化传统的决裂，构成至关重要的西化举措。土耳其字母拉丁化的强制实施，则是凯末尔时代极权政治的体现和标志。

  土耳其历史学会成立于1931年，强调土耳其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宣称祖居中亚的突厥人曾经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的安纳托利亚、爱琴海和美索不达米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宣称匈奴首领阿提拉和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皆为传播突厥文化的使者，宣称苏美尔人及赫梯人与突厥人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传承关系，旨在弘扬土耳其民族的辉煌历史，淡化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历史渊源，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凝聚力。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习俗相似，原本大都有名无姓，常以父名或出生地作为姓氏的替代。1934年，土耳其政府推行新的姓氏制度，议会将阿塔蒂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作为凯末尔家族的专用姓氏，凯末尔的正式称谓遂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改作凯末尔阿塔蒂尔克（Kemal Atatürk）。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贵族头衔帕夏、贝伊和埃芬迪被土耳其政府明令废止。

  二、共和主义与民众主义

  共和主义作为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基础，缘起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环境。坦泽马特时代，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在奥斯曼帝国初露端倪。19世纪后期，青年奥斯曼党的代表人物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声称，共和制起源于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实践，共和制的建立是实现民众主权的前提条件，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则是共和制的典范。然而，青年奥斯曼党无意否定苏丹制，其所倡导的所谓共和制实为民众主权基础上的宪政君主制。1876年宪法的颁布和议会的召开，开辟了奥斯曼帝国宪政运动的先河。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宪政制度的广泛实践。

  凯末尔的共和主义思想，在继承坦泽马特时代特别是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期间政治理念的基础上，强调否定奥斯曼帝国传统的苏丹制度和米勒特制度，实行共和政体。1921年颁布的《基本组织法》规定，土耳其的国家主权属于土耳其人民。凯末尔宣称：“土耳其大国民议会（Grand National Assembly of Turkey）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国民议会政府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唯一代表”，“大国民议会不属于哈里发，而是属于土耳其人民”。[3]自1923年起，共和主义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反对传统的君主政治、宣传民众主权的政治思想与强调共和制度则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人民的声音便是安拉的声音”。[4]

  民众主义的历史内涵，在于实现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倡导民众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国家与民众之间双向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919年，凯末尔在安卡拉发表演讲，初步阐释了民众主义的基本思想：“在我们的组织内……全体国民拥有最高的权威……每个人都必须关注自己的命运。这种自下而上的结构，从地基到屋顶，将是坚不可摧的……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我们的国民组织……已经拥有了它所依赖的关键xìng资源，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支持。从此，自下而上的政治结构也将开始形成。”1920年8月，凯末尔表示：“权力应当直接jiāo付给人民，并保持在人民手中”，“如果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政府下一个社会学上的定义的话，我们就把它叫作‘人民政府’……我们是不幸的民族，正在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和独立……我们是遵循这样一种原则的人，即它将使我们能够为了保全这项权利和确保我们的独立，为了反对企图粉碎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和企图吞并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而进行全民xìng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赖以维持的基础。”[5]1921年，《基本组织法》明确规定议会是“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是立法和行政两项权力的保持者”。[6]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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