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章

  斯特洛格尔斯基的《拜占廷国家史》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初。随着岁月的流逝，该书的重要价值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被列入拜占廷学经典图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夫人为本书希腊文本所写的前言已经充分说明了一切，这里就不必赘言。目前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为世界主要语言，中文译本的准备工作也至少进行了10年。为了最终确定本书的翻译，我们广泛征求了国际拜占廷学同行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这里，我们愿意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拉伊奥（Angeliki Laiou）、顿巴登橡树园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塔尔伯特阿里斯-马丽（Talbot Alice-Mary）、哈佛大学历史系拜占廷史教授塞维森科（Ihor Sevcenko）和麦克考米科（Michael McCormick）、前国际拜占廷学会秘书长卡拉杨诺布鲁斯（I.Karrayanopoulos）和伊格诺米基斯（N.Oikonomides）和现任秘书长赫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牛津大学凯伯学院院长卡麦隆（Averil Ccomron）、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斯科特（Roger Scott）等表示衷心谢意，这些当今国际拜占廷学重量级学者的宝贵建议促使我们最后下决心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多方面的帮助。我国世界史学科资深学者齐世荣教授作为本书所属的这套丛书的主编，在确定该书的翻译工作中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指导xìng意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哈全安教授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有关伊斯兰教的专业术语问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张绪山教授翻译了《拜占廷国家史》希腊文本的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的齐宏亮副编审积极协调解决了本书的版权问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郑玮和李秀玲协助译者解决了全书的注释和chā图以及索引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徐家玲教授也对翻译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们的帮助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一并感谢。

  该书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本书中文译本主要根据英文本译出，个别地方参考了德文和希腊文本。正文部分以1952年胡塞（J.Hussey）的英文本为基础，注释则采用1999年鲁特格尔大学出版社再版的1969年英文版本。

  关于书名的变动还应说上几句。一般而言，书名是不宜变动的，本书将《拜占廷国家史》改为《拜占廷帝国》是出于两种考虑：其一是本书所属的《帝国史译丛》统一规格的需要。我们实在不忍心因名称而放弃这部同行公认的最佳著作。其二是作者本人从未刻意强调其书名的特殊意义，而他写作的内容和关注的重点始终围绕着拜占廷帝国，无论从时空的角度看，还是从内容所反映的实质看，拜占廷帝国是本书的核心。另外，中文版的人名和地名索引也做了简化，君主、学者、作品和货币等的英文名称则在文内夹注，供研究者参考。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就这些变动向中文读者表示歉意，恳请他们在开始阅读以前注意这一点。

  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中文译本一定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保持原作的面貌。

  绪论　拜占廷研究的发展

  以下总结只能描述出一些主要的发展线索，涉及到一些更重要的个别作品和学者。关于拜占廷历史研究总体发展的深入调查可以在下列作品中找到：瓦西列夫斯基（V.G.Vasiljevskij）的《拜占廷史著作概述》、布莱赫尔（L.Brehier）的《17～20世纪拜占廷史研究的发展》、瓦西列夫（A.A.Vasiliev）的《拜占廷帝国史》、格蓝德（E.Gerland）的《从人文主义到目前的拜占廷史研究》和斯塔德特穆勒（G.Stadtmuller）的《东欧史》。关于个别国家或个别时期的拜占廷研究可参见：迪尔（Ch.Diehl）的《19世纪法国的拜占廷研究》和《1905年前的拜占廷史研究》，斯坦因（E.Stein）的《最近一百年的拜占廷历史科学》，卡枚利（G.Cacomlli）的《意大利的拜占廷研究》，乌斯本斯基（F.Uspenskij）的《俄国拜占廷研究史诠释》和《拜占廷国家内政史研究的热点问题》，瓦尔登伯格（W.Waldenberg）的《俄罗斯研究》，索科洛夫（I.Sokolov）的《1914～1927年拜占廷研究的俄文作品》，沃纳德斯基（G.Vernadskij）的《1914年以来拜占廷研究作品综述》，布莱赫尔的《拜占廷史：1922～1926年的出版物》、《1926～1930年的出版物》、《1930～1934年的出版物》、《1935～1938年的出版物》、《拜占廷史：1939～1947年的出版物》、《拜占廷研究年鉴：1939～1948年国际书目》，道尔格（F.Dolger）和施奈德（A.M.Schneider）的《拜占廷》，该书叙述了1938～1950年间拜占廷史料和历史写作的进展。关于1939年以后的研究情况在许多国家的研究工作概述中均有涉及：莱贝德夫（N.S.Lebedev）的《1936～1946年苏联的拜占廷学》、格兰诺夫（B.Gorianov）的《苏联的拜占廷研究》、胡塞（J.M.Hussey）和拜奈斯（M.H.Baynes）的《1939～1945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出版物的报告》、格拉巴尔（A.Grabar）的《1939～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领域发展概述》和《1940～1945年间法国拜占廷学》、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Ostrogorskij）的《1939～1945年南斯拉夫拜占廷研究发展报告》、索洛维夫（A.Soloviev）的《1937～1947年南斯拉夫的拜占廷学》、仁西曼（S.Runciman）的《1939～1945年土耳其的拜占廷研究》、保罗瓦（M.Paulova）的《1939～1945年被占领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占廷研究》、查兰尼斯（P.Charanis）的《战争期间美国的拜占廷研究及其未来发展》、安古埃洛夫（D.Anguelov）和迪米特洛夫（D.Dimitrov）的《1939～1949年间保加利亚拜占廷学领域出版物指南》、劳lún特（V.Laurent）的《1946～1949年间保加利亚的拜占廷研究》、莫拉维奇斯科（Gy.Moravcsik）的《1939～1945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桂安尼（M.Gyoni）的《战争期间匈牙利的拜占廷研究》、埃利安（A.Elian）的《1939～1945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劳lún特（V.Laurent）的《1939～1946年间罗马尼亚的拜占廷研究》、恩斯林（W.Ensslin）的《1943～1947年间德国罗马拜占廷史研究综述》、劳lún特（V.Laurent）和达莱乔（E.Daleggio）的《1940～1948年间希腊的拜占廷研究》、托平（P.W.Topping）的《1940～1946年间希腊的历史研究》。

  拜占廷研究的学术探究兴趣始于对古典世界的兴趣。通向古希腊的道路也延续到拜占廷帝国，因为古典遗产正是在拜占廷帝国得到了保护，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因此得以找到满足其急于了解更多希腊文化愿望的途径。一旦学者们逐渐对整理希腊手抄本和编辑注释古典文本兴趣大增，他们就不由得转向拜占廷史料来源，也正是研究拜占廷的学者，如曼努埃尔赫里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约翰阿吉罗布鲁斯（John Argyropulus）和贝萨隆（Bessarion）在西方肇始了希腊哲学研究。从一开始，拜占廷帝国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发现古典世界宝藏的仓库，西方人对持基督教分裂教义的拜占廷帝国本身没有什么兴趣。随着希腊语言在更广泛范围的传播，旅行者更频繁地参观访问拜占廷古老文化的中心，人们更多地通过拜占廷历史的解释者阅读古典文献，这一切都为真正致力于拜占廷帝国本身的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拜占廷历史尚未占有其应有的地位，因此，人们常常不对古典作家和拜占廷作家做任何区分，古典文本的编辑中有时包括拜占廷作品。

  第一位将拜占廷历史当作一门独立的历史并认识到其独特xìng的学者是梅兰西顿（Melanchton）的学生赫罗尼姆斯沃尔夫（Hieronymus Wolf，1516～1580年）。他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图书管理员和秘书，对拜占廷和古典作家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在安东富格尔（Anton Fugger）的帮助下，出版了约翰左纳拉斯（John Zonaras）的《编年史》、尼西塔斯侯尼亚迪斯（Nicetas Choniates）的《历史》和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的《历史》。沃尔夫是第一位认为拜占廷历史应该占有自己独特位置的学者，他酝酿了出版《拜占廷史料大全》的思想。

  沃尔夫的工作为其他学者所继续。新人文主义激发起研究精神，而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教会利益、天主教统一运动和新教对反教皇的拜占廷帝国的同情也都进一步激发起研究的热潮。西方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法推动进行拜占廷历史和法律的调查研究。这项工作的伟大先驱包括：在德国有沃尔夫的学生威尔海曼赫尔兹曼（Wilhelm Holzmann）和大卫赫施尔（David Hoeschel），还有杰出的法学家约翰尼斯lún克拉维乌斯（Johannes Leunclavius）；在法国有博学的耶稣会士们如迪尼斯比陶（Denis Petau）；在尼德兰有沃尔坎努斯（B.Vulcanius），特别是荷兰的约翰尼斯缪尔修斯（Johannes Meursius）；在意大利有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如尼古拉斯阿林曼努斯（Nicholas Ale-mann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Leo Allatius）。

  在最初阶段，拜占廷研究通常局限于编辑史料和将它们翻译为拉丁语，对拜占廷作家的选择多多少少带有随机xìng。学者们并没有关于可用材料的远大设想，也没有清晰地确定行动计划。开端并非轰轰烈烈，但同样是意义非凡。

  正是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拜占廷研究真正开始兴盛起来。路易十三（Louis XIII，1610～1641年在位）时期的宫廷文化活动，特别是在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廷历史成了一个热点。编辑工作不再是偶然随意的事情，个别单独的努力被联合在统一精心策划的计划中，这有助于繁荣和充分利用严谨的学术中那些新鲜的不断发展的兴趣。在路易十四和柯尔贝特（Colbert，1619～1683年）的保护下，著名的卢浮宫出版机构开始出版伟大的拜占廷历史学家丛书。出版的第一部书是1645年问世的约翰六世的《历史》。1648年，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05～959年）的《法律选编》问世，在该书的前言中，拉贝发出呼吁，提出了出版拜占廷历史学家文献大全的计划，他强调拜占廷历史的重要xìng，提请各国学者们通力合作。此后10年，这项工作迅速发展，并第一次出现了类似于完整编辑拜占廷史料的丛书。这些作品后来以《威尼斯大全》的形式全部重印，而其中大部分作品也包括在《波恩大全》中，当然后者有所增加。

  一些最杰出的法国学者对《巴黎大全》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例如耶稣会士腓力普拉贝（Ph.Labbé，1607～1667年）和皮埃尔普西奈斯（Pierre Poussines，1609～1686年）、多明我会士雅克戈阿尔（Jacques Goar，1601～1653年）和弗郎索瓦孔伯非斯（Francois Combefis，1605～16973年），还有杰出的耶稣会士查理阿尼巴法布罗特（Charkes Annibal Fab-rot，1580～1659年）。在法国之外，特别是在罗马，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者，例如卢卡斯赫尔斯坦尼乌斯（Lucas Holstenius）和利奥阿拉提乌斯。许多拜占廷作家的作品第一次以卢浮宫版本问世，一些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的作品也得到重新编辑。因此，《巴黎大全》以其最好的文本和特别有用的注释脱颖而出，标志着拜占廷研究的重要进步。

  除了《巴黎大全》外，在教会和法律研究领域也出现了诸多进展，就像拉贝的作品《宗教会议文献》（它成为后来哈杜因和曼西[1]编辑工作的基础）、戈阿尔那脍炙人口的希腊文《教会纸草文献集》、孔伯非斯编辑的教父作品和法布罗特编辑的《皇帝法典》。

  最初，《巴黎大全》由戈阿尔和孔伯非斯专门负责，但是在该项工作发展进入高潮的1670年出现了卓越的人物杜康。查理杜弗lún即杜康先生（Du Cange，1610～1688年）是拜占廷历史研究真正的奠基人，同时也是拜占廷历史研究最伟大、最博学的学者。杜康编辑了约翰辛纳穆斯的《历史》、约翰左纳拉斯的《编年史》和著名的《复活节编年史》。他为这些著作和普西奈斯编辑的安娜科穆宁娜以及尼基弗鲁斯布林尼乌斯的作品添加了详细的注释。另外，杜康还以无与lún比的精力开创了课题范围广泛得令人惊讶的研究工作，不仅包括历史学，还涉及系谱学、地形学和古币学。直到今天，他的许多作品仍是拜占廷研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特别是其1657年撰写的《法兰西帝国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帝国史》、《注释图解拜占廷史》，后者是由地形学（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统治家族谱谍学（拜占廷家族）两部分构成的大部头著作。但是，杜康最伟大的成就是他编纂的中世纪希腊语、拉丁语词典。其中《希腊铭文注释》[2]至今仍对拜占廷学者具有特殊的价值。目前，确实有其他字典可资使用，特别是索佛克利斯（E.A.Sophocles）的《辞海》[3]非常有用，但尽管如此，杜康的《希腊铭文注释》仍以其广泛参考原始资料和历史注释而一直成为研究拜占廷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杜康的工作由比其略微年轻的同时代学者所继续，如奠定了科学研究原始文献基础的让马比永（Jean Mabillon，1632～1707年）和以《希腊古文书学》开创希腊古文书学的贝尔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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