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8 章

  才，即使不在伊斯坦布尔，依然会创作杰出的作品，依然会放shè出夺目的光彩。”

  2002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雪》（Kar）是关于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东部边境卡尔斯城政治斗争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中的“雪”具有多层含义，从而使这部作品给人以层峦叠嶂之感。一是自然界的雪，无论是雪花还是积雪；二是小说主人公卡（Ka）创作的《雪》；三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位介于作者帕慕克与主人公卡（Ka）之间的人物“奥尔罕”刻意追寻的《雪》；四是帕慕克创作的《雪》。卡进入卡尔斯城不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这座城市一度与外界jiāo通中断，铺天盖地的积雪为卡尔斯城平添几分神秘色彩：“雪无处不在，人物在雪中活动，爱情和yīn谋在雪中孕育，思想在雪中运行。雪使这个小城与世隔绝，雪制造了小城里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氛围。”“他在书中数百处写了雪，每一笔写的都是雪，但因为他的雪都与Ka的心境、Ka的感受密切结合着写，因此，他的雪就具有了生命，象征也就因此而产生”。例如小说中这样写道：“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有的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然而大厅里一片死寂……大家像蜡烛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莫言称之为“丰富的象征”与“神奇的比喻”，“这样的描写，既是物理的，更是心理的。这样的比喻，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写过雪的作家成千上万，但能把雪写得如此丰富，帕慕克是第一人”。[27]

  小说的主人公卡（Ka）是一位诗人，曾流亡德国12年，回国后计划前往卡尔斯城，寻找生活在那里的爱人伊派克。卡来到卡尔斯城后，特别关注部分女学生因无法戴头巾而愤然自杀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教俗冲突和女权运动等政治斗争jiāo织在一起。1980年9月军人政变之后，政府发布针对公务人员的《服饰和衣装法》，严禁fù女戴头巾。1983年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严禁戴头巾的女大学生听课和考试。1984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声称，戴头巾的女大学生是共和国世俗主义原则的敌人和fù女解放的障碍，因此理应被开除。1988年祖国党控制的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在校女大学生戴头巾，但军人出身的总统柯南埃夫lún和宪法法院均认定这一法令违背凯末尔确立的世俗主义原则，因此加以否决。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女学生是否可以戴头巾的争论愈演愈烈。1997年年初土耳其军方再度干政，解散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的联合内阁，宣布取缔头巾。1998年秋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三令五申，严禁女大学生和女教师戴头巾。1999年议会选举中，戴着头巾的当选女议员一律被剥夺议员资格。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帕慕克在《雪》中描绘了一些女大学生因坚持戴头巾而被迫自杀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受其好友、一位日报记者之邀，卡（Ka）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卡尔斯市选举的文章，着力剖析穆斯林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军队与政府和民间，世俗政党与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抗。初来乍到的卡被迅速卷入卡尔斯城的纷繁聒噪和残酷斗争之中，最后以出逃和死亡告终。“读者跟随着Ka，一步步深入迷宫，先是像Ka一样迷茫，继而像Ka一样惊悚，然后伴随着他，体验着幸福、痛苦、企盼、焦虑、犹豫、嫉妒等感受，直至逃离这座城市。Ka直到死时，大概也没弄明白他这次爱情之旅何以演变成了死亡之旅，但读者却明白了他的失败，在于他的看似纯洁无瑕的爱，其实包藏着贪yù、自私和怯懦”。莫言称之为“叙事的迷宫”。[28]在帕慕克看来，《雪》是其第一部政治小说：“小说写了关于土耳其的各种问题：一方面是贫困、沮丧、失业、文化身份问题；另一方面是暴力倾向、成为英雄的渴望、试图得到爱、宗教、伟大思想拯救的愿望以及不能理解他人等问题。”没错，帕慕克作为一位观察细致、思想敏锐、悲天悯地的杰出作家，的确对上述问题具有独立见解，但是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跳将出来进行道德说教，他曾说：“《雪》没有打算做任何宣传或提供任何政治教训。”[29]2006年，《雪》获得法国梅迪契外国作品奖（Prix Medicis Etranger）。

  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最大的海港城市，文化、工业和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地跨欧亚两洲的大都会，于20世纪70年代建成通车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将位于城西欧洲色雷斯的旧城和新城，以及位于城东亚洲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于斯屈达尔区连成一体。无论伊斯坦布尔，抑或其前身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人文荟萃，经历了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双重滋润。这座城市也是欧亚两洲共享的一顶王冠，在欧亚jiāo通、洲际贸易、文化jiāo流方面享有盛誉。位于欧洲部分的旧城更是镶嵌在这顶王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基督教堂、清真寺、皇宫、陵墓、街巷、城墙、饮水渠、图书馆、博物馆、学校、医院、浴池、店铺、客栈和市场等历史遗迹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19世纪末于斯屈达尔景色

  拜占庭城墙

  2005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Hatiralar ve Sehir）就是一部具有回忆录xìng质的作品，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屈辱与自尊，这些与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紧密相关的二元对立关系，仍然萦绕在作者脑际：“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伊斯坦布尔最萧条的时候，城里的居民有半数时间也觉得自己像外来者。依据看待方式而定，他们觉得不是太东方就是太西方，所造成的不安使他们担心无所归属。”“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呼愁”即“忧伤”则是这座城市与这部作品的主题词。作者在“呼愁”一章这样解释：“‘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赫蒂彻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即公元619年，笔者注）为……‘忧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不过“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yīn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30]2005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后因评委们对该作品的褒贬不一而未能获奖。但是同年秋作者因这部作品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授奖辞这样赞扬帕慕克：“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欧洲和身处伊斯兰文明的土耳其相互找到了存在的位置。”获奖后，帕慕克在德国法兰克福致辞时论及土耳其的自豪和屈辱：“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dàng。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2006年12月8日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发表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再提屈辱与自尊的关系，而这组概念在土耳其特别是在伊斯坦布尔，往往与东方和西方这组概念jiāo织在一起：“文学最迫切的任务，是要讲述并研究人类的基本恐惧：被遗弃在外的恐惧、碌碌无为的恐惧以及由这些恐惧衍生的人生毫无价值的恐惧；集体xìng的耻辱、挫折、渺小、痛苦、敏感和臆想的侮辱，还有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我们曾看过西方社会以外的民族和国家，常常因为被恐惧折磨得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我也知道西方一些国家和民族对自己的财富，对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主义有着不一般的自豪，但他们时不时地也由于自我满足，干出一些同样愚蠢的事来”。

  2008年5月2131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帕慕克来华访谈和参观。5月21日下午，“奥尔罕帕慕克访华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行，有中国记者询问帕慕克究竟属于东方作家还是欧洲作家，帕慕克回答：“我反对这种分类。我很高兴自己同时属于这两个世界，我是西方和东方幸福的共同体。”“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个世界。我的土耳其xìng多多少少就意味着我既不是纯粹欧洲的，也不纯粹是传统的，而是两者的结合。这就需要与这两个源头都保持距离。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学上，我更是一个西方人。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的城市中，我更是一个东方人，但我想保持自己的距离”。“东方世界有伟大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享有现代化。追求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忘记传统和往昔的美丽？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5月22日上午，帕慕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说：“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精神是小说家们一生都在努力揭示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幸福和不幸并不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我一生都在试图探索那种意义”。5月23日“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研讨会”举行，莫言等17位中国学者宣读论文，评价帕慕克的文学作品。5月24日，帕慕克先后在北京大学附中和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其中下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你为谁而写作？凝视故乡的忧郁灵魂》，他讲道：“一个作家的真实xìng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31]5月28日，帕慕克离开北京，前往绍兴、杭州、上海参观，并于5月31日结束访华行程。

  2009年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Masumiyet Muzesi），再次将故事场景设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部作品中，男主人公凯末尔计划在1975年6月中旬与其女友、曾留学法国的富家女子茜贝尔举行订婚仪式。1975年4月27日晚，时年30岁的凯末尔与茜贝尔在伊斯坦布尔约会时，后者相中瓦里科纳大街香舍丽榭精品店橱窗中的杰尼科隆品牌包。翌日中午，凯末尔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买包，却意外碰到在店里打工的远房表妹芙颂。芙颂是凯末尔远房表姑内希贝与塔勒克先生的女儿，家境贫寒，年方二九，美丽聪慧，正准备几个月后参加高考，幼年时就认识比她大12岁的凯末尔。1975年5月凯末尔与芙颂暗恋偷情，却并不愿意迎娶芙颂。凯末尔与茜贝尔的订婚仪式极尽奢华之能事，并邀请芙颂参加。此后，芙颂突然失踪。凯末尔良心发现，毅然与茜贝尔解除婚约，然而芙颂却并未现身。凯末尔沉湎情yù，思念成疾，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穷追不舍，虽险象环生却终于如愿，在两年后找到了芙颂，发现后者已嫁作他人fù。为了抚平心中的痛苦，凯末尔开始收集芙颂扔掉的烟蒂和触碰的一切。7年后，回心转意的芙颂与丈夫离婚，与凯末尔一起赴法国自驾游，准备与后者结婚。不料凯末尔表示，结婚已经毫无意义。芙颂悲痛yù绝，开车撞树，自杀身亡。凯末尔大难不死，追悔不已，将芙颂生前所用的发卡、顶针、钥匙、纸牌和烟灰缸，连同此前收集的烟蒂等物，一起悉心珍藏于芙颂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超越年龄差别、职业归属、xìng格差异、贫富贵贱，因而是“纯真博物馆”。

  总体来看，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的系列文学作品特别关注伊斯坦布尔，并聚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屈辱与自尊、依附与独立、辉煌与衰败之间的关系，而这座城市与这些关系，无一例外是异常复杂的，成为观照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多面镜子。正如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所言：“我关心的是复杂xìng、混杂xìng和事物的丰富xìng。”“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也许我唯一想教给我的读者、土耳其读者和国际读者的是：东西方之间的区别是一件很假的事。即使不是假的，东西方的事物也可以容易地结合，产生新的东西。如果我能在读者的思想中灌注这点，让他们认识到这一新式特别的事物，那么对我也就足够了”。[32]

  作者点评：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既有面朝西方的语言、文字和教育改革，也有与时俱进的宗教思想；既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也有蜚声全球的小说成就。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宗教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对东方与西方、中东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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