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松语文学首页| 今日排行| 完结版|
设为首页
当前位置：松语文学 > 其他类型 >土耳其通史最新章节 > 土耳其通史TXT下载
错误举报

第 45 章

上一页←返回列表→下一页 加入书签
  达到1 780万人。

  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

  二、从温和到激进的经济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致力于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早在1923年23月，土耳其政府在伊兹密尔召开全国经济大会，参加者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和商人的代表3 000余人。会议期间，农民要求废除传统的什一税，工人要求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主要求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商人呼吁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贸领域的特权，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议题。伊兹密尔大会初步确定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发展现代民族工业、保护关税、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投资。在伊兹密尔大会讨论的基础上，共和人民党制定9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的现代工业（ISI），强调政府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凯末尔宣布，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允许外国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以经济部长马哈穆特伊萨特波兹库尔特为代表的“新土耳其经济学派”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奉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经济原则，实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以及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并存的混合结构，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强调国家在信贷和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20世纪20年代的政府投资，首先是国有铁路的建设。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建立之初，共有4 100公里铁路，均由外国资本控制，分布于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连接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科尼亚、阿达纳和安卡拉，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广大地区尚无现代意义上的jiāo通网络。由于jiāo通不便，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工业城市的农产品供应严重依赖国际市场，伊斯坦布尔从北美经海路进口的粮食价格甚至低于来自安纳托利亚东部乡村的粮食价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采用政府投资的方式，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兴建铁路，连接安卡拉、锡瓦斯、埃尔祖鲁姆和迪亚巴克尔，内陆农作物产地与沿海农产品市场之间的流通环境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19241929年，土耳其政府投资铺设铁路800公里。1929年，新增800公里铁路开始铺设。1924年，政府决定购买外国铁路公司在土耳其境内自伊斯坦布尔至阿达纳和自梅尔辛至阿达纳两条线路的运营权。然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末，尽管土耳其政府从外国铁路公司购买铁路线长达3 000公里，仍有2 300公里铁路由外国资本控制，主要分布于色雷斯和伊兹密尔地区。

  1921年的阿达纳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共和人民党重要成员杰拉尔拜亚尔（Cell Bayar）出任商业银行总经理。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 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 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 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1930年，工矿业银行的工业投资达到640万里拉。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实施温和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视为一种防卫措施。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卫措施”。[1]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基础。

  所谓的国家主义，也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旨在通过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实现资本积累，推动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扩大工业生产的规模，完善工业生产的结构和改变工业生产的布局，进而构成土耳其共和国工业化进程早期阶段的基本形式。国家主义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保护关税、扩大政府投资、构建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加强外汇管理。作为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的外在形式，土耳其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聘请苏联顾问，参照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化学工业、钢铁工业、造纸工业、纺织工业、制糖业、采矿业、电力工业、机器制造业和jiāo通运输业。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1932年创办的农业银行（Agricultural Bank）、1933年创办的苏美尔银行（Scomrian Bank）和1935年创办的赫梯银行（Hittite Bank）则是国家主义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苏美尔银行、赫梯银行和农业银行作为国有银行，不仅收购外国资本控制的铁路、矿山、企业和公共设施，支持国有经济，而且积极参与非国有领域的经济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末，苏美尔银行控制冶铁业的100%、炼钢业的80%和水泥业的55%，赫梯银行控制煤炭开采的100%和铜矿开采的100%，农业银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进而控制农业领域。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国民经济的民族化则是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实施国家主义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三、工业的缓慢进步

  19世纪苏丹政府实施的所谓发展工业的一系列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奥斯曼帝国的基本经济结构。直至1910年，农业依然构成安纳托利亚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作物播种面积550万公顷，其中90%的耕地播种谷物，农作物年产值2 000万土镑。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的1913年，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而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由于缺乏关税的保护，西方工业品倾销于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传统手工业濒临崩溃。1913年，奥斯曼帝国80%的棉花出口国际市场，而80%的棉纱、90%的棉纺织品和60%的毛纺织品依靠从国外市场进口。安纳托利亚西部的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布尔萨、伊兹密尔、乌萨克、马尼萨和班迪尔马，19131915年只有264家工业企业，其中55.4%的企业从事纺织品生产和食品加工，工业年产值630万土镑；在全部264家企业中，214家属于私人企业，22家属于国有企业，28家属于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264家企业雇用的工人，1913年为16 309人，1915年为13 485人。另据1921年的统计，奥斯曼帝国境内（不包括处于外国占领下的主要工业城市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阿达纳和布尔萨）共有各类企业3.3万家，雇用劳动力7.6万人，平均每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3人。工业企业规模之小，由此可见。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40%50%，工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17%18%。不仅如此，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现代意义上的经济部门，包括铁路运输、矿山开采和金融机构，大都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工业领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希腊人控制工业资本的50%和工业劳动力的60%，亚美尼亚人控制工业资本的20%和工业劳动力的1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工商业大都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之下。相比于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仅控制工业资本的15%和工业劳动力的15%。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政府实施移民政策，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数量锐减，工业生产深受影响。诞生于奥斯曼帝国废墟之上的土耳其共和国，仍然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世纪末的布尔萨景色

  自共和国建立开始，工业化构成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础。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20年代，土耳其的大多数企业依旧处于手工劳动和分散经营的落后状态，私营企业居多，技术落后，集中于食品加工、纺织品生产和矿山开采等传统部门。根据1927年的统计，土耳其共有65 245家企业，雇用劳动力256 855人，约占全国人口的2%，其中雇用劳动力超过10人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3%，而雇用劳动力13人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78%，采用机械动力和机器加工的企业只有2 822家，其余企业采用传统的手工劳动。1927年，雇用劳动力超过4人的企业共计13 683家，分别属于10 941个企业主，其中10 259个企业主是土耳其人，642个企业主是外国人。1927年，土耳其政府制定工业发展法，对采用机械动力和雇用工人超过5人的国内工业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由政府免费提供10公顷的工业用地，免征机器和建筑材料的进口税，政府机构必须优先购买国产工业品。工业发展法的颁布，明显促进了制糖业、纺织业和水泥制造业的增长速度。1929年，《洛桑条约》期满，土耳其政府立即制定新的关税政策，征收40%的进口税，旨在限制国外工业品进口，发展进口替代的现代工业。19241929年，水泥年产量从2.4万吨增至7.3万吨，煤炭年产量从70万吨增至99万吨。19271930年，糖产量从5 000吨增至近10万吨。然而，19241930年，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4%，相比之下，同期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8.6%，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依然明显落后于农业生产。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工业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着力发展基础工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业产值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并非由于政府的投资和生产条件的改善。1930193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5%，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1923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9.8%，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15.8%，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41.7%。1940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7%，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22.3%，服务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1935年，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81.8%，非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为18.2%。以上数字表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的产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国家主义的广泛实践明显加速了土耳其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1938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个工业项目，主要涉及轻工业领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开塞利纺织厂。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91943年），黑海沿岸的宗古尔达克和卡拉比克成为最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至1946年，糖的年产量达到10万吨，水泥的年产量达到32.5万吨，棉纱的年产量达到2.8万吨，纸张的年产量达到1.5万吨，煤炭的年产量达到31万吨，发电厂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19241946年，铁路从4 086公里增至7 585公里，其中，19241929年新建铁路783公里，19291939年新建铁路2 455公里。19271946年，铁路货运能力从91.9万吨增至810万吨。19271940年，公路从22 000公里增至41 000公里。19291939年，农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5.1%，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则达到11.1%。

  伊斯坦布尔锡尔凯吉火车站昔日东方快车的东部终点站 大型现代企业与传统小手工业生产的长期并存，构成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直到30年代末期，传统的小手工业依然占制造业产值的60%，占制造业劳动力的80%。传统的小手工业基本上属于非国有经济成分，而大型现代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建设。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主义的典型阶段，然而国有经济的广泛发展并未导致私人经济的普遍衰落。19331939年，经济领域的私人投资占50%65%，投资比例超过政府投资。使用机器和受益于工业发展法的大型私人企业，1932年为1 473

  松语文学免费小说阅读_www.16sy.com
错误举报 上一页←返回列表→下一页 加入书签 更新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