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章
议的权力的内容,抗议大教长使用“普世的”名称的内容都同样被删除了。另外,教皇提出罗马教会至高无上地位或仅仅设计圣彼得至高无上地位主张的段落也都被谨慎地忽略了。[98]教皇在东部地区如同拜占廷帝国在西部地区一样失去了立足之地。虽然罗马教会似乎赞成拜占廷帝国关于当时最热门宗教问题的政策,但是在与君士坦丁堡结成联盟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拜占廷人一方面与著名的lún巴底征服者结成同盟,允诺了相当多东西,但另一方面在与法兰克王国就圣像问题寻求相互理解时,却遇到重重困难,被迫做出更大的让步。
查理大帝在著名的《加洛林书》中就激烈争论的问题做出最终答复,他既拒绝了君士坦丁五世的毁坏圣像的立场观点,也反对君士坦丁六世和伊琳尼召开的宗教会议确定的崇拜圣像态度。《加洛林书》就是为了强调法兰克王国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宗教独立xìng,其主旨完全是政治xìng的。因此,它根本不涉及本质问题,回避了真正有争议的难题,而摆在查理大帝面前的尼西亚会议文件的拉丁文译本完全是翻译语言和理解上错误百出的错误版本。而且,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查理大帝在尼西亚宗教会议文献中看到的真实观点,他的观点恰巧和格里高利一世先前提出的、同时反对毁坏圣像和崇拜圣像的观点一样。法兰克国王面对教皇哈德良一世的所有警告和劝说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变,教皇最后也只好让步。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批准的崇拜圣像虽然得到教皇哈德良一世的两名使节的同意,也曾要求真正的基督教徒加以遵守,却于794年在有同一位教皇派遣的另两个使节到场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被斥责为异端。[99]尽管圣像问题对西部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一样重要,尽管使用圣像已经与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的拯救信条做了特殊联系,但是它对西部来说仍然是陌生和无法理解的,教皇的这一步骤极为清楚地表示出,罗马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关系由此成为教皇政策的基石。哈德良一世继续坚持由斯蒂芬二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成功政策,并且毫不犹豫地坚持其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其后继者利奥三世(Leo III)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政策,他采取了大胆而具有重大革命xìng的决定,使8世纪的罗马教会政策打上了目的极为鲜明的印记。他于800年12月25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大帝加冕。[100]
查理大帝奠定建立帝国的基础主要在政治领域,也像后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的分裂一样,具有革命xìng的影响。当时,只存在一个帝国就像只存在一个教会一样是不言自明的。查理大帝的加冕违反了一切传统思想观念,是对拜占廷利益的致命打击。因为此前,拜占廷帝国这个新罗马毫无疑义地被认为是惟一的帝国,它曾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的遗产。拜占廷帝国自觉拥有帝国的一切权益,因此,它只能把查理大帝的加冕视为篡位行动。罗马也承认单一帝国的思想,它从来也没有建立第二帝国的打算,但是它要在古代拜占廷帝国的位置上安chā一个新建立的帝国。当合法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废黜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位置就处于空虚状态。对于罗马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来说一样,惟一能够接受的世界秩序就是包含整个基督教世界在一个单一帝国框架内的等级制国家。实际情况是,自800年以后,东、西两个帝国面对面地并立。东、西帝国的分裂早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并在毁坏圣像运动中得到证明,此时则在政治领域中形成了最终结果的事件。“统一世界”就这样分裂为两半部,其语言、文化和民族构成都已经分离。
尽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加冕是教皇精心设计的而非查理大帝的主使,[101]但是他仍然必须面对这一步棋所引发的大量后果。他必须争取得到拜占廷帝国的认可,因为缺乏其认可,皇帝的头衔就没有合法效力。显然,用“空位说法”或者指责拜占廷帝国屈服于异端这样的理由还缺乏说服力,前一种理由指君士坦丁堡皇帝位置空缺,即便当时那个位置是由一个女人占据着,而后一种理由在《加洛林书》中也试图证明了。因此,查理大帝和教皇于802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使团。据说他们给拜占廷女皇带去了查理大帝求婚的请求,希望“将东、西帝国重新合并为一个帝国”。[102]他们到达后不久,就bào发了宫廷政变,802年10月31日,伊琳尼被推翻。这次革命是由高级官吏和高级军官组织的,他们拥立前国库长官()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为皇帝。伊琳尼遭到流放,先是流放到王子岛,后来流放到莱斯伯斯岛,不久后在此病死。
第六节 尼基弗鲁斯改革和外jiāo政策的复杂化:拜占廷帝国和科鲁姆
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Ⅰ,802~811年在位)的统治使帝国再度有了一位能干的皇帝。塞奥发尼斯声称这个皇帝的登基导致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记载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修道院极端派部分人的观点。总的看来,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皇帝持有的极度仇恨在当时人中感觉不出来,甚至在拜占廷正统派圈子里也不存在。[103]尼基弗鲁斯一世不是教会的大力支持者,尽管他本人是正统派人士,支持崇拜圣像,但是他却要求教士必须服从皇帝权力。他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斯达乌拉西乌斯(Stauracius)迎娶伊琳尼的亲戚、雅典姑娘塞奥发诺(Theophano)为妻子,以此强调他继续坚持其前任政府的崇拜圣像政策。政府和基督教教会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因修道院极端派而变得再度紧张,特别是他在大教长塔拉西乌斯于806年2月25日去世后任命博学的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担任该职后。尼基弗鲁斯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对世俗学问和神学相当精通,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是大量捍卫圣像作品的著名作者。他也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在被任命为大教长前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高级官职,在教会事务中坚持同样的温和政策。任命一个普通信徒为大教长立即引起了狂热派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显然正在盘算推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担任大教长。皇帝尼基弗鲁斯为使所有事情圆满解决,再度开展了温和的争论,以证明皇帝不应被教会法规所束缚。他要求一次由普通信徒和教会代表参加的会议承认君士坦丁六世与塞奥多特的婚姻,曾为这次婚姻主持隆重婚礼的教士约瑟夫也被允许于809年1月重新回到教会。这就导致与斯图迪特派的公开决裂,他们再次与正统的教会当局断绝关系,使他们公然面临国家的迫害。
皇帝最初采取的措施就是稳定国家经济,弥补由于前朝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国库的巨大亏空。皇帝作为前任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非常适合做好这一工作,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而精明的措施。皇帝的仇敌塞奥发尼斯把这些措施描写成污七八糟的大杂烩,是皇帝尼基弗鲁斯的“第十大罪状”。[104]从一开始,尼基弗鲁斯就取消了伊琳尼特批颁发的免税权。而后,他下令对其臣民进行税收普查评估。与以前的赋税水平相比,此时的税收有所增加,在人头税中平均增加了两成(大约相当于每“诺米斯马金币”(Nomismà)增加百分之八又三分之一)。修道院和教会的佃农以及拜占廷帝国存在的大量慈善机构,都被要求缴纳炉灶税。这是拜占廷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炉灶税(),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按照家庭征收的人头税。炉灶税与土地税一起成为中期拜占廷阶段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尼基弗鲁斯并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税收的皇帝,因为在其当政时,它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税收形式,但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先前被免予征收炉灶税的农民现在也要缴纳这种赋税。这类免税权可能是从伊琳尼时代开始的,而拜占廷各教堂和修道院的产业一般都要履行纳税的义务。这样,尼基弗鲁斯在税收方面就没什么新发明,他只是恢复了过去的税收规定。9世纪20年代,炉灶税如同其他被重新开发的资源一样,总数达到了200万户,可能有纳税义务的所有农村居民都必须缴纳这种赋税。[105]为了保证国库不受损失,尼基弗鲁斯使纳税人集体负责完成税收,也就是让特定地区的所有居民全体共同履行该地区全部的纳税义务,任何纳税短缺部分将由欠税者的邻居给予弥补。即使这种收税方式也不是新发明,它就是“连保制”的收税形式,在《农业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参见第103页),尽管这个专用名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106]
尼基弗鲁斯将一些教会地产收归皇家地产部门控制,虽然他并没有降低这些被没收地产的税收评估。可以比较合理地说,这项措施只是从收回被皇后伊琳尼过分大方赏赐的“礼物”这一点出发的。对遗产和偶然发现的财产征收的税收也被恢复并得到严格执行,这类税收是针对那些突然从贫穷的人一夜暴富而令人怀疑的人的强制xìng征收。脱离海关监管从阿比杜斯,尤其是从多德坎奈斯地区进行jiāo易的斯拉夫人也要按照两诺米斯马金币的比率纳税。[107]另外,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其臣民放贷取息,而只允许国家获取利息。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富有的造船主接受国家12金镑的贷款,而后按照“每诺米斯马金币”缴纳4成的利率还贷利息,即16.66%的利率。[108]尽管放贷收利息为中世纪基督教lún理道德准则所不齿,但是像尼基弗鲁斯和后来的瓦西里一世这样明令禁止的情况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拜占廷复杂的货币经济需求常常忽略道德限制,放贷在拜占廷帝国任何时期都十分常见。无论如何,尼基弗鲁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禁止私人放贷取息,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厌恶。他在禁止私人从事这一活动的同时,授予国家拥有放贷的垄断权,并确定了高比率利息,从而为国库找到了新财源。[109]
尼基弗鲁斯皇帝采取重要步骤改善防御体系,该体系自7世纪以来主要依赖于带有军役义务的小土地占有者。根据10世纪的报告,维持一个士兵的基本经济需求的财产价值最起码要达到4金镑,因为据记载士兵应召参军服役必须自备马匹和全套装备。显然,拥有这一价值产业的农兵数量不足,于是尼基弗鲁斯确定较为贫穷的服役士兵由其所在的村社为之提供每年18.5“诺米斯马金币”价值的军需供应。[110]依据这一法令,占用上述价值的地产就不必非由一个劳动力单独使用,而可以由几个农民联合经营该地产,他们中的一人则履行服役义务,而其他人将共同负责资助服役者的军需装备。如果一个士兵变得贫穷,无力自己担负全部军役义务的开销,上述同一方法将用来解决问题,其所在村社负责对他进行资助,这样就保证了国家不出现军事人力资源的短缺。该制度确保军队征募新兵像“连保制”确保完税一样有效。根据10世纪的史料证据,水兵也像农兵一样拥有能够满足其生活和军事需求的产业。尼基弗鲁斯的这些措施被塞奥发尼斯指控为其第九大罪状,但是却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的土地占有。他宣称,皇帝强迫沿海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的水兵们,必须按照其能够承担的价格购买那些不再被耕种的荒地,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耕种过土地。[111]这似乎是水兵地产的第一个案例,[112]确实是对拜占廷海军具有重大156意义的措施,从一开始,它就成为西比拉奥特海上军区的基础。
另外,尼基弗鲁斯进行大规模移民,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保卫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领土。小亚细亚各军区的居民被强迫要求卖掉各自的产业,迁居到“斯拉文尼亚”,即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到此殖民的移民无疑被授予新土地,他们作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还必须服军役。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移民措施极为反感,把它与两个世纪前的殖民化政策联系起来。在尼基弗鲁斯的移民政策的背后,确实并无任何新的革命xìng计划。事实上,他是通过弥补修复前代皇帝们的缺陷和不足,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工作,在所有新措施中,他都严格地按照拜占廷的传统政策办事。首先,他将其注意力投向拜占廷国家的两大支柱,即税收和军队。他虽然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却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财政实力。他在这方面从事的积极活动,表现出对拜占廷财政管理方法的深刻洞察力,揭示出在中世纪初期阶段拜占廷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同样,他极大地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个前财政大臣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措施都是直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尼基弗鲁斯的殖民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xìng,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特别是色雷斯和邻近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东部地区,可能还有希腊地区,这些地区充斥着大量的斯拉夫人移民。[113]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的大规模入侵迫使拜占廷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据点后撤,从此以后,斯拉夫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半岛各地。根据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tius)的记载,伯罗奔尼撒半岛在8世纪中期还是个斯拉夫人和野蛮人占优势的国度。[114]但是到了8世纪末和9世纪最初几年里,拜占廷人逐渐加强了他们在半岛的地位。在马其顿王朝的伊琳尼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对希腊的斯拉夫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783年,斯陶拉西乌斯首相率领强大军队侵入塞萨洛尼基地区,而后挺进到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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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在著名的《加洛林书》中就激烈争论的问题做出最终答复,他既拒绝了君士坦丁五世的毁坏圣像的立场观点,也反对君士坦丁六世和伊琳尼召开的宗教会议确定的崇拜圣像态度。《加洛林书》就是为了强调法兰克王国反对拜占廷帝国的宗教独立xìng,其主旨完全是政治xìng的。因此,它根本不涉及本质问题,回避了真正有争议的难题,而摆在查理大帝面前的尼西亚会议文件的拉丁文译本完全是翻译语言和理解上错误百出的错误版本。而且,这两种观点都不是查理大帝在尼西亚宗教会议文献中看到的真实观点,他的观点恰巧和格里高利一世先前提出的、同时反对毁坏圣像和崇拜圣像的观点一样。法兰克国王面对教皇哈德良一世的所有警告和劝说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变,教皇最后也只好让步。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批准的崇拜圣像虽然得到教皇哈德良一世的两名使节的同意,也曾要求真正的基督教徒加以遵守,却于794年在有同一位教皇派遣的另两个使节到场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被斥责为异端。[99]尽管圣像问题对西部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一样重要,尽管使用圣像已经与拜占廷基督教神学的拯救信条做了特殊联系,但是它对西部来说仍然是陌生和无法理解的,教皇的这一步骤极为清楚地表示出,罗马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关系由此成为教皇政策的基石。哈德良一世继续坚持由斯蒂芬二世提出的不可否认的成功政策,并且毫不犹豫地坚持其与法兰克王国的同盟。其后继者利奥三世(Leo III)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政策,他采取了大胆而具有重大革命xìng的决定,使8世纪的罗马教会政策打上了目的极为鲜明的印记。他于800年12月25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大帝加冕。[100]
查理大帝奠定建立帝国的基础主要在政治领域,也像后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的分裂一样,具有革命xìng的影响。当时,只存在一个帝国就像只存在一个教会一样是不言自明的。查理大帝的加冕违反了一切传统思想观念,是对拜占廷利益的致命打击。因为此前,拜占廷帝国这个新罗马毫无疑义地被认为是惟一的帝国,它曾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的遗产。拜占廷帝国自觉拥有帝国的一切权益,因此,它只能把查理大帝的加冕视为篡位行动。罗马也承认单一帝国的思想,它从来也没有建立第二帝国的打算,但是它要在古代拜占廷帝国的位置上安chā一个新建立的帝国。当合法的皇帝君士坦丁六世被废黜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位置就处于空虚状态。对于罗马来说,就像对拜占廷帝国来说一样,惟一能够接受的世界秩序就是包含整个基督教世界在一个单一帝国框架内的等级制国家。实际情况是,自800年以后,东、西两个帝国面对面地并立。东、西帝国的分裂早已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并在毁坏圣像运动中得到证明,此时则在政治领域中形成了最终结果的事件。“统一世界”就这样分裂为两半部,其语言、文化和民族构成都已经分离。
尽管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加冕是教皇精心设计的而非查理大帝的主使,[101]但是他仍然必须面对这一步棋所引发的大量后果。他必须争取得到拜占廷帝国的认可,因为缺乏其认可,皇帝的头衔就没有合法效力。显然,用“空位说法”或者指责拜占廷帝国屈服于异端这样的理由还缺乏说服力,前一种理由指君士坦丁堡皇帝位置空缺,即便当时那个位置是由一个女人占据着,而后一种理由在《加洛林书》中也试图证明了。因此,查理大帝和教皇于802年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使团。据说他们给拜占廷女皇带去了查理大帝求婚的请求,希望“将东、西帝国重新合并为一个帝国”。[102]他们到达后不久,就bào发了宫廷政变,802年10月31日,伊琳尼被推翻。这次革命是由高级官吏和高级军官组织的,他们拥立前国库长官()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为皇帝。伊琳尼遭到流放,先是流放到王子岛,后来流放到莱斯伯斯岛,不久后在此病死。
第六节 尼基弗鲁斯改革和外jiāo政策的复杂化:拜占廷帝国和科鲁姆
尼基弗鲁斯一世(NicephorusⅠ,802~811年在位)的统治使帝国再度有了一位能干的皇帝。塞奥发尼斯声称这个皇帝的登基导致普遍的失望和沮丧的记载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修道院极端派部分人的观点。总的看来,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皇帝持有的极度仇恨在当时人中感觉不出来,甚至在拜占廷正统派圈子里也不存在。[103]尼基弗鲁斯一世不是教会的大力支持者,尽管他本人是正统派人士,支持崇拜圣像,但是他却要求教士必须服从皇帝权力。他为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斯达乌拉西乌斯(Stauracius)迎娶伊琳尼的亲戚、雅典姑娘塞奥发诺(Theophano)为妻子,以此强调他继续坚持其前任政府的崇拜圣像政策。政府和基督教教会两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因修道院极端派而变得再度紧张,特别是他在大教长塔拉西乌斯于806年2月25日去世后任命博学的历史学家尼基弗鲁斯担任该职后。尼基弗鲁斯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对世俗学问和神学相当精通,不仅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而且在以后的年月里是大量捍卫圣像作品的著名作者。他也像塔拉西乌斯一样,在被任命为大教长前曾经在政府中担任高级官职,在教会事务中坚持同样的温和政策。任命一个普通信徒为大教长立即引起了狂热派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显然正在盘算推举他们自己的领袖塞奥多利(Theodore the Studite)担任大教长。皇帝尼基弗鲁斯为使所有事情圆满解决,再度开展了温和的争论,以证明皇帝不应被教会法规所束缚。他要求一次由普通信徒和教会代表参加的会议承认君士坦丁六世与塞奥多特的婚姻,曾为这次婚姻主持隆重婚礼的教士约瑟夫也被允许于809年1月重新回到教会。这就导致与斯图迪特派的公开决裂,他们再次与正统的教会当局断绝关系,使他们公然面临国家的迫害。
皇帝最初采取的措施就是稳定国家经济,弥补由于前朝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国库的巨大亏空。皇帝作为前任财政部门的高级官员,非常适合做好这一工作,他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而精明的措施。皇帝的仇敌塞奥发尼斯把这些措施描写成污七八糟的大杂烩,是皇帝尼基弗鲁斯的“第十大罪状”。[104]从一开始,尼基弗鲁斯就取消了伊琳尼特批颁发的免税权。而后,他下令对其臣民进行税收普查评估。与以前的赋税水平相比,此时的税收有所增加,在人头税中平均增加了两成(大约相当于每“诺米斯马金币”(Nomismà)增加百分之八又三分之一)。修道院和教会的佃农以及拜占廷帝国存在的大量慈善机构,都被要求缴纳炉灶税。这是拜占廷文献中第一次提到炉灶税(),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按照家庭征收的人头税。炉灶税与土地税一起成为中期拜占廷阶段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尼基弗鲁斯并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税收的皇帝,因为在其当政时,它已经是一种被认可的税收形式,但这里边特别有意思的是,先前被免予征收炉灶税的农民现在也要缴纳这种赋税。这类免税权可能是从伊琳尼时代开始的,而拜占廷各教堂和修道院的产业一般都要履行纳税的义务。这样,尼基弗鲁斯在税收方面就没什么新发明,他只是恢复了过去的税收规定。9世纪20年代,炉灶税如同其他被重新开发的资源一样,总数达到了200万户,可能有纳税义务的所有农村居民都必须缴纳这种赋税。[105]为了保证国库不受损失,尼基弗鲁斯使纳税人集体负责完成税收,也就是让特定地区的所有居民全体共同履行该地区全部的纳税义务,任何纳税短缺部分将由欠税者的邻居给予弥补。即使这种收税方式也不是新发明,它就是“连保制”的收税形式,在《农业法》中就已经出现了(参见第103页),尽管这个专用名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106]
尼基弗鲁斯将一些教会地产收归皇家地产部门控制,虽然他并没有降低这些被没收地产的税收评估。可以比较合理地说,这项措施只是从收回被皇后伊琳尼过分大方赏赐的“礼物”这一点出发的。对遗产和偶然发现的财产征收的税收也被恢复并得到严格执行,这类税收是针对那些突然从贫穷的人一夜暴富而令人怀疑的人的强制xìng征收。脱离海关监管从阿比杜斯,尤其是从多德坎奈斯地区进行jiāo易的斯拉夫人也要按照两诺米斯马金币的比率纳税。[107]另外,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其臣民放贷取息,而只允许国家获取利息。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富有的造船主接受国家12金镑的贷款,而后按照“每诺米斯马金币”缴纳4成的利率还贷利息,即16.66%的利率。[108]尽管放贷收利息为中世纪基督教lún理道德准则所不齿,但是像尼基弗鲁斯和后来的瓦西里一世这样明令禁止的情况在拜占廷帝国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拜占廷复杂的货币经济需求常常忽略道德限制,放贷在拜占廷帝国任何时期都十分常见。无论如何,尼基弗鲁斯作为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禁止私人放贷取息,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厌恶。他在禁止私人从事这一活动的同时,授予国家拥有放贷的垄断权,并确定了高比率利息,从而为国库找到了新财源。[109]
尼基弗鲁斯皇帝采取重要步骤改善防御体系,该体系自7世纪以来主要依赖于带有军役义务的小土地占有者。根据10世纪的报告,维持一个士兵的基本经济需求的财产价值最起码要达到4金镑,因为据记载士兵应召参军服役必须自备马匹和全套装备。显然,拥有这一价值产业的农兵数量不足,于是尼基弗鲁斯确定较为贫穷的服役士兵由其所在的村社为之提供每年18.5“诺米斯马金币”价值的军需供应。[110]依据这一法令,占用上述价值的地产就不必非由一个劳动力单独使用,而可以由几个农民联合经营该地产,他们中的一人则履行服役义务,而其他人将共同负责资助服役者的军需装备。如果一个士兵变得贫穷,无力自己担负全部军役义务的开销,上述同一方法将用来解决问题,其所在村社负责对他进行资助,这样就保证了国家不出现军事人力资源的短缺。该制度确保军队征募新兵像“连保制”确保完税一样有效。根据10世纪的史料证据,水兵也像农兵一样拥有能够满足其生活和军事需求的产业。尼基弗鲁斯的这些措施被塞奥发尼斯指控为其第九大罪状,但是却由此产生了这种类型的土地占有。他宣称,皇帝强迫沿海地区特别是小亚细亚的水兵们,必须按照其能够承担的价格购买那些不再被耕种的荒地,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耕种过土地。[111]这似乎是水兵地产的第一个案例,[112]确实是对拜占廷海军具有重大156意义的措施,从一开始,它就成为西比拉奥特海上军区的基础。
另外,尼基弗鲁斯进行大规模移民,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就是保卫那些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领土。小亚细亚各军区的居民被强迫要求卖掉各自的产业,迁居到“斯拉文尼亚”,即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到此殖民的移民无疑被授予新土地,他们作为“小军役土地持有者”还必须服军役。塞奥发尼斯对这个移民措施极为反感,把它与两个世纪前的殖民化政策联系起来。在尼基弗鲁斯的移民政策的背后,确实并无任何新的革命xìng计划。事实上,他是通过弥补修复前代皇帝们的缺陷和不足,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工作,在所有新措施中,他都严格地按照拜占廷的传统政策办事。首先,他将其注意力投向拜占廷国家的两大支柱,即税收和军队。他虽然是通过暴力强制手段,却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财政实力。他在这方面从事的积极活动,表现出对拜占廷财政管理方法的深刻洞察力,揭示出在中世纪初期阶段拜占廷经济高度发展的状态。同样,他极大地加强了拜占廷帝国的军事力量,这个前财政大臣的最新和最重要的措施都是直接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
尼基弗鲁斯的殖民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xìng,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地区,特别是色雷斯和邻近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东部地区,可能还有希腊地区,这些地区充斥着大量的斯拉夫人移民。[113]6世纪和7世纪斯拉夫人的大规模入侵迫使拜占廷帝国从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据点后撤,从此以后,斯拉夫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半岛各地。根据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Porphyrogentius)的记载,伯罗奔尼撒半岛在8世纪中期还是个斯拉夫人和野蛮人占优势的国度。[114]但是到了8世纪末和9世纪最初几年里,拜占廷人逐渐加强了他们在半岛的地位。在马其顿王朝的伊琳尼统治时期,拜占廷帝国对希腊的斯拉夫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清剿。783年,斯陶拉西乌斯首相率领强大军队侵入塞萨洛尼基地区,而后挺进到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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