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君士坦丁早就对宗教虔诚笃信，他既是个基督教信徒，也是个异教信徒。所谓对宗教缺乏兴趣，无论是值得赞扬还是应该批判，那肯定不能指他而言。他生活在一个所有人不是受到这种就是受到那种宗教祭奠仪式深刻影响的时代，而宗教本身也大体是综合xìng的，同时，参与几种祭奠仪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君士坦丁于312年皈依基督教的上帝，从此以后，基督教就一直受到他成功的保护，这种呵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强烈。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肯定完全只献身于基督教，并与所有传统的异教彻底决裂，而像以后其他拜占廷帝国皇帝似的成为纯粹的基督徒。他仍然允许异教举行礼拜仪式，甚至亲自参加异教的，特别是对太阳神的某些礼拜活动。认为基督教是惟一宗教的看法，对那个宗教混杂jiāo织在一起的时代而言，完全是莫名其妙和不适宜的。对“第一位基督教皇帝”来说，也肯定是很陌生的。宗教事务中流行独一排他思想和罗马世界逐渐将基督教视为惟一真理信仰，以至于以这个绝对真理排斥其他信仰的事情，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推行基督教的政策是必然的最终结果，帝国也只允许基督教一种信仰存在。但是，这一切是在君士坦丁以后相当长时间才发生的（参见第40页），罗马大主教马克西姆（Maximus）的头衔不仅得到君士坦丁本人，而且得到其继承人的承认，直到379年。[67]

  图4　埃及斑岩雕像，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皇帝戴克里先的共治皇帝，另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君士坦丁一世的儿子，他们共同继承了皇帝权力。该雕像原为石柱基座雕刻，后于员圆园源年被洗劫君士坦丁堡的十字军骑士运到威尼斯，现存该城圣马克广场 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代的罗马国家具有极大的影响，这表现在皇帝于325年主持召开尼西亚第一次基督教世界主教会议，会议确定了基督教信条和纪律。皇帝不仅召集会议，掌控会议的进程，而且对会议决议施加了强大影响。他本人还不是教会的神职成员，因为他一直没有接受洗礼，最后在其临终病榻上受洗，但是实际上，他是教会的领导者，这样就开创了一个为其拜占廷皇帝继承人效仿的先例。这次大公会议主要审议亚历山大教会领袖阿里乌（Arius）提出的说教，其一xìng论观点使之不可能承认圣父、圣子和基督的圣灵同等。阿里乌这一信条遭到谴责，会议确认圣子与圣父同质（）。教义信条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确定的。在381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上，该决议被认可，附加为基督教信仰的表述。君士坦丁基督教政策开启的这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好处，同时它也造成了一系列全新的难题。基督教给拜占廷国家带来了强大的统一思想，同样也给君主专制统治以有力的精神支持。从教会一方看，它得到国家慷慨的物质捐赠，以及在传教活动和反对基督教敌人斗争中的支持，但是，这也意味着教会对国家某种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国家一旦将自己的命运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就必然卷入所有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无止的争论。对教义信条的争论不再是教会私下考虑的事情，而受到政治需要的影响，成为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世俗的和宗教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教会与国家两大权力之间的合作常常被冲突所代替。甚至在君士坦丁时代，这些都已显露出来，国家干预教会争论，世俗和教会目的相冲突，教会与国家间既有对立，也有合作。阿里乌派并没有因为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遭到谴责就被彻底铲除。皇帝逐渐了解了其对手的强大力量，故被迫调整策略，他迫使教会重新允许阿里乌向信徒宣教。这使皇帝与正统教士，特别是自328年开始担任亚历山大主教的阿塔纳修斯（Athanasius）发生冲突。这位伟大的教士，尽管一再被流放，仍继续为捍卫正统信仰不懈战斗，直到373年去世。

  教义信条争议也导致君士坦丁诸子之间日益激烈的纠纷，同时加大了帝国东、西两半部分之间的裂痕。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统治帝国东半部，宣称信奉阿里乌派信仰；340年去世的君士坦丁和小君士坦斯（Constans）控制帝国西半部，同时信奉尼西亚信经。343年秋季，在帝国东西部之间边界城市萨尔迪卡举行大公会议，但是会议未能实现两种观点的调和。实力占上风的弟弟君士坦斯此时已经主宰了整个西部，强迫君士坦提乌斯屈服，恢复被其驱逐流放的正统派主教。这使阿里乌派分裂为两个阵营：即主张圣父和圣子xìng质类似（）但不同质（）的半阿里乌派，以及尤诺米乌斯（Eunomius）领导的彻底的阿里乌派，他完全否认任何xìng质类似的说法。同时，当君士坦斯于350年在平息异教篡位皇帝马格努斯马格南提乌斯（Magnus Magnentius）叛乱的战斗中阵亡后，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而后，君士坦提乌斯在351年的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中击败篡位者。

  东部皇帝的胜利使东罗马帝国重新占据优势地位。君士坦提乌斯像其父亲一样，考虑给予君士坦丁堡等同于罗马的合法地位，这实际上意味着基督教的新都取代了半异教的旧都罗马。当他巡访罗马时，将胜利女神祭坛从罗马元老院聚会大厅中清除出去，这是一个古代世界消逝的人格化行为。但是，他的优势地位也意味着阿里乌派的胜利。皇帝的意旨将在教会和国家毫无限制地得到实现。他不得不应付亚历山大主教阿塔纳修斯的反对，但他低调处理这个问题，而在359年的塞尔米乌姆和利米尼宗教会议上宣布阿里乌派为国教。半阿里乌派阵营因此发生了分裂。温和分子转而投向对立派一边，并开始接受尼西亚信经的立场；其他人则加入尤诺米乌斯派，在皇帝领导下成为统治派。正是在这一时期，哥特人开始皈依基督教，这个事件远比阿里乌派取得暂时胜利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乌尔非拉（Ulfila）将《圣经》翻译为哥特语，他还于341年被阿里乌派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Niccomdia）封授为主教，直至阿里乌派在拜占廷帝国衰亡以后很久，许多哥特人部落仍然按照该派的规则实行斋戒。

  君士坦提乌斯时期出现宗教动乱后，接着是皇帝朱利安（Julian，361～363年在位）领导的异教复兴。[68]这就以极为准确的方式说明了古代异教文化与新信仰之间相当密切地相互兼容，这也始终是拜占廷帝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君士坦丁家族的最后男xìng成员，特别迷恋于正在消逝的古代世界的神奇，并且非常热衷于古代的艺术文化和学问，他还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坚定而活跃的反对者。基督教教会不同派别之间无止无休的斗争好像对他有利，异教徒在人数上还很强大，特别是在帝国西部和罗马城更是如此，在军队中占多数的蛮族将士相当多的人尚未皈依基督教。而且，此时相当多数量的基督教徒叛离了基督教。但是，朱利安始终未能成功地组织起对抗基督徒的强大力量。他在努力反对基督徒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个新柏拉图哲学家们和与其持有相同信仰的修辞学家的异教贵族文化领袖。他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在安条克确立自己的行宫，但却在那里经历了极端的绝望。他被迫仿效基督教教会组织，以建立其异教教士组织，这本身也非常明显地说明他反叛基督教的运动太虚弱。他在恢复异教礼拜仪式时，甚至其本人亲自参加祭奠异教神祗中面临的艰难，都使人感到十分惊讶，还不仅仅是在基督教圈子里。如同所有只是因为其古老就要复古，只是因为其新颖就要反对标新立异一样，朱利安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在反对波斯人的战斗中不幸被长矛所伤，伤重不治，在大营中去世。其恢复异教的计划也随之逝去。他的短暂统治证明，基督教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节　移民和基督教神学纷争的时代

  宗教斗争和无休止的内战已经耗尽了罗马军队的实力，也必定要对帝国与外部其他强国关系中的地位产生严重影响。君士坦丁在位时，波斯人显然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具有决定xìng影响。在最后一位异教皇帝朱利安阵亡后，卓维安（Jovian，363～364年在位）这个狂热的基督徒皇帝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帝国放弃了对亚美尼亚和相当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权。在北方，帝国则被迫应付部落民向帝国境内的迁徙，这造成了产生深远后果的新问题。如今，东罗马帝国的北方前线变成了长期战斗的场所。从此以后，拜占廷帝国几乎越来越陷入两线防御强敌入侵的艰难境地，他们从东方兴起，从北方和西方侵入，如海浪滚滚而来，这场战争在拜占廷帝国存在期间一直延续着。

  图5　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 第一个投身两面作战的皇帝是瓦lún斯（Arian Valens），他在战争中送了命。与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一样，瓦lún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364～37图5皇帝在大竞技场包厢内接受臣服跪拜的蛮族进贡，雕刻于390年，原为君士坦丁堡大竞技场内埃及方尖石碑的柱基，现存伊斯坦布尔38375年在位）和瓦lún斯兄弟俩也持有相互对立的宗教观点。[69]统治西部帝国的瓦lún提年支持尼西亚教义信条，而控制东部帝国的瓦lún斯是阿里乌派信徒。以至于帝国东西两半部之间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在其宗教思想方面也反映出来。准确的实际情况是，帝国两半部分之间的联系迅速减少，但在当时，所有问题都被紧迫的外部威胁所遮掩。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斯克特人入侵不列颠预示着危机的到来。同时，帝国与阿拉曼尼人在莱茵河和内卡尔河上发生激烈战斗，与撒尔马特人和夸底人在多瑙河盆地进行激战。首先出现在多瑙河上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被安置于色雷斯地区以后，开始抢劫附近的帝国领土。他们联合东哥特人和尾随他们而来的匈奴人，使整个色雷斯地区不久都遭到蛮族的洗劫。瓦lún斯慌忙从波斯前线返回君士坦丁堡，而后奔赴亚得里亚堡，以正面迎击敌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于378年8月9日就是在这里打响，战斗中西哥特人在东哥特人的帮助下，横扫罗马军队，皇帝也牺牲在战场上。

  这场灾难具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从此以后，日耳曼移民成为罗马国家的主要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期间，帝国东半部不得不与这个敌人较量，而西部则屈从于入侵者。依靠军事力量打败哥特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帝国发觉自己身处绝望境地，和平解决成为这种形势下惟一可行的出路。这就是塞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追求的政策，他是瓦lún提年一世的儿子、皇帝继承人格拉提安（Gratian，375～383年在位）于379年1月19日任命为拥有控制帝国东半部权力的奥古斯都。

  哥特人刚刚被驱逐到巴尔干山脉以北，皇帝就与他们订立了和约。东哥特人被迫定居在潘诺尼亚地区，而西哥特人则定居在色雷斯北部地区。他们被授予完全的自治权，并享有免税权，还获得为帝国服役的高额军饷。他们被纳入帝国军队的“边防军”编制。[70]其中许多将士被挑选出来直接听从皇帝调遣。这样，残暴的日耳曼人对帝国的入侵威胁一度相当严重，此时则被化解。入侵者被改编为帝国军队，被专门用来补充近年来消耗严重的边防图6表现皇帝赛奥多西形象的手工制作银盘，完成于388年，现存马德里国家科学院40军，边防力量得到加强。这种解决方法仍然意味着日耳曼人的武力入侵被转变为和平入侵。军队中日耳曼因素变得相当强大，以至于大部分军队将士来源于日耳曼人，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也是日耳曼人。[71]塞奥多西的日耳曼政策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使国家财政必须担负一个巨大的负担，结果造成财政负担日益增加。民众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庇护制”在帝国各处泛滥成灾，塞奥多西全力阻止这种制度，但收效甚微。农民在贪婪傲慢的政府官吏压榨面前毫无办法，被沉重的负担压垮，陷于经济破产。这就是他们为何自愿托庇于大地主的原因，他们因此成为被保护人，以他们已经变得无法承受的自由换取大地主的保护。这样，4世纪初时，隶农被固定在土地上成为整个帝国普遍的现象。[72]

  图6　表现皇帝赛奥多西形象的手工制作银盘，完成于388年，现存马德里国家科学院 瓦lún斯的去世，还意味着阿里乌派的最终衰败。381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大公会议确定了正统信仰的胜利，肯定和强化了尼西亚信经，宣布了基督教信条的最终形式。塞奥多西真诚笃信尼西亚信经，并全力支持正统信仰，激烈反对异教和基督教异端派别。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基督教成为国教，因而获得了惟一宗教的独霸地位，而其他宗教及信仰都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权利。

  塞奥多西在帝国西部进行了长期内战后，再度成功地将整个帝国统一在其个人的统治下，不久以后他去世了。但是，他在临终病榻上再次将辛辛苦苦统一起来的帝国划分开。他本人虽然出身于西部最遥远地区的家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东部地区的重要xìng。鉴于君士坦丁大帝曾安排其长子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以及瓦lún提年一世将帝国东部委托给其弟瓦lún斯，塞奥多西相反任命其长子阿尔卡迪奥斯（Arcadius）统治东部帝国，而将西部留给次子霍诺留（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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