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章

  变之后，过渡政府于1981年12月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校园的女xìng着装必须符合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原则，不得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20世纪80年代末期，fù女在大学校园披戴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头巾是否合法，成为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争论的焦点。伊斯兰主义者从尊重人权的角度出发，主张取消关于fù女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1988年11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允许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进入大学校园。然而，该项法令遭到总统科南埃夫lún的反对，宪法法院也于1989年3月裁定该法令违宪。1990年10月，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再次宣布，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随后，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民粹党向宪法法院起诉，宪法法院于1991年4月再次裁定该法令与宪法不符。

  据统计，在土耳其国内，64.2%的成年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1999年和2006年的民意调查表明，超过70%的受访者支持解除该禁令。其中，1999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6.1%，2006年支持解除禁令的受访者为71.1%。2002年大选期间，在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中，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支持者占全部女xìng支持者的94.6%，而正义与发展党在竞选纲领中也明确支持解除披戴传统头巾的女xìng进入大学校园的禁令。然而，正义与发展党在其执政的第一个任期，考虑到共和人民党、军方和司法机构的世俗主义倾向，并未提出解除该禁令的法案。

  2008年年初，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再度引发政坛热议的焦点，是否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成为政界首要的政治议题。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出席马德里会议时表示，该禁令应当解除，无需制定新的宪法，只需通过宪法修正案。雷赛普埃尔多安的讲话遭到共和人民党的反对，却得到第二大反对党民族行动党的支持。2008年2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经过协商达成共识，正义与发展党278名议员和民族行动党70名议员联名向大国民议会提jiāo议案，要求修改宪法第10款和第42款，以411票赞成和10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大学校园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禁令的法案，允许女xìng在除军事学院和警务学院之外的普通大学校园披戴传统头巾。

  进入21世纪，世俗阵营与伊斯兰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同于1997年2月的所谓温柔干预，土耳其军方并未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所谓伊斯兰主义举措作出强烈反应，而是保持沉默的态度。2007年8月，军方尽管拒绝出席阿卜杜拉居尔的总统就职仪式，随后又拒绝出席10月举行的新一届大国民议会召开的仪式，表达对于伊斯兰主义阵营的不满，却已经无力改变选举结果。2008年1月，正义与发展党与民族行动党领导人就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达成一致意见，总参谋长雅萨尔布于卡尼特仅在媒体代表军方表示反对，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过激行动。相比之下，司法机构以及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逐渐取代军方，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捍卫世俗主义原则的最后据点。

  2008年3月，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启动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司法程序，向宪法法院提jiāo长达162页的文件，指控正义与发展党延续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反对世俗主义原则，包括强化伊斯兰主义宗教教育、任命伊斯兰主义者担任重要政府职务、以健康为由禁止售卖酒精饮料、解除女xìng披戴传统头巾的禁令，涉嫌违宪活动，要求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禁止包括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和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在内的正义与发展党71名成员在未来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声称，正义与发展党是业已遭到取缔的繁荣党的翻版，土耳其共和国面临来自政治伊斯兰的威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针对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指控，雷赛普埃尔多安引用《古兰经》的启示作出回应，声称拒绝接受宗教信仰的人无异于牲畜，而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指控违背了民众的意愿。美国和欧盟方面也认为，正义与发展党是民选政府，司法机构应当尊重选民的意志和民众的选择，而试图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起诉无疑背离民主的原则。据2008年6月的民意调查，53.3%的受访者反对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4.3%的受访者支持取缔正义与发展党，30.3%的受访者宣布，如果重新举行大选，会将选票投给正义与发展党，12.7%的受访者表示将选票投给共和人民党，11.7%的受访者宣布将选票投给民族行动党。总检察长阿卜杜勒拉赫曼亚尔辛卡亚的起诉得到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6名法官的支持，却未达到宪法规定3/5多数即宪法法院11名法官中7名法官的多数票。2008年7月，宪法法院驳回关于正义与发展党违宪和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上诉，只是向正义与发展党发出司法警告和作出予以经济处罚的司法裁定。宪法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认定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政治倾向，与世俗主义原则不符，同时强调正义与发展党并未诉诸政治暴力，而是致力于提升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正义与发展党没有因为被指控违背世俗主义原则而如同以往伊斯兰主义政党一样遭到取缔。对于宪法法院的上述裁决，军方再次持沉默的态度，并未作出进一步反对的强硬姿态，表明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天平业已发生改变。2002年和2007年两次大选中民众的支持，给予了正义与发展党以合法的地位。

  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最大的少数民族，人数约1 500万人，分布在东南部山区和西部诸多沿海城市。凯末尔主义强调土耳其共和国民族构成的单一xìng以及土耳其民族之语言和文化的同一xìng，否认库尔德人延续其语言文化的合法xìng，长期以来引发库尔德人的强烈不满。始建于1978年的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是最具影响力的库尔德人政党，致力于诉诸暴力手段维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益，库尔德族的乡村贫困人口和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城市青年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主要支持者。1980年9月，在叙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calan）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贝卡谷地建立训练营。1984年的库尔德人新年之日，成为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发动武装袭击的起点。土耳其政府军屡次进剿，始终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库尔德工人党逐渐弱化其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乡村的暴力倾向。20世纪90年代前期，繁荣党呼吁承认库尔德人语言文化的合法地位，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政治地位。然而，繁荣党自1996年执政后，并未兑现承诺，再度强调库尔德人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进而继续保持对于库尔德人的高压态势。

  库尔德民族主义并非浑然一体，而是表现为极端与温和的不同倾向。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派别致力于暴力活动和创建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派别则强调在多党制议会选举的框架内维护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及区域自治的政治权利。土耳其官方的高压态势无疑助长了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倾向，而宽松和民主的政治环境则有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温和倾向。另一方面，凯末尔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排斥了库尔德人的政治参与，而伊斯兰主义在淡化民族差异的基础上则有助于实现库尔德人融入土耳其社会。伊斯兰教强调宗教的纽带而淡化世俗的民族界限，是为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区别。

  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被土耳其政府拘捕后，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单方面停火。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放弃对库尔德人的高压政策，逐渐改善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库尔德工人党宣布终止停火决定，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的恐怖袭击呈上升的势头，活跃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频繁向土耳其渗透，策划和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然而，尽管军方强烈要求出兵围剿，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拒绝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2006年1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私立电台和电视台每天播放不超过45分钟的库尔德语节目。2008年6月，广播电视管理委员会宣布，允许国有电台和电视台播放非土耳其语的节目。2009年元旦，库尔德语电视频道开播，每天播放24小时，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首播中向库尔德人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阿拉维派是土耳其最大的非逊尼派穆斯林教派，根据不同的统计数字，人数在600万到1 700万之间，约占土耳其总人口的12%25%。由于受到逊尼派的歧视和排斥，阿拉维派支持世俗主义原则和共和人民党，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选票主要来自逊尼派穆斯林。2002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并未给予阿拉维派选民以足够的重视。2007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调整竞选战略，重视争取阿拉维派选民的支持，提名阿拉维派议员人选。2007年选举后，阿拉维派作家卡姆鲁格鲁应邀担任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的顾问。2008年1月和2009年1月，雷赛普埃尔多安出席阿拉维派的阿舒拉节并发表讲话，阿拉维派对正义与发展党和雷赛普埃尔多安的态度逐渐改善。

  2010年2月，土耳其政府以涉嫌策划军事政变和试图推翻政府为由，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9个城市逮捕约50名退役军方将领和现役军官，其中包括前副总参谋长埃尔金萨伊贡、前空军司令易卜拉欣弗尔特纳和前海军司令厄兹登奥尔内克。总理雷赛普埃尔多安表示，警方依照检察机构指令实施逮捕，被捕者将按照司法程序受到处置。此次大规模逮捕军方将领的行动，被媒体称作“执政党qiāng挑军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天平，由此开始进一步向文官政府倾斜。

  2010年9月，土耳其举行全民公决，以58%对42%的多数票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修改1982年宪法的24项条款，新增两项条款，主要涉及限制宪法法院的权力、重新界定土耳其人的属xìng、结束军方特权和自治地位、削减总统权力、强化地方分权原则、进一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承认库尔德语的合法地位、完善市场经济等项内容。宪法法院是世俗主义的重要基地，自1963年成立以来，先后以违宪的理由取缔25个政党。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宪法法院法官人数从原有的11人增至17人，其中14人由总统任命，3人由议会任命，宪法法院的裁定必须获得2/3的法官而不是以往的3/5的法官的同意，从而增加了裁定的难度。雷赛普埃尔多安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声称，此次宪法修正案的获得通过，是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土耳其共和国正在向着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国家的目标大步前行。

  作者点评：

  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迄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到民主化的长足进步，从一党制的威权政治到多党制的议会选举，从军人干政和军方政变到文官政治的渐趋成熟，从世俗主义的绝对原则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伊斯兰复兴运动并非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逆流，正义与发展党的异军突起奏响了土耳其共和国走进21世纪的崭新乐章。

  第十七章　凯末尔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人口的变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前夕，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色雷斯、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总人口约2 0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相继脱离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的人口，1 800年约600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增至1 750万人。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自黑海北岸、高加索山区和巴尔干半岛移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构成安纳托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穆斯林移民的涌入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结构和族群分布的明显改变，非穆斯林人口在安纳托利亚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的民族独立战争期间，安纳托利亚人口锐减，人口死亡率达到20%，其中穆斯林死亡人数为250万人，亚美尼亚人死亡约为60万80万人，希腊人死亡约30万人。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自安纳托利亚移居苏俄和其他国家，也有大量希腊人逃离安纳托利亚。根据《洛桑条约》，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90万希腊东正教徒移居希腊，40万穆斯林从希腊移居安纳托利亚。《洛桑条约》实施的直接后果是安纳托利亚的人口减少10%，安纳托利亚的人口构成和族群分布随之进一步改变，亚美尼亚人从130万人下降为10万人，希腊人从180万人下降为12万人，而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的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80%增至98%。

  1924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安纳托利亚及色雷斯地区的人口为1 320万人，土耳其语和库尔德语成为安纳托利亚的两种主要语言，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基督徒、西班牙犹太人、塞加西亚人和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成为安纳托利亚的残存人口。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下降为战后的18%。此后，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数量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29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口增至1 430万人。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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