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4 章

  ，概念类绘画也开始流行。总体而言，土耳其共和国的绘画艺术画派繁多，推陈出新，异彩纷呈。

  金迪尔贝里尼绘制的穆罕默德二世像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美术成就不仅有书法和绘画，在雕塑方面也表现不俗，涌现出大批杰出雕塑家。考古发现、政府政策和内外jiāo流，是促进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要因素。土耳其共和国时期，安纳托利亚半岛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就，深埋于泥土中数百年甚至上万年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古代雕塑得以重见天日，激发了土耳其共和国雕塑家的创作灵感。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受到民族主义原则的直接推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将雕塑艺术视为凝聚民心的重要手段，因此极力推动纪念碑等雕塑的发展，并从1937年起在多座城市举办纪念碑雕塑大赛。无论是来自外国的科里佩尔、卡诺尼卡、哈纳克、托拉克和鲁道夫贝林，还是本土的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内加特西若尔等杰出雕塑家，均擅长创作纪念碑和凯末尔雕像。共和国的官派留学生中，最早奔赴法国、德国研习雕塑艺术的是拉提皮阿希尔、阿里哈迪巴拉、祖赫图穆利多鲁和努斯雷特苏曼。凯末尔晚年，来自德国的雕塑家鲁道夫贝林（Rudolf Belin）被任命为伊斯坦布尔国立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他在之后数年建造纪念碑，举办艺术展，培养雕塑家，其中胡瑟因欧兹堪、哈克阿塔姆鲁、亚弗兹格雷伊、拉米阿尔提梅、伊兰科曼、泽林博卢克巴西、胡瑟因盖则、图尔古特普拉、萨蒂科里克均为他的门生。进入21世纪，土耳其本土雕塑家多次出国参加雕塑展，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

  伊斯兰教鄙视音乐，认为歌唱是魔鬼的行为，迷恋歌唱会使人背离信仰和误入歧途。然而，倭马亚时代，宗教情感淡薄，娱乐成风。在希贾兹的两座圣城，云集了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歌手，吟唱拜占庭和波斯的歌曲。麦加的黑人歌手赛义德米斯哲哈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学习拜占庭音乐和波斯音乐，将阿拉伯诗歌按照波斯人的旋律谱成曲调，可谓伊斯兰音乐的开山祖师。继赛义德米斯哲哈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乐坛出现4位著名歌手突厥人伊本苏拉吉、柏柏尔人盖立德、波斯人伊本穆哈拉兹和非洲黑人麦尔巴德。阿拉伯人原有的乐器，主要是手鼓、长笛、芦管和皮面琵琶。倭马亚时代，波斯的板面琵琶和木制笠笛等许多乐器相继传入。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和达官贵人大都效仿波斯风习，经常举办歌舞晚会。阿拔斯时代，乐坛歌手层出不穷，音乐成为巴格达人乐此不疲的谈论话题。阿拔斯时代，穆斯林将音乐视作数学的分支，将希腊语的音乐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进而发展伊斯兰世界的音乐理论。巴格达的音乐家伊斯哈格伊卜拉欣摩绥里撰写数部著作，总结音乐理论和创作实践，论述旋律和节奏的构成。著名学者法拉比深入探讨了音乐的结构、曲调和节奏，所撰写的《音乐大全》和《节奏分类法》被时人视为音乐理论的权威之作，并对西方音乐产生一定的影响。伊斯哈格伊卜拉欣摩绥里的仆人奇尔雅卜曾经在巴格达乐坛名噪一时，后流落安达卢斯，备受后倭马亚王朝埃米尔哈卡姆希沙姆的青睐，直至入住埃米尔的宫廷，每日为埃米尔吟唱。总体来看，“伊斯兰教乐师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记谱的标准体系，因此他们的创作只能经各式各样可能记错的记忆媒介得知。古典伊斯兰教音乐并没有留下可以与欧洲音乐传统相提并论的乐集。古典伊斯兰教音乐所留下的，是广泛论乐的理论文学，一些文人艺匠对于乐师和音乐场合的叙述和描绘，在不同时期保存下来的几种古老乐器，当然还有人们脑中对于久已过去的表演的鲜明记忆”。[17]

  18世纪描绘女xìng乐手演奏的奥斯曼细密画

  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军乐最为著名。奥斯曼军乐可能源自中亚地区，在14世纪使用低音鼓和芦笛，到17世纪开始使用小号、一对小铜鼓、铙钹和“土耳其新月”（即击节拍的乐器，在一根华美的棍子上装有黄铜或白银制成的铃铛，摇动击节）。18世纪奥斯曼军乐对欧洲音乐影响很大，海顿（17321809年）的《军队jiāo响曲》、贝多芬（17701827年）的管弦乐曲《雅典的废墟》和《第九jiāo响曲》、莫扎特（17561791年）的歌剧《后宫诱逃》和《A大调钢琴奏鸣曲》即《土耳其进行曲》均显示出奥斯曼帝国军乐的巨大魅力。歌剧《后宫诱逃》的配乐大量使用装饰音和装饰xìng质的曲调，并在序曲和几个宏大场景中为管弦乐队添入具有土耳其特色的大鼓、钹、三角铁等打击乐器，从而烘托出恢弘阳刚的英雄气氛。《A大调钢琴奏鸣曲》即《土耳其进行曲》第三乐章具有浓郁的土耳其风格，回音式的旋律音型和倚音装饰音流畅雄浑。进入19世纪，欧洲音乐开始反哺奥斯曼帝国军乐。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消灭近卫军团之后，希望重建一支军乐团，更换唢呐、喇叭、铜鼓和边鼓等传统乐器。1831年，基斯佩唐尼泽提赴伊斯坦布尔组建奥斯曼帝国新的军乐团，并在苏丹创办的帝国音乐学院执教。萨菲特是奥斯曼帝国首位赴欧洲学习音乐的人，他在1886年赴法留学，回国后担任长笛手。

  奥斯曼军乐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帝国军乐成为历史名词，民间音乐继续发展，西方音乐借助西化改革风靡全国。土耳其苏非派的赞念配乐是民间音乐的杰出代表。苏非派将高声或低音赞念真主和先知作为启迪信徒心智的途径。为了使赞念仪式更为丰富多彩，继而实现信徒与真主融为一体，他们把吟诵诗词、跳旋转舞和乐器伴奏引入宗教仪式，其中乐器主要包括长笛、铜鼓、架子鼓、小提琴和萨兹。萨兹是一种长颈弹拨类弦乐器，其共鸣体呈半梨形，上部扯上六根弦，若用三根弦弹奏可发出高音，若用两根弦弹奏可发出低音，若用一根弦弹奏可发出中音。可惜的是，在19世纪之前，民间音乐一直没有乐谱，完全仰赖口头传唱，既不够准确又容易失传。亚美尼亚音乐家哈姆帕尔泰姆利毛尼克延（17681839年）首次将乐谱引进奥斯曼帝国，使帝国的民间音乐特别是宗教伴奏得以借助乐谱流传下来。西方音乐在共和国时期发展最为迅速。1928年，凯末尔总统邀请奥地利一位作曲家来到伊斯坦布尔音乐学院任教。1934年，安卡拉设立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由兴德米斯和普勒托里乌斯指导，主要学习欧洲音乐。因此，20世纪土耳其的知名音乐家均致力于研究和教授西方音乐，例如作曲家乌尔维凯末尔埃尔金与阿德南赛伊根。土耳其人热爱多种音乐。目前每年4月27日5月20日在安卡拉举办安卡拉国际音乐节，6月6日7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伊斯坦布尔国际音乐节，8月14日在安卡拉举办比尔坎特国际安纳托利亚音乐节。

  1917年奥斯曼帝国迎宾军乐队

  土耳其人喜爱并擅长舞蹈，而且凡舞蹈必有伴奏。目前土耳其民间舞蹈主要包括哈拉伊舞、巴尔舞、霍隆舞和泽伊贝克舞。哈拉伊舞源自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由手鼓、牧笛和芦笛进行伴奏，常在结婚典礼上进行表演，领舞者持手帕指挥排在其后的其他舞者，是久负盛名的集体舞。巴尔舞源自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埃尔祖鲁姆省以及巴伊布尔特省，由唢呐和竖笛进行伴奏，属男女混合的一种户外舞蹈，男女舞者在舞蹈过程中肩并肩手拉手，动作由慢到快，甚至出现跳跃和蹲伏等剧烈动作。霍隆舞源自黑海沿岸，由木质三弦琴、风笛和小唢呐等乐器伴奏，舞者多为男xìng，手法和步法变化多端，身体有时跳跃，有时蹲伏，有时摇摆。泽伊贝克舞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部，由手鼓和唢呐伴奏，多为单人舞或双人舞，有时也是集体舞，节奏或快或慢，舞者往往拿着短剑或长刀，能够表现土耳其人的尚武精神。

  土耳其巴勒克埃西尔的泽伊贝克舞

  土耳其电影诞生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早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9141948年可谓土耳其电影的起步阶段。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后，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奥同盟国一方对协约国作战。奥斯曼帝国军方为了动员民众投入大战，开始拍摄纪录片鼓舞民气。从1914年到1923年，土耳其共出现6部影片，都与军事相关，均为军方拍摄，其中第一部影片为敌视俄国的纪录片《阿雅斯泰法诺斯俄国纪念碑的坍塌》。

  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到1938年凯末尔逝世，土耳其共和国的电影艺术通常表现为戏剧演出的一种变形。戏剧原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通过台词、表情、歌声、器乐、舞蹈和木偶等方式实现叙事的舞台艺术，分为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和木偶戏等基本类型，又称舞台艺术即戏剧表演；二是指为舞台艺术即戏剧表演所写作的脚本即戏剧剧本。这里所谈的戏剧特指戏剧表演。一般认为，皮影戏是奥斯曼帝国戏剧的早期形式。“剧中角色是用傀儡表演的，或是由投影在一方布幕上的影子来扮演，再由傀儡师傅口述台词。剧情通常是喜乐，有时候是诙谐的，但往往都含沙shè影，有着尖锐的社会批评甚至于政治批评”。[18]但皮影戏毕竟缺乏正规剧本。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大批犹太难民从伊比利亚半岛逃到奥斯曼帝国境内，随之而来的是拥有剧本的严格意义的戏剧演出。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世界出现的现代戏剧传入奥斯曼帝国，成为达官贵人津津乐道、消磨时光、附庸风雅的重要媒介。可以想见，土耳其电影在戏剧演出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到共和国成立之后，伊斯坦布尔的许多戏剧演员都曾兼任电影演员，比如生于伊斯坦布尔的穆赫辛厄图格鲁通（Muhsin Erturul，18921979年），曾经作为剧院导演和演员曾参与29部影片的拍摄工作，其中就有1931年拍摄成功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stanbul sokaklar nda）。但是这一时期土耳其共和国电影带有浓厚的戏剧色彩，对白冗长，行止僵硬。到1938年年底，电影制片厂寥寥无几，没有洗印厂，正式放映电影的剧院不足130家。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bào发到1948年共和国政府降低电影业的娱乐税，土耳其电影乏善可陈。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共和国虽未直接参战，却与德国jiāo往甚密，与宿敌苏联关系紧张，国内的娱乐需求受到压抑。另一方面，共和国政府历来既不支持电影业发展，也不禁止这种大众娱乐方式，不过从1939年起建立异常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1939年8月8日政府出台电影及其剧本的检查法令，规定电影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凯末尔主义。内外环境约束了电影业的发展。因此，从1917年到1948年，土耳其仅放映了76部电影，年均只有2.4部，其中品位不高、情节单调的埃及电影居然占据土耳其电影的半壁江山。这一局面到1948年才发生改观。

  1948196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腾飞阶段。到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3年，一度受到压抑的娱乐需求开始得到释放；政府开始降低电影业的娱乐税；强调艺术品位的美国电影取代埃及电影，风靡土耳其城市；电影杂志开始发表诸多影评，提升民众的观影兴致。因此，越来越多的导演和演员投身于电影业，电影开始摆脱戏剧的桎梏，产量迅速增长。从1949年到1956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43部，年均42.8部；从1956到1960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79部，年均高达69.9部。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导演是生于伊斯坦布尔的欧麦尔鲁特菲阿卡德comr Lütfi Akad，19162011年）。他于1949年涉足影业，在1952年导演其处女作《以法律的名义》（Kanun Namna）。这部影片借鉴美国黑色电影和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风格，依据一桩确有其事的谋杀案件，表现出伊斯坦布尔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困惑。

  19601980年是土耳其电影的全盛时期。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民主党政府被颠覆。这一政治事件深刻影响了文化生活。1961年7月9日，土耳其共和国新宪法的最终文本提jiāo全民公决并获得通过，其中第1编第10款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有责任消灭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部障碍，严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正及民主国家不相适应的一切行动。”宪法力图限制行政机构的权力，以此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1961年宪法颁布后，许多电影导演、演员、评论员和作家纷纷抗议电影审查制度违宪，继而努力发展电影业，土耳其电影迎来了发展盛期。从1961年到1963年，土耳其放映电影368部，年均122.6部。1963年，共和民主党党员提出一项关于发展电影业的议案。1964年，内政部仔细讨论这一议案。同年旅游部召集一个由文官、电影生产商、制片人和电影评论家共同参加的会议。1964年11月第一届土耳其电影理事会成立。1965年，旅游部提出一项关于设立土耳其电影学院的议案，可惜在议会未能通过。1971年，第二届土耳其电影会议召开。1974年，土耳其电影专题研讨会召开，许多电影生产商、制片人、作家和教授与会。在此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产量达到空前水平。19641975年，土耳其放映电影2 652部，年均高达220部，位居世界前列；19761979年，土耳其放映电影609部，年均仍有152.2部。这一时期的多数影片由规模较小的制片厂生产，不过影片水平有所提高，影片选材贴近百姓生活和欣赏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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