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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7 章

  ute anything new.

  [91]V.N.Benesevic,Opisanie greceskich rukopisej sv.Ekateriny na Sinae(A description of the Greek manuscripts of St.Catharine’s monastery on Mt.Sinai),St.Petersburg 1911-17,vol.Ⅰ,3,1,pp.542 ff.

  [92]Pachym.Ⅰ,318 f.;prostagma of Michael Ⅷ of 8 November 1272,Heisenberg,‘Palaiologenzeit’37 ff.(with detailed cocomntary);Dolger,Reg.1994 and 1995.

  [93]Cf.F.Uspenskij,‘Vizantijskie istoriki o mongolach i egipetskich mamljukach’(Byzantine historians on the Mongols and Egyptian Mamluks),ⅤⅤ24(1923-6),1 ff.;G.Vernadskij,‘Zolotaja Orda,Egipet i Vizantija v ich vzaimootnosenijach v carstvovanie Michaila Paleologa’(The Golden Horde,Egypt and Byzantium and their relations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Sem.Kond.1(1927),73 ff.

  [94]Cf.Stanley Lane-Poole,A History of Egypt in the Middle Ages(1901),242 ff.;A.Poliak,‘Le caractère colonial de l’Etat Mcomlouk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Horde d’Or’,Revue des Atudes islamiques 1935,231 ff.

  [95]Nic.Gregoras Ⅰ,101.

  [96]Chronological indications in the sources are very infrequent.Cf.Dolger,Reg.1969,1976,1977.The chronology given here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events described:the alliance with Nogaj cannot have been before 1272 since it was preceded by the Tartar attack invoked by John of Thessaly which occurred in 1271 at the earliest and the Bulgar-Byzantine war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roken out before the spring of 1272,as between the death of the tzarina Irene Lascaris in 1270 and this war the tzar’s marriage with the Emperor’s niece Mary and the subsequent birth of a son has to be fitted in.

  [97]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489 ff.

  [98]Cf.Jirecek,Geschichte Ⅰ,323.

  [99]And not on 19 March 1277 when the treaty was renewed for a further two years.Cf.Norden,Papsttum und Byzanz 540,note 1.But Chapman,Michel Paléologue,132 and also Geanakoplos Michael Palaeologus,301,plac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reaty in 1277.

  [100]Cf.H.Evert-Kappesova,‘La sociétébyzantine et l’Union de Lyon’,BS 10(1949),28 ff.Cf.also idem.,‘Une page des relations byzantino-latines.Le clergébyzantin et l’union de Lyon(1274-82),ibid.13(1952/53),68 ff.,and‘Byzance et le St.Siège à l’époque de l’union de Lyon’,ibid.16(1955),297 ff.;Geanakoplos,Michael Palaeologus,265 ff.

  [101]Papadopulos,Genealogie d.Palaiologen Nr.29.

  [102]Cf.V.Grcoml,‘En Orient après le concile de Lyon’,EO 24(1925),321 ff.

  [103]Tafel and Thomas Ⅰ,287 ff.

  [104]Cf.S.Runciman,The Sicilian Vespers,Cambridge 1958,201 ff.and App.288 ff.for the disputed role of John of Procida.

  [105]ed.Grégoire,B 29/30(1959/60),461.

  第8章 拜占廷帝国的衰亡(1282~1453年)

  史料

  这个时期的第一批历史学家包括乔治帕奇美雷斯(George Pachcomres)、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涉及1308年以前的历史可以参见第358页提到的乔治帕奇美雷斯。其作品对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统治前期和他以前的米哈伊尔八世统治时期的历史同样重要。关于大加泰隆军事行动的那些曲折多事的经历的详细记载具有极大的重要xìng,该记载应该被比作加泰隆蒙坦内有争议的记载,作者参加了这次远征。[1]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的那部名为《罗马史》()的伟大著作也具有极高的水平,该题目本身就极好地揭示出拜占廷人对罗马传统的认同。这部《罗马史》涉及1204~1359年间的历史,分为37卷,前7卷包括1320年以前的历史,而格里高拉斯本人生活的这个时代被写在30卷中,写的十分详细。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1290/91?~1360年)[2]是14世纪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拜占廷帝国一位涉猎其当代所有知识领域的最卓越、最高产的学者。[3]其历史著作充满了信息,对于了解中世纪历史作品常常忽略的法律制度、政府管理和经济问题能提供极大的帮助。其作品比较生动,总的看来十分可靠。格里高拉斯作为积极参与14世纪50年代反对异端斗争的领袖人物,他在处理异端争论问题时,就失去了历史的客观xìng,陷入一种散乱而喋喋不休、大谈其偏见的叙述,并大量引用官方文件。除了其历史作品,格里高拉斯的书信在其现存的所有文献中具有最高的史料价值。[4]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震努斯(John VI,1341~1354年在位)著名的史书是从1320年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继位开始写起,直到作者本人被废黜时为止,该书是一位隐退的政治家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作的自我辩护作品。坎塔库震努斯尽最大的努力粉饰夸大其活动,而对那些不便启口的事实多隐瞒或含糊其词,因此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地使用他的记述。但是,总的看来,他记载的事实还是可靠的,只有他的解释常带有偏见。这份由一个经验老道的政治家留下的记载是以其日记和大量的文件为基础的,因此,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宝藏,无论在文献质量上,还是史料上,都堪称上乘。

  这个时期的第二批历史学家主要包括劳尼库斯(Laonicus Chalco-condyles)、杜卡斯、乔治(George Phrantzes)和克里托布鲁斯(Critobulus),他们的作品涉及拜占廷帝国瓦解后的历史。劳尼库斯是雅典人,人文主义者基米斯图斯普莱顿(Gemistus Plethon)的学生,他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榜样,对自亚述人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初的世界历史作了简介,而后叙述了土耳其人的征服和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历史。[5]这部作品结束于1463年利姆诺斯被占领,但它显然是写于15世纪80年代。尽管全书存在一些年代错误,但其记述手法娴熟,显示出作者的文学天赋及其历史洞察力。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舞台的中心不再是拜占廷帝国,而是奥斯曼帝国,其实力迅速崛起构成了劳尼库斯作品的重要主题,而这样的主题对拜占廷历史写作是个全新的内容。他曾在莫利亚专制君主的宫廷任职多年,因此,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历史做了详细的叙述,而这个地区的历史对于15世纪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在热那亚军队中服役的杜卡斯则使用了不同的写作手法。[6]杜卡斯与劳尼库斯不同,他使用希腊本地语言写作。其作品一直涉及到1462年的整个时期,其特点是叙述可靠,生动翔实。而且,其叙述充满了真正的戏剧化的冲突,例如,他对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事件做了图解式的详细描述。杜卡斯像劳尼库斯一样,在其作品前言中简练地介绍了世界历史,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从约翰坎塔库震努斯1341年举行登基大典开始记述的,而从1389年苏丹巴耶扎德(Bajezid)即位后其记述则变得更为详尽。[7]该作品的意大利文版本也保存下来,该版本减少了原始文本的空缺脱漏之处(即在希腊文本后以CB形式印刷)。乔治的作品则对拜占廷历史做了更加有限的描述,[8]其原始文本涉及1413~1477年间的历史,但是在后来扩大的版本中,则是从帕列奥列格王朝开始写起的。[9]他作为皇家的密友和帕列奥列格王朝最后三位皇帝时期拜占廷国家的高官,与劳尼库斯和热那亚人的朋友杜卡斯完全不同,他以不一样的方式坚持拜占廷的传统思想观念。他与支持教会统一的杜卡斯不同,而是坚定不移地反抗拉丁人的斗士。其记述真实可靠,建立了精确的编年体系,他使用的语言还在劳尼库斯做作的古语和杜卡斯刻意使用的新闻语之间建立了新的模式。这三位同时代的作家在描述的内容和解释上相互补充,而其中最为准确的当属杜卡斯。[10]至于对这三位作家有所补充的作品应当提到因布罗斯人克里托布鲁斯的记述。劳尼库斯的作品相当大胆,竟然将土耳其国家作为其作品的中心内容,而希腊贵族克里托布鲁斯甚至更过分地写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uhacomd II)的历史,他极力使自己顺从土耳其统治当局,并取悦其新主子。涉及1451~1467年那段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描述得极为充分,占据了其作品的大部分,[11]对于学习拜占廷历史的同学极为重要。克里托布鲁斯与乔治不同,却与劳尼库斯和杜卡斯类似,他本人并不是这些重要事件的目击者。[12]在土耳其苏丹统治时期的一个匿名希腊当地历史作品中也有关于首都陷落的详细描述,这部作品一直写到1512年,同样也包含了关于晚期拜占廷阶段的重要资料。另外,还有许多由外国目击者记述的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报告保存下来。威尼斯人尼克洛巴巴罗(Nicolo Barbaro)的记载因十分准确而具有突出的重要xìng。[13]一些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学家还记载了晚期拜占廷的某些孤立的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人的普遍心态。例如约翰卡门尼亚底斯(John Ccomni-ates)就描述了早先发生的阿拉伯人占领塞萨洛尼基的事件,同样约翰阿纳格诺斯特斯(John Anagnostes)则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土耳其人1430年占领同一城市的事件,而约翰卡纳努斯(John Cananus)就记载了1422年穆拉德二世(Murad II)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这两种记载在乔治弗兰奇斯作品中以参考文献CB形式附录在后)。

  这样,我们就拥有更多的关于1360年以前和拜占廷历史最后几十年阶段的历史资料了;另一方面,我们却缺乏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历史资料,因为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没有涉及这段历史,而15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如劳尼库斯、杜卡斯、乔治只是简单提到而已。一些匿名的简明编年史作品却对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尽管它们内容简单,但是年代准确。[14]一部涉及1296~1413年历史的保加利亚编年史也有相关的补充信息。[15]塞尔维亚古代文献中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斯蒂芬拉扎里维奇(Stephen Lavarevic)的传记,是由“哲学家”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Philosopher)于1431~1432年写作的,作者属于特尔诺沃大教长尤塞米乌斯圈子里的人。[16]该作品的历史细节描写极为丰富,并建立起视野广阔的历史框架,对于15世纪头30年的拜占廷历史相当重要。14世纪后半叶伊庇鲁斯的历史材料可以在修道士康乃努斯(Comnenus)和普罗克鲁斯(Proclus)的作品中找到。[17]1204~1426年间的特拉比仲德帝国的历史则在米哈伊尔帕纳里图斯(Michael Panaretus)那部内容显然极为贫乏的编年史中做了一些描述。[18]

  除了一些各色各样的作品和书信之外,修辞和神学作品也对纯粹的历史作品提供了补充,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是个文学多产的时期,这类作品极为丰富。对这类文学的研究和编辑整理还相当不够。这里,我们只列出那些具有史料价值的主要作品。学问渊博的大教长、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Gregory,或称乔治,1283~1289年在位)除了有许多涉及广泛议题的书信外,还留下了一部条理清晰、语言直白的自传,其简洁坦率的表达方式堪与尼基弗鲁斯布莱米迪斯媲美。另一方面,他用传统的歌颂式语言特别对米哈伊尔八世和安德罗尼库斯二世进行了颂扬。[19]塞浦路斯人格里高利的学生尼基弗鲁斯昆努斯(Nicephorus Chumnus)就属于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拜占廷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圈子里的人物,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而他本人就是皇家的亲戚(其女儿伊琳尼嫁给了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儿子、专制君主约翰帕列奥列格),他写了许多神学和哲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反对新柏拉图主义教条。另外,他写了许多修辞华丽的作品,其中不乏对安德罗尼库斯二世的令人生厌的吹捧。[20]他作为“秘书总管”()曾代表皇帝起草了许多官方文件。其中特别有趣的是1296年改革法律体系的皇帝法令和1313年的皇帝命令,在后者的前言中提到塞尔维亚国王米卢亭(Milutin)支援拜占廷人抵抗土耳其人。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书信也具有极高的历史重要xìng。[21]杰出的哲学家、大臣托马斯(Thomas,或称Theodulus)是大量修辞学、哲学和神学论文的作者,他也写了两部关于皇帝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有关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政府管理机构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尽管如此,该作品还是存在失误。[22]安德罗尼库斯二世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最卓越的学者塞奥多利迈托奇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发表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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