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章

  民族国家的构建遥遥无期。

  鉴于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弊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语言改革。1862年5月穆罕默德米尼夫（Mecomt Minev）、1863年夏阿洪德扎代费特赫阿里（Fitehi Ali）、1869年流亡lún敦的青年奥斯曼党分子（New Ottomans）、1912年杰拉尔努瑞（Jemal Nuri）、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大臣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18811922年），均曾提出语言改革主张甚至付诸行动。其中一些人主张将奥斯曼语中比重过大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清理出去，即“纯化土耳其语”。然而，如果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成分彻底扫dàng干净，奥斯曼语就将成为没有内脏和丧失血ròu的一副枯骨。因此，在吸纳新词之前，还不宜清理旧词。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决定凭借国家权力，发动一场不见硝烟的“语言战争”（Dil SavasI），继而打赢所谓的“文化战争”（Kultur SavasI）。

  1924年3月5日，即土耳其共和国废除哈里发制度翌日，政府颁布“教育统一”法（Ogretim Birligi），革新学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反映新形势和新知识的新课程和新教材迅速取代旧课程和旧教材，土耳其语授课获得扶持，采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教授的课程和教材受到排挤。从1928年夏秋开始，共和国开始实施文字改革，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来拼读现代土耳其语。受此影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从1929年起，政府干脆要求中学普遍取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现代土耳其语课程受到高度重视。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42款明确认可现代土耳其语在学校语言教育中的首要地位：“在教育和训练机构中，不得把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作为母语传授给土耳其公民。”

  1932年，土耳其共和国的文字改革基本完成。此时凯末尔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力图将文字改革和语言改革毕其功于一役，在将字母体系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的同时，迫切希望彻底剔除现代土耳其语中的阿拉伯和波斯词汇。1932年7月12日，凯末尔下令组建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Turk Dil Tetkik Cemiyeti）。此后几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致力于清除现代土耳其语中常用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词汇，并从民间口语和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这几项工作得到了凯末尔总统的鼎力支持，仅举一例：1934年10月3日，凯末尔在总统府举办欢迎瑞典王子来访的晚宴上发表仅有161个词的短篇演说，其中有35个词属于搜寻来的对应词。

  一是从民间口语中搜寻对应词。1932年9月首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在多马巴赫切宫召开，凯末尔出席。在这次大会上，诗人阿卜杜哈克哈米德（Abdulhak Hamit）公开提出，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时不应从东方各突厥语中寻找对应词，而应从前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方言中搜寻对应词：“所要寻找的词既不在科尼亚，也不在埃迪尔内，既不在塞拉尼克，也不在喀什噶尔和布哈拉，而应该从伊斯坦布尔方言中寻找。”他还建议现代土耳其语以伊斯坦布尔方言作为标准音。[3]经过受挫和反思，凯末尔不再奢望从迥然不同的东方诸突厥语中寻找现代土耳其语的对应词，转而将目光下移，试图从民间方言中寻找对应词。从1933年1月到1934年7月，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编写“搜集指南”，并组建对应词搜集委员会，以各省省长和县长为主席，以各区区长为指挥员，成员涵盖教师及教育和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每所学校作为一个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寻找对应词，并记入卡片。县城和省城分别编排每个搜集小组和每个县城找到的对应词，并分别将结果上报省城和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共收到卡片13万张。与此同时，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也配合搜集对应词。从1933年3月12日至7月2日，仅报刊就公布1 382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并收到1 100个对应词，其中640个对应词被搜集委员会接纳。

  1936年8月第三届土耳其语言代表大会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改称土耳其语言协会（Turk Dil Kurumu）。1938年11月凯末尔总统逝世，但是由其亲手组建的土耳其语言协会并未停止工作。从1939年到1957年，在19331934年首次搜集对应词的基础上，土耳其语言协会分6次出版6卷《词汇搜集杂志》（Soz Derlcom Dergileri）。从1952年起，土耳其语言协会第二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共收到27.5万张卡片，比首次搜集形成的卡片数量多出一倍。依据两次搜集形成的40多万张卡片，土耳其语言协会从1963年至1982年分12次出版12卷《汇集词典》（Derlcom Sozlugu）。现代土耳其语大量吸收了从民间口语中寻找的对应词，明显缩小了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异，普通民众终于能够理解官方文件和学术作品，并在文化上自信起来，土耳其共和国的社会隔阂也有所消解。

  二是从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对应词。1933年8月8日晚，即首次从民间口语中寻找对应词的活动开始后半年，凯末尔总统把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的委员召到总统府，经讨论后决定从古代突厥语文献特别是奥斯曼语文献中寻找替代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对应词。此后，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研读了150部相关著作，制成12.5万张卡片，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OsmanlIcadan Turkgeye Soz KarsIlIklarI Tarama Dergisi），其中第一卷共848页，罗列7 572张卡片，第二卷为《土耳其语奥斯曼语索引》。1935年，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出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手册》（OsmanlIcadan Turkceye Cep KIlavuzu）和《土耳其语奥斯曼语手册》（Turkceden OsmanlIcaya Cep KIlavuzu），这是1934年版《奥斯曼语土耳其语词汇对应梳理杂志》的修订本。从1943年到1957年，土耳其语言协会在爬梳280本突厥语文献的基础上，分4次出版4卷本《带例证的梳理词典》（TanIklarIyle Tarama Sozlugu）。

  土耳其共和国的语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现代土耳其语中的纯土耳其词汇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根据约米尔阿斯木阿克索依（comr Aslm Aksoy）对现代土耳其语中词汇使用频率所作的统计：在语言改革之前，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占总词汇量的57%，而纯土耳其语词仅占43%。经过语言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现代土耳其语中的外来借词比重降到28%，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72%。根据通杰尔吾恰罗尔（Tuneer uearol）对词典中的词汇所作统计：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纯土耳其语词占38%，外来借词占62%。到20世纪70年代，外来借词降为37%，纯土耳其语词上升为63%。根据卡米列伊蔑尔（Kamile comr）对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用语进行的统计：1931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前一年，纯土耳其语词为35%，外来词占65%；纯土耳其语词在1933年即土耳其语言研究协会成立一年后上升到44%，19361941年进一步升至48%，1946年增至57%，1965年升至60.5%，到1977年升至66.5%。其中自始至终支持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在1977年新闻报道中所用纯土耳其语词的比率高达75.5%，到1982年12月这家报纸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上升到81%（同期反对语言改革的一家报纸所使用的纯土耳其语词为72%）。

  不过，现代土耳其语在剔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的同时，却在吸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词汇。根据土耳其语言协会常务会员、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突厥语言文学系主任伊斯玛依云维尔（Ismail Unver）对土耳其语中的西方语言借词所作统计：1928年“语言委员会”为推行新文字而编纂的《正字法词典》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120个；1959年土耳其语言协会编纂的《土耳其语词典》（第三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为320个，该词典1988年新版A字母中的西方语言借词增为513个。[4]新土耳其语吸收英文和法文词汇，创造出dizel（柴油机）、frak（双排扣常礼服）、gol（足球，即英式足球）、gazoz（苏打，源自法语柠檬汽limonade gaseuse）、kuvafur（理发师coiffeur）、kovboy（牛仔）和taksi（出租车）等全新词汇。

  伯纳德路易斯这样评价凯末尔的语言文字改革：“一方面是关死过去的门，同时又打开了一道通往未来的门。”“土耳其从此便同自己的过去及东方最后决裂，并且终于使自己成为现代西方文明中的一分子了”。[5]

  三、教育改革

  传统伊斯兰教重视求知，《圣训》提及：“学者的墨迹比殉道者的血迹更加高贵”，“知识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宗教教育则是穆斯林接受传统教育的基本形式，《圣训》规定：“进入清真寺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穆斯林自幼学习《古兰经》、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语法，清真寺是穆斯林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麦克台卜（maktab，阿拉伯语中意为书写的场所）和麦德莱塞（madrasah，阿拉伯语中意为研究的场所）特指附属于清真寺的宗教学校，课程包括圣训学、教义学、伊斯兰教法和文学。奥斯曼帝国时期，官方宗教教育体制趋于成熟。麦克台卜特指宗教小学，构成初等学校的基本形式，遍布奥斯曼帝国城乡，面向大众教授《古兰经》的诵读、伊斯兰教常识和宗教道德。麦德莱赛是经学院，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讲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和教法学，主要培养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宗教法官。在世俗化改革之前，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处于瓦克夫的地位，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xìng。

  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效法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的现代化改革，设立工程学校、音乐学校、医学院和外语学校，并派遣赴欧留学生，世俗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截至19世纪30年代末，宗教学者欧莱玛控制的宗教学校仍然构成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教育载体。18391876年坦泽马特时代，教育领域出现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兼设传统宗教课程与现代世俗课程的官办穆斯林学校始建于1839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现代教育的初露端倪。1845年3月帝国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对境内学校进行调查。1846年，政府出台教育规划，力图建立大中小学齐全的世俗教育体制。同年，帝国创办公共教育会议，并于1847年改称公共学校部，相当于教育部。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允许非穆斯林进入官办学校接受教育。1861年成立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6年成立公共教育部。186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公共教育法，宣布12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强制xìng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方式，规定在帝国境内的乡村和城市普遍设立不同层次的世俗学校，其中500人以上的村庄设立称作鲁斯迪耶的四年制初级学校，千人以上的市镇设立称作伊达迪的三年制中等学校，省城设立称作苏塔尼耶的高等学校，同时创办女子学校，面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招收学生，教育经费纳入政府预算。初级学校开设宗教、语言、算术、历史和地理等课程，中等学校开设逻辑、经济、地理、历史、数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绘图等课程，高等学校开设人文科学、外语、经济、国际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1869年，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成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加拉塔区，采用法语和法国教学方式。此外，美国、奥地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相继创办教会学校，其中多数为初级学校，也有少量中等学校，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学生主要来自非穆斯林的米勒特。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仅有世俗小学60所，学生3 370人，均为男生。1867年，世俗小学增至1.1万所，男xìng学生24万人，女xìng学生13万人。1878190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世俗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1895年，世俗初级学校达到2.9万所，男xìng学生64万人，女xìng学生25万人。另据相关统计，1895年，世俗中等学校的学生为3.5万人，世俗高等学校的学生为0.5万人，军事学校的学生为1.7万人。1895年，奥斯曼帝国总人口1 900万人，包括穆斯林1 400万和非穆斯林500万，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30万人，其中世俗学校的学生人数约90万人。世俗教育逐渐挑战宗教教育，宗教小学麦克台卜已经成为世俗教育的重要载体。青年土耳其党执政时期，世俗教育的地位继续提升，高级宗教学校麦德莱赛成为改革重点。1910年政府出台新教育条规，要求麦德莱赛必须教授数学、地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哲学。1912年，帝国出现隶属于达尔法农（Darülfünun，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前身）的一所神学院，一度挑战麦德莱赛在高级宗教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不过在1919年被迫解散。1914年帝国出台麦德莱赛改革法，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划分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类，从事中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初中和高中层次，从事高等教育的麦德莱赛相当于本科和研究生层次。1915年，教育部开始管理伊斯坦布尔的麦德莱赛。

  服饰改革后的马哈茂德二世

  凯末尔时代，世俗教育体系臻于完善。政府规定每个村庄必须建立一所五年制小学，市镇必须设立普通中学或职业中学，在中学之上有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等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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