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3 章

  comnt）较为宽容且影响很大。

  法图拉葛兰，1941年4月27日生于土耳其共和国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哈森卡勒堡（Hasankale）区的科鲁楚克（Korucuk）村，其祖父及父母均为伊斯兰教学者，因此他在幼时已经接受非常全面的宗教教育，喜读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1958年，葛兰毕业于初级神学院。1966年，他移居伊兹密尔讲经布道，并受到赛义德努尔西宗教思想的巨大影响。此后，他逐渐成长为20世纪下半叶迄今土耳其共和国乃至全球最负盛名的宗教思想家以及异常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2008年美国《展望》（Prospect）和《外jiāo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将法图拉葛兰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法图拉葛兰学富五车，擅长讲演、答疑和撰文，这些口述或文章集中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且已被汇编成书，主要包括：四卷本《时代带来的犹疑》；四卷本《准则或路上的明灯》；三卷本《永恒之光》；两卷本《色带上的真理之芽》；《心中的翡翠山坡》；《时代与这一代的年轻人》；《时间的黄金面》；《破碎的琴拨》；《有关〈古兰经〉首章的思考》；《迎向失落的天堂》；《信仰的恩荫》；《苏非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面貌》；等等。原著均为现代土耳其语，其中有部分著作被译成英语、汉语、俄语、德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保加利亚语。

  法图拉葛兰认为，各种宗教和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奉行基本相同的道德标准，因而是平等的。他曾讲：“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义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10]法图拉葛兰在认定各宗教及教派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对话主张，强调进行信仰沟通。他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是一神信仰，起初均为闪米特人的宗教，而且在伊斯兰区域长期和谐共存，因此必须进行信仰对话。“在我们历史上，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发生。相反，犹太人在处于困境时得到欢迎，当他们被驱逐出安达卢西亚（Andalucia，西班牙最南端的城市，西邻大西洋，南邻直布罗陀海峡，东邻地中海，笔者注）时，是奥斯曼帝国接纳了他们”。[11]他对这一观点很有信心，身体力行。他曾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土耳其的希腊大主教、亚美尼亚大主教、纽约的红衣主教、以色列的大拉比。仅从1997年6月到2004年8年间，他就在伊斯坦布尔、萨利乌尔法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等地召开了8次国际研讨会，主题均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对话问题。葛兰与其信徒还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科索沃等教派冲突异常激烈的地区设立“法图拉葛兰学校”，传播其信仰对话的理念。他不仅赞成并改造苏非主义，而且致力于实现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团结。他称赞“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主张阿拉维派与土耳其共和国境内占绝对多数的逊尼派消除隔阂，达成和解，为此他曾于1995年2月诚邀全国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非教团参加斋月聚会。

  宗教平等，信仰对话，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宗教宽容与和平相处。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葛兰曾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没有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任何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没有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伊斯兰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不会利用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来实现伊斯兰目标，恐怖主义者不可能是穆斯林，因为真正的穆斯林是不可能从事恐怖行为的”。[12]他宽容国内政敌。1971年、1980年、1997年土耳其先后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人被捕，葛兰首当其冲。1971年他被羁押半年；1980年他被羁押6个小时；1997年他因“企图改变土耳其政权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创立秘密组织”的罪名被捕入狱长达7个月之久。此后，他在国内无法立足，而且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被迫于1998年以治疗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从1999年3月起隐居小镇。即便如此，他仍然遭到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敌视。2000年当局指控他涉嫌“为改变国家之世俗体制而建立非法组织，意图建立按照宗教规范治国的政府”，葛兰提起申诉，到2006年首都第11号重案刑事法庭才对葛兰作出无罪判决，到2008年最高法院刑事常委会才宣布葛兰无罪，这场斗争可谓旷日持久，令葛兰身心jiāo瘁。按照常理，葛兰对政府应该恨之入骨，其实不然。他曾特意叮嘱信徒：“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他们反复出手，仍要保持沉默，用爱和怜悯来感化他，始终如一地用爱来对待他人”，[13]从而展示自己宽容博爱的一面。根据宗教宽容的逻辑，葛兰对奉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美国和西欧基督教国家非常友好，也赞成土耳其共和国与美国维持同盟关系并尽快加入欧盟。依据同样的逻辑，葛兰毫不掩饰自己对伊朗的憎恶之情，因为后者仇视除什叶派之外的其他穆斯林，而且大搞输出伊斯兰革命。

  法图拉葛兰的上述宗教思想，使人们怀疑他是一位苏非，但葛兰一贯矢口否认。他曾辩解：“宗教教团作为一种体制出现在先知去世后的6个世纪，它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机构。我没有加入任何苏非教团，也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他仍然被诸多学者称为“新苏非主义者”或者“寻求自我方式的苏非”，这种评价恰如其分。一方面，他的确是一位苏非主义者，强调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精髓，既重视心灵体验，也倡导践行信仰，特别是通过约束行动来达到冷静、乐观、愉悦的心理状态，是精神和实践的融合。他还特别赞赏土耳其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相容关系：“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包括古兰经和圣训中主要的、不可改变的原则，但又根据土耳其历史和苏非主义思想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为什么是宽广的、深邃的、宽容的、包含一切的、以爱为核心的原因。”[14]另一方面，他继承赛义德努尔西的科学观，主张将科技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起来，克服传统苏非教育不问世事并忽视科技的弱点，从而使自己区别于传统苏非：“当前，世俗学校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教条，苏非主义教育沉溺于形而上学的冥思，军队仅仅关注于武力素质的培养，因而实现科学素养与精神价值的融合是不可能的。”[15]他既反对故步自封的传统苏非主义，也蔑视盲从西方的极端世俗主义。他曾说：“如果一个社团的民众缺乏信仰、爱、热情和责任感，如果他们意识不到时代和环境的变化，那么它就不能视为是文明的。”[16]因此，他主张在教育领域和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技、精神与物质融为一体，走出一条“土体西用”的发展道路。

  总体来看，葛兰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伊斯兰思想家。正如他所说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仿佛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花，似乎每天都能舒展一枚花瓣，常开常新，直至怒放。而实际上，《古兰经》这朵玫瑰之所以常开，已经诞生1 400年的伊斯兰教之所以依旧年轻，仰赖伊斯兰世界乃至全球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社会演化和宗教宽容，需要不同宗教之间和同一宗教内部的自由对话，当然也离不开宗教思想家针对特定生活环境所进行的思维创新。

  五、艺术成就

  1982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第64款规定：“国家保护艺术活动和艺术家。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促进和支持艺术品和艺术家，推广对艺术的鉴赏。”

  穆斯林长期遵循经训的教诲，崇尚书法艺术，誊抄《古兰经》蔚然成风。由于绘画内容的诸多限制，穆斯林大都在书法领域尽情显露自己的艺术才华。他们不断汲取异族和异教的绘画技巧，将自然的美感融会于书法艺术之中，使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伊斯兰教诞生之初，皮革是最重要的书写材料。麦地那时代，库法体阿拉伯文颇为盛行。库法体古朴方正，棱角清晰，线条粗犷，近似于汉字中的篆书。奥斯曼当政期间确定版本的《古兰经》，便是用库法体誊抄的。倭马亚时代，纳斯赫体阿拉伯文逐渐取代库法体，风行伊斯兰世界。纳斯赫体盘曲流畅，便于手写，近似于汉字中的行书。迪瓦尼体字间聚散分明，字形委婉多姿，近似于汉字中的楷书，主要用于公文的书写。苏勒斯体又称三分体，宛若几何图案，字形复杂，字体雍容华贵，近似于汉字中的草书，多用于装饰xìng的文字书写。奥斯曼帝国苏丹虔信伊斯兰教，仰慕阿拉伯文化，而且奥斯曼语由阿拉伯字母拼写，因此帝国非常重视阿拉伯书法艺术。16世纪，哈姆杜拉玛西（14361520年）改革阿拉伯书法的手写体，是奥斯曼帝国的“书坛泰斗”，苏丹巴叶济德二世对他大加赞赏。此人还擅长游泳，曾经口中衔笔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

  19世纪末博斯普鲁斯海峡景色：坎迪里和如梅利城堡 19世纪，穆斯塔法伊泽特（18011876年）及其门徒的书法大放异彩。不过，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的文字改革使土耳其的书法大受影响。但是土耳其书法大师哈米德阿梅迪（18911981年）则代表20世纪阿拉伯书法的最高水平，其墨宝被视为阿拉伯书法艺术的佳品。

  伊斯兰教反对绘制人和动物的画像。相传，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复生日在真主面前，遭受烈刑者当为画有生命之物的像的画家”，“谁在今世绘制有生命之物的像，在复生日那人将被迫为其所画之像注入生命，而他是无法注入生命的”。当然，宗教规定与现实生活往往不尽一致。伊斯兰教禁止饮酒，却有许多穆斯林酗酒成xìng。伊斯兰教鄙视音乐，却有许多穆斯林沉溺于歌舞之中。同样，伊斯兰教反对绘像，却无法杜绝穆斯林中的某些人欣赏和绘制各种动物的图像和人像的行为。倭马亚时代的著名建筑阿木赖宫，内有许多出自异教徒之手的精美壁画，在借鉴拜占庭和波斯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尔台绥姆于836年营建萨马拉时，招募基督徒画匠用luǒ体人像和狩猎场面的壁画装饰新都的内宫。穆台瓦基勒当政期间，哈里发聘请的拜占庭画匠甚至将基督教堂和僧侣的图案画在萨马拉的内宫墙壁。但是，经训的规定毕竟限制了穆斯林绘制图像的行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始终不允许使用任何有生命的形象装饰殿堂。

  奥斯曼帝国时期，西方的绘画艺术开始传入。1480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公然违背先知穆罕默德的禁令，请威尼斯艺术家金迪尔贝里尼（Gentile Bellini，约14291507年）为其画像，后来其子巴叶济德二世出于宗教禁忌的考虑而将这幅画像出售，画像现藏英国lún敦的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到19世纪，帝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穆斯林开始堂而皇之地学习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绘画艺术。奥斯曼帝国军校开设绘画课，训练军官绘制地形图和技术图的能力。土耳其人艾哈迈德阿里（Acomt Ali，18411907年）与苏莱曼赛义德（Sulayman Said，18421913年）赴法留学，就读巴黎美术学院。他们本是军事画家，后研习西方风景画和静物画。1883年伊斯坦布尔成立美术专科学校，由曾在巴黎留学的奥斯曼哈蒂姆（Osman Hatim，18421910年）领导，西方风格的绘画艺术在土耳其得到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奥斯曼帝国首次出现西方式画派，这就是以“1914年一代”冠名的印象派画家，代表人物有纳米克伊斯梅尔、伊布拉姆卡利、阿芙尼丽飞、费赫曼杜兰以及伊克梅特奥纳特，他们都曾经留学欧洲并归国创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政权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且坚持西化改革，土耳其绘画艺术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到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出现以“D团体”著称的新画派，他们既效法西方的绘画风格，也汲取安纳托利亚高原民间绘画的营养，代表人物是由泽科法克伊泽、努鲁拉贝克、埃里夫纳兹、塞莫尔特鲁、阿比定蒂诺以及祖赫图穆利杜鲁。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在系主任即法国画家雷欧珀尔德利维的推动下，伊斯坦布尔的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出现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倾向的画派。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土耳其出现了首批抽象派画家，他们将绘画与书法结合起来，代表人物有阿德南库克、鹿特芙古纳伊、塞姆西阿雷尔、阿比定艾尔德鲁鲁以及萨布利贝尔克。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象征派绘画崛起，代表画家有内塞特古纳尔、德弗利姆艾尔比尔、西哈特布拉克、奥尔汗佩克和安纳特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土耳其的油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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