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章
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平分秋色,右翼温和派略占上风,激进和极端的政治势力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由此形成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率的上升和库尔德人的地位,构成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激进势力在土耳其政坛呈上升趋势,开始挑战温和派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的下层民众构成激进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991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51%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1.6%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16.9%的选票。在1995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8.8%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5.4%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29.6%的选票。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6.4%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0.9%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35.2%的选票。在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3.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1.8%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46.2%的选票。另据资料统计,19832002年,右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30.5%下降为21.8%,左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68.4%下降为23.5%。上述选票分布的变化,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历史轨迹,表现为从独裁基础上的稳定到民主化探索阶段的动dàng再到成熟民主政治的稳定。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在形式,构成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上层精英社会向下层民众社会延伸以及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有力杠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借助于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而逐渐统一;主要的全国xìng政党往往反映民众的普遍利益,次要的局部xìng政党则通常反映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及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则导致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以及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诸多内容,均为多党制时期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选活动的政治需要之逻辑结果。
作者点评:
军方干政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集中反映了军方在土耳其共和国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军方干政和军人政变并未导致军人独裁的政治结局,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未由于军人政变而发生逆转的趋势。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土耳其共和国重新回归议会选举和文官政府,政治生活的车轮在民主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民主政治渐趋成熟。与此同时,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出现上升的趋势,诸多伊斯兰政党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国家体制,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jiāo织。
* * *
[1]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p.92.
第十六章 异军突起的政坛奇葩正义与发展党
一、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
雷赛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又译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54 )出生于黑海东部里泽省的一个贫困村庄,家境贫寒,13岁时移居伊斯坦布尔的工人区卡斯姆帕萨,属于乡村移民的后代,曾经就读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20世纪70年代成为救国党青年组织领导人,深受埃尔巴坎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197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1984年加入繁荣党,1994年由繁荣党提名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雷赛普埃尔多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情结,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与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努尔库教团jiāo往甚密。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为土耳其民众的选择,坚持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兼容xìng。雷赛普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9%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尊奉沙里亚的穆斯林,沙里亚意味着伊斯兰教和安拉的法则,我们所实行的体制不能背离安拉的旨意,不能背离沙里亚的原则。
雷赛普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曾经于1997年12月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城市希尔特公开朗诵著名诗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kalp,18761924年)的诗句:“清真寺,你是我们的营房;你的圆顶,是我们的头盔;你林立的尖塔,是我们的刺刀;穆斯林,就是我们的战士。”因此,他于1998年4月被指控反对世俗主义原则而遭遇牢狱之灾,被判处10个月监禁。雷赛普埃尔多安于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穆斯林……我必须向安拉负责,我受造于安拉,我会竭力履行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同我的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宗教活动是我的私人事务……一个政党不能有宗教信仰,但是个人可以有。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不能被政治利用。”
根据2000年7月的民意调查,31%的受访者支持雷赛普埃尔多安创建政党。另据2001年6月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贤德党被官方取缔,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会创建新的政党。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社会的政治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的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2001年7月,贤德党保守派成员创建幸福党(Felicity Party),雷杰库坦(Recai Kutan,1930 )出任党主席。同年8月,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创建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comnt Party),埃尔多安出任党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当选副主席。幸福党以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追随者自居,强调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持相对激进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在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传统的基础之上,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主张在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谋求自身的政治合法xìng,承认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宗教歧视、xìng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持明显的中右政治立场。正义与发展党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倾向,一方面赞同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坚持与西方世界的广泛jiāo往;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传统的根基,强调民众享有合法的宗教自由,反对以世俗主义限制和排斥穆斯林的宗教行为。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后,拥有数以百计的基础组织,涵盖土耳其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动员力。以往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不仅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且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尽管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并非任何其他政党的延续,然而该党无疑吸纳了诸多其他政党的精英分子。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纲领是发展与民主,竞选口号是“一切为了土耳其”。据2002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支持者的69%、民主行动党支持者的42%、祖国党支持者的29%、正确道路党支持者的23%、民主左翼党支持者的18%以及未投票选民的25%倾向于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伊始,极力避免由于其伊斯兰主义色彩而遭到世俗主义者的指责。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会场悬挂凯末尔的大幅照片,全体出席会议者向凯末尔静默一分钟,会议结束前,埃尔多安和所有人在凯末尔照片前起立以示尊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埃尔多安和其他与会者集体拜谒了凯末尔的陵墓。
2001年12月,正义与发展党发表长达65页的发展与民主化纲领,重申坚持凯末尔主义,声称“本党将阿塔蒂尔克的原则和改革视作提升土耳其民众之现代文明水准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方式”,同时强调重新诠释世俗主义,反对歪曲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和将世俗主义与宗教截然对立的错误观点。
二、2002年大选
1997年6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内阁垮台后,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 Ylmaz)出任总理。同年11月,马苏德耶尔马兹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组成看守内阁。
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奥贾兰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的库尔德农民家庭,曾经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1978年创立库尔德工人党,此后长期致力于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在境外成立武装组织,派遣武装分子潜入土耳其从事恐怖袭击,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土耳其民众看来,奥贾兰及其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在过去的15年中从事恐怖活动,导致3.5万人死于政治暴力。奥贾兰事件对随后举行的大选产生影响,助长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1999年大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而民族行动党强调泛突厥主义思想,其领导人巴赫切利甚至将“绞死奥贾兰”作为该党的竞选口号。
在1999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21个政党参与角逐,5个政党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其中,民主左翼党赢得22.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36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赢得18%的选票,首次进入大国民议会并赢得129个议会席位,在繁荣党基础上组建的贤德党赢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11个席位,祖国党赢得1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6个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5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剩余的席位。任期即将届满的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授权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民族左翼党主席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内阁总理。随后,联合组阁的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共同提名宪法法院院长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贤德党和正确道路党也对提名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表示欢迎。同年5月,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任总统。
布lún特埃杰维特与美国总统小布什
进入21世纪,土耳其陷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影响波及几乎社会各个阶层。据统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8%,2001年跌至—5.7%,通货膨胀率从2000年到2001年上升6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3 255美元下降为2001年的2 143美元,外债达到1 200亿美元,消费品价格上涨68.5%,失业人数超过600万人,失业率高达42%,破产的私人企业达到60万家,230万人因此失去工作,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2002年5月,民族行动党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巴赫切利呼吁解散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左翼党副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厄兹坎力劝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邀请主要反对党正确道路党加入联合政府,遭到埃杰维特的拒绝。7月,民主左翼党53名议员宣布退党,包括外jiāo部长杰姆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陷入危机。
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联合政府的无为,引发民众对长期以来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世俗政党的强烈不满,正义与发展党以其崭新的政治形象寄托了广大选民企盼走出经济低谷和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希望,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口号“让失业者有工作,让贫困远离百姓”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2002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以449票赞成和6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18个政党参与角逐议会席位。雷赛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参选的18个政党中脱颖而出,赢得1 088万张选票,支持率达到34.3%,获得大国民议会全部550个席位中的363个席位,一举成为大国民议会压倒xìng多数的执政党。相比之下,德尼泽巴伊卡尔(Deniz Baykal,1938 )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赢得610万张选票,支持率仅为19.4%,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剩余9个席位。包括1999年联合组阁的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以及贤德党保守派创立的幸福党在内的其余16个政党由于未能获得选举法规定的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所必需的10%的选票,均被排斥于大国民议会之外。其中,民主左翼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22.2%下跌为1.2%,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8%下跌为8.3%,祖国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3.2%下跌为5.1%,幸福党的得票率仅为2.5%。
2002年大选结束了土耳其政坛10余年来多党组阁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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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率的上升和库尔德人的地位,构成土耳其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激进势力在土耳其政坛呈上升趋势,开始挑战温和派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土耳其政坛的主导地位,欠发达的乡村地区和城市棚户区的下层民众构成激进政治势力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991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51%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1.6%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16.9%的选票。在1995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8.8%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5.4%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29.6%的选票。在1999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6.4%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30.9%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35.2%的选票。在2002年举行的大选中,右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3.5%的选票,左翼温和派阵营获得21.8%的选票,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伊斯兰政党获得46.2%的选票。另据资料统计,19832002年,右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30.5%下降为21.8%,左翼温和派阵营所获得的选票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从68.4%下降为23.5%。上述选票分布的变化,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
土耳其政治变迁的历史轨迹,表现为从独裁基础上的稳定到民主化探索阶段的动dàng再到成熟民主政治的稳定。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作为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外在形式,构成推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上层精英社会向下层民众社会延伸以及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有力杠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借助于多党制的广泛政治实践而逐渐统一;主要的全国xìng政党往往反映民众的普遍利益,次要的局部xìng政党则通常反映特殊社会群体的特定利益。多党制的政治实践与民众的政治动员以及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而民众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则导致国家政策的相应改变。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以及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等诸多内容,均为多党制时期民主化的政治实践尤其是普选活动的政治需要之逻辑结果。
作者点评:
军方干政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人政变集中反映了军方在土耳其共和国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军方干政和军人政变并未导致军人独裁的政治结局,土耳其共和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未由于军人政变而发生逆转的趋势。1980年军人政变之后,土耳其共和国重新回归议会选举和文官政府,政治生活的车轮在民主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民主政治渐趋成熟。与此同时,具有鲜明宗教色彩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出现上升的趋势,诸多伊斯兰政党开始挑战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国家体制,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错综jiāo织。
* * *
[1] Ozbudun. E.,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p.92.
第十六章 异军突起的政坛奇葩正义与发展党
一、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
雷赛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又译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1954 )出生于黑海东部里泽省的一个贫困村庄,家境贫寒,13岁时移居伊斯坦布尔的工人区卡斯姆帕萨,属于乡村移民的后代,曾经就读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20世纪70年代成为救国党青年组织领导人,深受埃尔巴坎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197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1984年加入繁荣党,1994年由繁荣党提名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雷赛普埃尔多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情结,深受苏非主义的影响,与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努尔库教团jiāo往甚密。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为土耳其民众的选择,坚持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兼容xìng。雷赛普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9%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尊奉沙里亚的穆斯林,沙里亚意味着伊斯兰教和安拉的法则,我们所实行的体制不能背离安拉的旨意,不能背离沙里亚的原则。
雷赛普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期间,曾经于1997年12月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城市希尔特公开朗诵著名诗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kalp,18761924年)的诗句:“清真寺,你是我们的营房;你的圆顶,是我们的头盔;你林立的尖塔,是我们的刺刀;穆斯林,就是我们的战士。”因此,他于1998年4月被指控反对世俗主义原则而遭遇牢狱之灾,被判处10个月监禁。雷赛普埃尔多安于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穆斯林……我必须向安拉负责,我受造于安拉,我会竭力履行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同我的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宗教活动是我的私人事务……一个政党不能有宗教信仰,但是个人可以有。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不能被政治利用。”
根据2000年7月的民意调查,31%的受访者支持雷赛普埃尔多安创建政党。另据2001年6月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贤德党被官方取缔,雷赛普埃尔多安将会创建新的政党。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社会的政治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的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2001年7月,贤德党保守派成员创建幸福党(Felicity Party),雷杰库坦(Recai Kutan,1930 )出任党主席。同年8月,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创建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comnt Party),埃尔多安出任党主席,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ül)当选副主席。幸福党以内切梅廷埃尔巴坎的追随者自居,强调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持相对激进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在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传统的基础之上,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主张在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谋求自身的政治合法xìng,承认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宗教歧视、xìng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持明显的中右政治立场。正义与发展党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倾向,一方面赞同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坚持与西方世界的广泛jiāo往;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视为土耳其文化传统的根基,强调民众享有合法的宗教自由,反对以世俗主义限制和排斥穆斯林的宗教行为。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后,拥有数以百计的基础组织,涵盖土耳其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动员力。以往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不仅反映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且得到了包括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尽管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并非任何其他政党的延续,然而该党无疑吸纳了诸多其他政党的精英分子。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纲领是发展与民主,竞选口号是“一切为了土耳其”。据2002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支持者的69%、民主行动党支持者的42%、祖国党支持者的29%、正确道路党支持者的23%、民主左翼党支持者的18%以及未投票选民的25%倾向于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伊始,极力避免由于其伊斯兰主义色彩而遭到世俗主义者的指责。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会场悬挂凯末尔的大幅照片,全体出席会议者向凯末尔静默一分钟,会议结束前,埃尔多安和所有人在凯末尔照片前起立以示尊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埃尔多安和其他与会者集体拜谒了凯末尔的陵墓。
2001年12月,正义与发展党发表长达65页的发展与民主化纲领,重申坚持凯末尔主义,声称“本党将阿塔蒂尔克的原则和改革视作提升土耳其民众之现代文明水准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方式”,同时强调重新诠释世俗主义,反对歪曲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和将世俗主义与宗教截然对立的错误观点。
二、2002年大选
1997年6月内切梅廷埃尔巴坎内阁垮台后,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Mesut Ylmaz)出任总理。同年11月,马苏德耶尔马兹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组成看守内阁。
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奥贾兰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的库尔德农民家庭,曾经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1978年创立库尔德工人党,此后长期致力于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在境外成立武装组织,派遣武装分子潜入土耳其从事恐怖袭击,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土耳其民众看来,奥贾兰及其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在过去的15年中从事恐怖活动,导致3.5万人死于政治暴力。奥贾兰事件对随后举行的大选产生影响,助长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1999年大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lún特埃杰维特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而民族行动党强调泛突厥主义思想,其领导人巴赫切利甚至将“绞死奥贾兰”作为该党的竞选口号。
在1999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21个政党参与角逐,5个政党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其中,民主左翼党赢得22.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36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赢得18%的选票,首次进入大国民议会并赢得129个议会席位,在繁荣党基础上组建的贤德党赢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11个席位,祖国党赢得1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6个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1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5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剩余的席位。任期即将届满的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授权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民族左翼党主席布lún特埃杰维特出任内阁总理。随后,联合组阁的民族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共同提名宪法法院院长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贤德党和正确道路党也对提名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表示欢迎。同年5月,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任总统。
布lún特埃杰维特与美国总统小布什
进入21世纪,土耳其陷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影响波及几乎社会各个阶层。据统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8%,2001年跌至—5.7%,通货膨胀率从2000年到2001年上升6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3 255美元下降为2001年的2 143美元,外债达到1 200亿美元,消费品价格上涨68.5%,失业人数超过600万人,失业率高达42%,破产的私人企业达到60万家,230万人因此失去工作,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2002年5月,民族行动党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巴赫切利呼吁解散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左翼党副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厄兹坎力劝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邀请主要反对党正确道路党加入联合政府,遭到埃杰维特的拒绝。7月,民主左翼党53名议员宣布退党,包括外jiāo部长杰姆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陷入危机。
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联合政府的无为,引发民众对长期以来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世俗政党的强烈不满,正义与发展党以其崭新的政治形象寄托了广大选民企盼走出经济低谷和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希望,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口号“让失业者有工作,让贫困远离百姓”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2002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以449票赞成和6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18个政党参与角逐议会席位。雷赛普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参选的18个政党中脱颖而出,赢得1 088万张选票,支持率达到34.3%,获得大国民议会全部550个席位中的363个席位,一举成为大国民议会压倒xìng多数的执政党。相比之下,德尼泽巴伊卡尔(Deniz Baykal,1938 )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赢得610万张选票,支持率仅为19.4%,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剩余9个席位。包括1999年联合组阁的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以及贤德党保守派创立的幸福党在内的其余16个政党由于未能获得选举法规定的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所必需的10%的选票,均被排斥于大国民议会之外。其中,民主左翼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22.2%下跌为1.2%,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8%下跌为8.3%,祖国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3.2%下跌为5.1%,幸福党的得票率仅为2.5%。
2002年大选结束了土耳其政坛10余年来多党组阁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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