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2 章
校，此外还有备受重视的师范教育和chéng rén教育。从1923年到1940年，土耳其共和国的乡村学校数量增长一倍，从5 062所增至11 040所；教师总数从12 458人增至28 298人，增长133%；学生总数从352 668人增至1 050 159人，增长300%。1927年，识字率为10.6%；1940年，识字率达到22.4%。1933年，奥斯曼大学改称伊斯坦布尔大学。1936年，创办安卡拉大学。19231940年，高等学校从9所增至20所，教师从328人增至1 013人，学生从2 914人增至12 147人。
1933年凯末尔视察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凯末尔与安卡拉女子高中师生合影
凯末尔时代，在世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宗教教育陷入谷底。1924年3月政府出台《教育统一法》，废除麦德莱赛；由教育部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宜；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同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宗教学者，法令允许设立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学校（Imamhatip Okullari）以及隶属大学的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1924年4月21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再次设立神学院，分为8个专业，学制3年，主要研习经注学（Tafser）、圣训学（Hadith）、教法学（Figih）、宗教史、阿拉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lún理学等课程。毕业生求职困难，因而生源很不景气，神学院在1933年被迫解散。1929年，政府取消中学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与这两种语言联系密切的宗教教育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于1946年12月24日在大国民议会上提议恢复宗教教育，但是遭到总理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严词拒绝。两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教育开始复兴，主要表现为大学神学院和中等教育阶段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以及宗教课程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
一是大学神学院的广泛设立。1949年1月7日安卡拉大学提议开设神学院，并于5月3日获得议会首肯。议会认为：“为了依据科学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也为了宗教人士能够更好地提高专业能力而提供必要条件，安卡拉大学评议会决定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一所神学院。”[6]同年10月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开始招生。1959年6月1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7344号法令，允许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开设神学院。此后，许多大学纷纷开设神学院。到19971998学年，神学院在读学生人数为14 320名，其中女生约占1/3。大学神学院毕业生人数不多，他们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一门西方语言，因此在就业市场颇受欢迎，能够进入教育部或宗教事务部工作，或者前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以及普通中学任教。
二是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1948年5月20日，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建议教育部增设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鉴于这项提议，教育部在8座城市设立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卜课程。1951年政府在7座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到19541955年这一数字扩大到16座。1955年，2 181名学生在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校生人数为33 400名。1970年，44 227名学生就读于约100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1980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数目达到249所。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生达24万人。1997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仍有604所，在校生人数高达511 502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除开设传统的宗教课程、阿拉伯语以及土耳其语言文学之外，还严格贯彻教育部的方针政策，开设逻辑学、社会学、数学、西方语言、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理论（主要是凯末尔主义与共和国革命）、国防知识和体育等现代课程，因此学生所受教育比较全面。但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严重供大于求，所以半数左右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并未到清真寺或学校工作，而是在经济领域和政府机关从业，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内阁提议将义务教育由5年延长至8年，即从小学延长到初中；根据这项提议，同年6月内阁出台了新的教育改革法。受此影响，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到20012002学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人数降至71 583名，就业情况有所改善。
三是宗教课程再次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1949年年初，部分中小学开始设立宗教选修课，时间为每周六下午，长达两个小时，学生家长可以自行决定子女是否选学这门课程。1950年11月4日政府公布第7691号条例，将宗教文化课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而那些拒绝选修这门课程的中小学学生家长，必须预先向校长递jiāo书面申请。1956年8月14日政府公布第9406号条例，将宗教课程纳入小学教育。1956年9月19日政府出台第9406号条例，允许宗教课程进入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堂。1982年11月7日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即现行宪法作出最终安排：“宗教文化课和道德修养课应列为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除此之外的宗教教育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未成年者则取决于他们法定代理人的要求。”
但是，土耳其共和国强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宗教教育仍然处在次要地位。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宪法体现了“根据政教分离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宪法第2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第42款规定：“教育和训练应遵照阿塔蒂尔克确立的原则和改革的方针，在现代科学与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不得建立违反这些原则的教育机构和训练机构。”第24款规定：“宗教和道德的教育应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出于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法律基本制度建立在即使部分地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或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影响等目的，利用或滥用宗教感情或宗教视为神圣的事物”。[7]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共和国已经建立十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水平稳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从层次上讲，覆盖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和校外各个阶段；从主体上讲，包括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从客体上讲，涉及正规教育和夜校、远程、chéng rén教育等非正规教育；从技术上讲，传统授课与多媒体授课相辅相成；从内容上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行不悖，职业教育和升学教育相得益彰。
四、宗教思想
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思想特别是伊斯兰复兴思想的杰出代表，一是活跃在20世纪前半叶的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18731960年）；二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法图拉葛兰（Muhacomd Fethullah Gülen，1941 ）。
赛义德努尔西，库尔德人，1873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比特利斯省，历经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两个时代，是20世纪前半叶的著名宗教思想家，早期“努尔库运动”（Nurcu Movcomnt）的杰出领袖，代表作是巨著《光的书信》（另译《光明集》或《光明论语》）（Risale-I Nur Kulliyati），其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对法图拉葛兰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努尔西支持宪政运动并反对外国入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末期，努尔西请求在家乡凡城（Van）设立一所现代大学，遭到奥斯曼帝国当局粗暴拒绝，因此他开始投身青年土耳其革命，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首都发动兵变，打击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4月24日，兵变遭到镇压。在此期间，努尔西一度入狱，后来获释并返回家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努尔西反对俄国策动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的分离运动，抗议英国侵占伊斯坦布尔，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努尔西一度受邀参加大国民议会，后因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而与当局分道扬镳，在1923年春再次返回故里，远离喧嚣，苦心思索，耗时3年撰写著作《光的书信》的前言部分。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化政策严重损害库尔德人的利益，库尔德人遂于1925年年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发起叛乱，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法、重设哈里发制、构建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遭到残酷镇压。作为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努尔西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却受到政府迫害，逃到伊斯坦布尔。流亡期间，努尔西继续撰写《光的书信》一书，其追随者通过手抄著作和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播努尔西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一种伊斯兰复兴运动。政府大为恐慌，将其著作列为禁书，法院判定《光的书信》拜读者即努尔西信徒为努尔库。法官认为，努尔西涉嫌非法组织苏非教团，故判处其11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制度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1946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近30年的共和人民党。在此次议会选举前后，民主党逐渐改变凯末尔时代的宗教政策，努尔西及其追随者也积极支持民主党。1960年，努尔西在土耳其共和国东南部城市乌尔法逝世，享年87岁。
赛义德努尔西
法图拉葛兰
努尔西的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均体现其宗教思想。
宗教观。努尔西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理解世界、明辨是非、控制yù念和约束行为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神论优于无神论，美洲和西欧优于苏联和东欧。出于这种逻辑，他支持土耳其共和国加入北约，并认为宗教信仰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但是，不同宗教以及教派必定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信仰对话。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应该加强沟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则要实现和解。1953年他曾拜访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大主教。他还呼吁逊尼派和什叶派捐弃前嫌：“任何事过多或不及都不好，适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逊尼派，信仰真理的人们，阿拉维人，以热爱先知家族为道的人们，赶快结束你们之间无谓、不忠、不公、有害的争吵吧……你们是惟一主的信仰者，你们必须抛弃有害团结的东西，你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百条神圣的纽带，要求你们兄弟相恤，团结一致。”[8]
政治观。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实现三大目标：一是锤炼穆斯林内心修为；二是促成穆斯林践行信仰；三是恢复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然而，努尔西又称，沙里亚和国家必须保障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正义，这里所称的国民包括非穆斯林在内。国民与国家是小溪流与蓄水池、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小溪流，决定蓄水池的水量和水质；国家是国民的公仆，相当于小溪流所汇聚成的蓄水池，无法影响小溪流。努尔西赞同自由、民主和正义。他珍视自由：“我可以没有面包而生活，不能没有自由而生存。”而贫困和压制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天敌。他渴望民主，无论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专制还是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均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他赞同正义：“孤儿的权利不能因为全社会的权利而被压制；同样的，个人也不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生命。就正义而言，无所谓强与弱，不能因为强者而忽略弱者的权利。”[9]
科学观。努尔西认为，无知使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将个人利益压制集体利益，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导致政治混乱、教派纷争等毫无意义的社会内讧。因此，无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与无知相对立的是科学，努尔西欣赏科学，曾使用油印机进行宗教宣传并盛赞无线电的巨大用途。他认为，科学可以直接扫dàng无知；科学可以发展生产，累积财富，消灭贫困，间接清除愚昧现象的滋生土壤；科学可以揭示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真主的德xìng之一”，即这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万物确由真主创造和维系，换言之，科学可以证实信仰，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论证宗教经典及宗教信仰的深刻准确。受努尔西的影响，他的信徒的确广泛使用电话、电视、电报、收音机、录音机等通信手段进行宗教宣传。
教育观。努尔西的教育观与其宗教观、政治观和科学观联系非常密切。他主张学校教育兼顾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这体现了其宗教观。他倡导学有专长和独立思考，这体现了其政治观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原则。他呼吁宗教教育要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其科学观。
努尔西不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而且是早期努尔库运动的精神领袖。据统计，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的努尔库运动成员约有200万600万人，主要通过德尔沙尼即读经小组（Der-shane）研读《光的书信》和jiāo流心得。到2001年，这样的读经小组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约有5 000个，在中亚诸国有53个，在德国有57个，在奥地利有4个，在荷兰有7个，在比利时有2个。
赛义德努尔西逝世之后，努尔库运动在继续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裂变。手抄派是最早出现的努尔库运动支派，因极力主张手抄反对印刷《光的书信》而得名，认为此举可以保留努尔西著作的意蕴和原意。此后努尔库运动又分化出7派，其中以法图拉葛兰为首的葛兰运动（The Gülen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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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凯末尔视察伊斯坦布尔大学
1933年凯末尔与安卡拉女子高中师生合影
凯末尔时代，在世俗教育空前发展的同时，宗教教育陷入谷底。1924年3月政府出台《教育统一法》，废除麦德莱赛；由教育部管理全国的教育事宜；为了满足穆斯林的宗教需求，同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宗教学者，法令允许设立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学校（Imamhatip Okullari）以及隶属大学的神学院（the Faculty of Ilahiyat）。1924年4月21日，伊斯坦布尔大学再次设立神学院，分为8个专业，学制3年，主要研习经注学（Tafser）、圣训学（Hadith）、教法学（Figih）、宗教史、阿拉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和lún理学等课程。毕业生求职困难，因而生源很不景气，神学院在1933年被迫解散。1929年，政府取消中学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与这两种语言联系密切的宗教教育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于1946年12月24日在大国民议会上提议恢复宗教教育，但是遭到总理雷杰普佩克尔（Recep Peker，18891950年）严词拒绝。两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教育开始复兴，主要表现为大学神学院和中等教育阶段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以及宗教课程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这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文化领域的重要表现。
一是大学神学院的广泛设立。1949年1月7日安卡拉大学提议开设神学院，并于5月3日获得议会首肯。议会认为：“为了依据科学原则来研究宗教问题，也为了宗教人士能够更好地提高专业能力而提供必要条件，安卡拉大学评议会决定按照西方模式创办一所神学院。”[6]同年10月安卡拉大学神学院开始招生。1959年6月1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7344号法令，允许伊斯坦布尔大学重新开设神学院。此后，许多大学纷纷开设神学院。到19971998学年，神学院在读学生人数为14 320名，其中女生约占1/3。大学神学院毕业生人数不多，他们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一门西方语言，因此在就业市场颇受欢迎，能够进入教育部或宗教事务部工作，或者前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以及普通中学任教。
二是伊玛目哈提卜中等宗教学校的广泛设立。1948年5月20日，共和人民党部分党员建议教育部增设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鉴于这项提议，教育部在8座城市设立为期10个月的伊玛目哈提卜课程。1951年政府在7座城市设立伊玛目哈提卜宗教学校，到19541955年这一数字扩大到16座。1955年，2 181名学生在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196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在校生人数为33 400名。1970年，44 227名学生就读于约100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1980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数目达到249所。1988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超过700所，在校生达24万人。1997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仍有604所，在校生人数高达511 502人。伊玛目哈提卜学校除开设传统的宗教课程、阿拉伯语以及土耳其语言文学之外，还严格贯彻教育部的方针政策，开设逻辑学、社会学、数学、西方语言、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理论（主要是凯末尔主义与共和国革命）、国防知识和体育等现代课程，因此学生所受教育比较全面。但是，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严重供大于求，所以半数左右的学生在学成之后并未到清真寺或学校工作，而是在经济领域和政府机关从业，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199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内阁提议将义务教育由5年延长至8年，即从小学延长到初中；根据这项提议，同年6月内阁出台了新的教育改革法。受此影响，伊玛目哈提卜学校的生源急剧减少。到20012002学年，伊玛目哈提卜学校就读人数降至71 583名，就业情况有所改善。
三是宗教课程再次进入世俗中小学的课堂。1949年年初，部分中小学开始设立宗教选修课，时间为每周六下午，长达两个小时，学生家长可以自行决定子女是否选学这门课程。1950年11月4日政府公布第7691号条例，将宗教文化课列入中小学的必修课，而那些拒绝选修这门课程的中小学学生家长，必须预先向校长递jiāo书面申请。1956年8月14日政府公布第9406号条例，将宗教课程纳入小学教育。1956年9月19日政府出台第9406号条例，允许宗教课程进入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课堂。1982年11月7日由全民投票表决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即现行宪法作出最终安排：“宗教文化课和道德修养课应列为小学和中学的必修课。除此之外的宗教教育取决于本人的意愿，未成年者则取决于他们法定代理人的要求。”
但是，土耳其共和国强调凯末尔奠定的世俗主义原则，宗教教育仍然处在次要地位。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宪法体现了“根据政教分离原则，绝对不许以神圣的宗教信条干预国家事务和政治的原则”。宪法第2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第42款规定：“教育和训练应遵照阿塔蒂尔克确立的原则和改革的方针，在现代科学与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不得建立违反这些原则的教育机构和训练机构。”第24款规定：“宗教和道德的教育应在国家的监督和控制下进行。”“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出于把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法律基本制度建立在即使部分地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或谋取政治利益和个人影响等目的，利用或滥用宗教感情或宗教视为神圣的事物”。[7]
进入21世纪，土耳其共和国已经建立十分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其教育水平稳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从层次上讲，覆盖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和校外各个阶段；从主体上讲，包括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从客体上讲，涉及正规教育和夜校、远程、chéng rén教育等非正规教育；从技术上讲，传统授课与多媒体授课相辅相成；从内容上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并行不悖，职业教育和升学教育相得益彰。
四、宗教思想
土耳其共和国宗教思想特别是伊斯兰复兴思想的杰出代表，一是活跃在20世纪前半叶的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18731960年）；二是生活在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法图拉葛兰（Muhacomd Fethullah Gülen，1941 ）。
赛义德努尔西，库尔德人，1873年生于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的比特利斯省，历经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两个时代，是20世纪前半叶的著名宗教思想家，早期“努尔库运动”（Nurcu Movcomnt）的杰出领袖，代表作是巨著《光的书信》（另译《光明集》或《光明论语》）（Risale-I Nur Kulliyati），其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对法图拉葛兰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努尔西支持宪政运动并反对外国入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末期，努尔西请求在家乡凡城（Van）设立一所现代大学，遭到奥斯曼帝国当局粗暴拒绝，因此他开始投身青年土耳其革命，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宪政运动。1909年4月13日，保守派在首都发动兵变，打击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4月24日，兵变遭到镇压。在此期间，努尔西一度入狱，后来获释并返回家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努尔西反对俄国策动的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的分离运动，抗议英国侵占伊斯坦布尔，支持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凯末尔革命与改革时期，努尔西一度受邀参加大国民议会，后因凯末尔推行世俗化改革而与当局分道扬镳，在1923年春再次返回故里，远离喧嚣，苦心思索，耗时3年撰写著作《光的书信》的前言部分。然而好景不长。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推行的土耳其化政策严重损害库尔德人的利益，库尔德人遂于1925年年初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发起叛乱，试图恢复伊斯兰教法、重设哈里发制、构建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遭到残酷镇压。作为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努尔西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却受到政府迫害，逃到伊斯坦布尔。流亡期间，努尔西继续撰写《光的书信》一书，其追随者通过手抄著作和口耳相传等形式传播努尔西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一种伊斯兰复兴运动。政府大为恐慌，将其著作列为禁书，法院判定《光的书信》拜读者即努尔西信徒为努尔库。法官认为，努尔西涉嫌非法组织苏非教团，故判处其11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土耳其共和国的政党制度开始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1946年1月成立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击败执政近30年的共和人民党。在此次议会选举前后，民主党逐渐改变凯末尔时代的宗教政策，努尔西及其追随者也积极支持民主党。1960年，努尔西在土耳其共和国东南部城市乌尔法逝世，享年87岁。
赛义德努尔西
法图拉葛兰
努尔西的宗教观、政治观、科学观和教育观均体现其宗教思想。
宗教观。努尔西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理解世界、明辨是非、控制yù念和约束行为的重要力量，因此有神论优于无神论，美洲和西欧优于苏联和东欧。出于这种逻辑，他支持土耳其共和国加入北约，并认为宗教信仰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但是，不同宗教以及教派必定存在诸多差异，这就需要信仰对话。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应该加强沟通，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则要实现和解。1953年他曾拜访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大主教。他还呼吁逊尼派和什叶派捐弃前嫌：“任何事过多或不及都不好，适可而止才是中正之道……啊，逊尼派，信仰真理的人们，阿拉维人，以热爱先知家族为道的人们，赶快结束你们之间无谓、不忠、不公、有害的争吵吧……你们是惟一主的信仰者，你们必须抛弃有害团结的东西，你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百条神圣的纽带，要求你们兄弟相恤，团结一致。”[8]
政治观。努尔西认为，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实现三大目标：一是锤炼穆斯林内心修为；二是促成穆斯林践行信仰；三是恢复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然而，努尔西又称，沙里亚和国家必须保障国民的自由、民主和正义，这里所称的国民包括非穆斯林在内。国民与国家是小溪流与蓄水池、主人与公仆的关系。国民是国家的主人，相当于小溪流，决定蓄水池的水量和水质；国家是国民的公仆，相当于小溪流所汇聚成的蓄水池，无法影响小溪流。努尔西赞同自由、民主和正义。他珍视自由：“我可以没有面包而生活，不能没有自由而生存。”而贫困和压制则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天敌。他渴望民主，无论反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专制还是凯末尔时代的一党制均体现这一价值取向。他赞同正义：“孤儿的权利不能因为全社会的权利而被压制；同样的，个人也不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生命。就正义而言，无所谓强与弱，不能因为强者而忽略弱者的权利。”[9]
科学观。努尔西认为，无知使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将个人利益压制集体利益，把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导致政治混乱、教派纷争等毫无意义的社会内讧。因此，无知成为奥斯曼帝国衰落的重要因素。与无知相对立的是科学，努尔西欣赏科学，曾使用油印机进行宗教宣传并盛赞无线电的巨大用途。他认为，科学可以直接扫dàng无知；科学可以发展生产，累积财富，消灭贫困，间接清除愚昧现象的滋生土壤；科学可以揭示规律，而这种规律也是“真主的德xìng之一”，即这个秩序井然的宇宙万物确由真主创造和维系，换言之，科学可以证实信仰，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论证宗教经典及宗教信仰的深刻准确。受努尔西的影响，他的信徒的确广泛使用电话、电视、电报、收音机、录音机等通信手段进行宗教宣传。
教育观。努尔西的教育观与其宗教观、政治观和科学观联系非常密切。他主张学校教育兼顾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这体现了其宗教观。他倡导学有专长和独立思考，这体现了其政治观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原则。他呼吁宗教教育要与科学教育结合起来，这体现了其科学观。
努尔西不仅是一位宗教思想家，而且是早期努尔库运动的精神领袖。据统计，目前土耳其共和国的努尔库运动成员约有200万600万人，主要通过德尔沙尼即读经小组（Der-shane）研读《光的书信》和jiāo流心得。到2001年，这样的读经小组在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约有5 000个，在中亚诸国有53个，在德国有57个，在奥地利有4个，在荷兰有7个，在比利时有2个。
赛义德努尔西逝世之后，努尔库运动在继续发展的同时，逐渐出现裂变。手抄派是最早出现的努尔库运动支派，因极力主张手抄反对印刷《光的书信》而得名，认为此举可以保留努尔西著作的意蕴和原意。此后努尔库运动又分化出7派，其中以法图拉葛兰为首的葛兰运动（The Gülen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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