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三卷(21)
第三十三卷21
杜宗明说,人说无利不起早。不管是贪官养猪,还是商人养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贪官获取的好处来自商人的行贿和自己的索贿。商人获取的好处来自于官员手中权力的滥用。这种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让贪官和不良商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猪狗同盟”。贪官用权力做饲料豢养不良商人长大长肥,不良商人用钱豢养贪官千方百计去获取更大的权力。
纪光清说,不管是贪官把豢养的不良商人叫做“猪’,还是不良商人把豢养的贪官叫做“狗”,互相贬低是容易的,彼此看不起也是正常的。甚至我们把这种官商勾结叫做“猪狗同盟”,这都是非常容易的。然而要破除这种猪狗同盟,铲除猪狗结盟的环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杜宗明说,依我看,猪狗同盟之所以能够形成,先是因为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容许权钱交易的社会土壤,在很多地方,层次低的部分公务员没有好处不办事c有了好处乱办事;层次高的个别官员与不良商人结成猪狗同盟,互相扶植,权力寻租,谋取巨额利益。不管手中权力大小c官位高低,为了谋取私利,都把手中权力运用到了极致。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似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次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并受不到任何制约,一个县委书记c市委书记在他管辖的范围内甚至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他表一个态,就能让某些商人赚几千万元,他打一个电话,就能让有关部门免掉某商人几百万元。这样的官,商人不要说把他当做狗,就是当做爹供养着,自然也愿意。再次是反机制不完善,不落实。机制有了,得不到充分运用,制度建立了,得不到完全落实,法规制定了,得不到严格执行,贪官和不良商人都存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侥幸心理,这是当前猪狗同盟之所以有恃无恐c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第四是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甘做贪官的保护伞和不良商人的跟屁虫,以影响当地形象c招商引资为接口,对群众揭露出来的丑事千方百计捂着盖着压着。这些都助长了猪狗同盟的嚣张气焰。
徐东海突然插了一句问,那么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打击猪狗同盟的嚣张气焰,甚至解散猪狗同盟呢?
杜宗明看了看纪光清,纪光清说,你别看我,徐书记问你呢!杜宗明说,你是纪委书记,专门管猪狗的,你肯定比我更有心得。
纪光清推托说,我这纪委书记屁股还没坐热,哪有你这老检察内行啊,你先说!
杜宗明说,那我就先说了,不对的地方,纪书记批评指正。依我看,要消除猪狗同盟生存的土壤,最关键的就一条,那就是限制官员手中的权力。
纪光清说,怎么限制?全国一盘棋,自上而下,我们的领导体制,就是一把手负责制,不管是各市的市委书记,还是各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当地最大的百事官百事管,什么事都要一把手点头才行。如果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我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工作都无法推动。原因大家都明白,下级看上级,一级看一级,只要上头不顾问,不要求,不指示,下边就什么都不去做不去动。这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积习,即上行下效,上不行则下不效,大家都在等待都在观望。这不能怪地方干部,因为大家都是对上负责嘛!但这确实是最大的矛盾,不约束官员手中的权力,就会盛行,限制了,就变成了一潭死水,工作没人来推动。不是我消极,我真没有想到了个切实可行的铲除的手段,只能像煮汤圆,浮上一个捞一个。
杜宗明说,我觉得捞汤圆不是办法,只会越捞越多,开始的时候,往往只有一两个先熟的汤圆浮上来,接着是一串,最后无论大小都浮上来了,还不捞得你手软?再说,谁浮上来了捞谁,我觉得这不是在铲除,而是在引导干部搞。因为人都有侥幸心里,谁在搞的时候,都不相信自己会浮上来给你捞。所以,我认为,要反,除了建立浮上一个捞一个的惩戒机制外c还要有不能腐的防范机制c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徐东海听出点味道,点了杜宗明的将,说,你说说怎么建设防范机制和保障机制。
标宗明说,不能腐的防范机制,这需要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方面有明显的推进,也就是说,要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让他们没有机会c没有空间滥用权力,这既需要勇气来革自己的命,更需要智慧来限自己的权。具体地说,譬如在市县一级推行纪检c检察独立办案,人大独立监督制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外国“三权分立”的制约制度,地方一把手就不能一手遮天,其他领导干部也不敢胡来。又譬如,在某些涉及民生的重大建设问题上,推行专家会审制,由专家们来把脉后,再交常委会讨论决策。如果常委会的决策意见与专家会审的结果相反,要具体说明原因和理由,并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后,才能实施。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扩大,让不同的声音都参与进来,形成权力制衡。从而,达到不能腐的目的。至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当然要有一系列的手段c措施和机构来予以保障,不能让一些制度成为摆设,不能让一些制度被官员变相的予以抵制。要确保反机制与措施的执行力,增强反的公信力与正能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和台湾的经验,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谁出事了,谁被问责了,谁的廉政保证金就没了。
徐东海说,说到和反,我也来谈一谈看法。先,为什么会?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几乎是没有的。那时候,领导干部普遍都很自律,谁也不敢轻易伸手。原因有两个:一是反腐高压,谁伸手谁就被捉,就会丢官罢职,就会有牢狱之灾,甚至上断头台;二是物质普遍匮泛,无处可贪。家就是徒有四壁的家,每餐都是一锅羹,谁要占点什么,就有人要挨饿,就会跳起来跟你清算。现在不一样,改革开放了,物质富裕了,生活改善了,贫富也悬殊了,人们的想法也多了。我们中的许多干部,看到许多本事不如自己,能力没有自己高的人赚了大钱,了大财,住豪宅开豪车,眼就热了,贪的也就给激了。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去,那么穷没人伸手去贪,而在展了,暗偷明抢的的人却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均。对干部而言,这种不均不是来自于社会分配的不均,而是心里感觉上的不均。大家都知道,干部的薪水都是统一标准的,都是有保障的。他们要搞,说白了,就是一个贪字在作怪,主要是心理问题,既要当官,又要当老板,既要有权,又要有钱,搞权力寻租,以权易钱。而商人呢,又恰恰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伞,需要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猪狗同盟。所以,要解决官员贪弊问题,不但要从官员着手,也要从商人着手,只有做到猪关进了猪圈,狗关进了狗窝,猪狗不相往来,才能真正消除的土壤和温床。所认,除了刚才宗明提到的三个机制建设外,还要从经济体制层面去探讨去研究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和办法,进一步打破垄断经济c权力经济,让经济在自由市场里运行,那么才会真正失去生存的空间。拿眼下的矮庄村改造工程来说,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弊案,越州市市委常委会五大常委沦为商人攫取利益的工具,这在全国恐怕也闻之未闻。
说到这里,徐东海伸手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后,慢慢地把杯子放回到桌上。他看了看众人,表情变得无比沉重。他说,同志们,如果这样下去,不但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我们的社会也将永无宁日!说实话,我很担心,不但很担心,而且很害怕!要不是矮庄村闹出人命案,引起了各位的重视,那么近八个亿的权钱交易就可能永远被雪藏起来,矮庄村三万之众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益就落入了不法商人的口袋。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忏悔,去检讨,去深思!如果猪狗同盟,再任其展下去,那我们在群众心目中,就是猪狗不如了!今天我们要以铁的手腕清算这场贪弊案,明天我们便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探索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从根子上消除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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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宗明说,人说无利不起早。不管是贪官养猪,还是商人养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贪官获取的好处来自商人的行贿和自己的索贿。商人获取的好处来自于官员手中权力的滥用。这种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让贪官和不良商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猪狗同盟”。贪官用权力做饲料豢养不良商人长大长肥,不良商人用钱豢养贪官千方百计去获取更大的权力。
纪光清说,不管是贪官把豢养的不良商人叫做“猪’,还是不良商人把豢养的贪官叫做“狗”,互相贬低是容易的,彼此看不起也是正常的。甚至我们把这种官商勾结叫做“猪狗同盟”,这都是非常容易的。然而要破除这种猪狗同盟,铲除猪狗结盟的环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杜宗明说,依我看,猪狗同盟之所以能够形成,先是因为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容许权钱交易的社会土壤,在很多地方,层次低的部分公务员没有好处不办事c有了好处乱办事;层次高的个别官员与不良商人结成猪狗同盟,互相扶植,权力寻租,谋取巨额利益。不管手中权力大小c官位高低,为了谋取私利,都把手中权力运用到了极致。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似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次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手中的权力太大并受不到任何制约,一个县委书记c市委书记在他管辖的范围内甚至能达到一手遮天的地步,他表一个态,就能让某些商人赚几千万元,他打一个电话,就能让有关部门免掉某商人几百万元。这样的官,商人不要说把他当做狗,就是当做爹供养着,自然也愿意。再次是反机制不完善,不落实。机制有了,得不到充分运用,制度建立了,得不到完全落实,法规制定了,得不到严格执行,贪官和不良商人都存有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侥幸心理,这是当前猪狗同盟之所以有恃无恐c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第四是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甘做贪官的保护伞和不良商人的跟屁虫,以影响当地形象c招商引资为接口,对群众揭露出来的丑事千方百计捂着盖着压着。这些都助长了猪狗同盟的嚣张气焰。
徐东海突然插了一句问,那么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打击猪狗同盟的嚣张气焰,甚至解散猪狗同盟呢?
杜宗明看了看纪光清,纪光清说,你别看我,徐书记问你呢!杜宗明说,你是纪委书记,专门管猪狗的,你肯定比我更有心得。
纪光清推托说,我这纪委书记屁股还没坐热,哪有你这老检察内行啊,你先说!
杜宗明说,那我就先说了,不对的地方,纪书记批评指正。依我看,要消除猪狗同盟生存的土壤,最关键的就一条,那就是限制官员手中的权力。
纪光清说,怎么限制?全国一盘棋,自上而下,我们的领导体制,就是一把手负责制,不管是各市的市委书记,还是各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当地最大的百事官百事管,什么事都要一把手点头才行。如果限制了他们的权力,我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工作都无法推动。原因大家都明白,下级看上级,一级看一级,只要上头不顾问,不要求,不指示,下边就什么都不去做不去动。这是长期以来养成的积习,即上行下效,上不行则下不效,大家都在等待都在观望。这不能怪地方干部,因为大家都是对上负责嘛!但这确实是最大的矛盾,不约束官员手中的权力,就会盛行,限制了,就变成了一潭死水,工作没人来推动。不是我消极,我真没有想到了个切实可行的铲除的手段,只能像煮汤圆,浮上一个捞一个。
杜宗明说,我觉得捞汤圆不是办法,只会越捞越多,开始的时候,往往只有一两个先熟的汤圆浮上来,接着是一串,最后无论大小都浮上来了,还不捞得你手软?再说,谁浮上来了捞谁,我觉得这不是在铲除,而是在引导干部搞。因为人都有侥幸心里,谁在搞的时候,都不相信自己会浮上来给你捞。所以,我认为,要反,除了建立浮上一个捞一个的惩戒机制外c还要有不能腐的防范机制c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徐东海听出点味道,点了杜宗明的将,说,你说说怎么建设防范机制和保障机制。
标宗明说,不能腐的防范机制,这需要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方面有明显的推进,也就是说,要限制官员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让他们没有机会c没有空间滥用权力,这既需要勇气来革自己的命,更需要智慧来限自己的权。具体地说,譬如在市县一级推行纪检c检察独立办案,人大独立监督制度,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类似外国“三权分立”的制约制度,地方一把手就不能一手遮天,其他领导干部也不敢胡来。又譬如,在某些涉及民生的重大建设问题上,推行专家会审制,由专家们来把脉后,再交常委会讨论决策。如果常委会的决策意见与专家会审的结果相反,要具体说明原因和理由,并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后,才能实施。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扩大,让不同的声音都参与进来,形成权力制衡。从而,达到不能腐的目的。至于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当然要有一系列的手段c措施和机构来予以保障,不能让一些制度成为摆设,不能让一些制度被官员变相的予以抵制。要确保反机制与措施的执行力,增强反的公信力与正能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和台湾的经验,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谁出事了,谁被问责了,谁的廉政保证金就没了。
徐东海说,说到和反,我也来谈一谈看法。先,为什么会?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几乎是没有的。那时候,领导干部普遍都很自律,谁也不敢轻易伸手。原因有两个:一是反腐高压,谁伸手谁就被捉,就会丢官罢职,就会有牢狱之灾,甚至上断头台;二是物质普遍匮泛,无处可贪。家就是徒有四壁的家,每餐都是一锅羹,谁要占点什么,就有人要挨饿,就会跳起来跟你清算。现在不一样,改革开放了,物质富裕了,生活改善了,贫富也悬殊了,人们的想法也多了。我们中的许多干部,看到许多本事不如自己,能力没有自己高的人赚了大钱,了大财,住豪宅开豪车,眼就热了,贪的也就给激了。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过去,那么穷没人伸手去贪,而在展了,暗偷明抢的的人却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均。对干部而言,这种不均不是来自于社会分配的不均,而是心里感觉上的不均。大家都知道,干部的薪水都是统一标准的,都是有保障的。他们要搞,说白了,就是一个贪字在作怪,主要是心理问题,既要当官,又要当老板,既要有权,又要有钱,搞权力寻租,以权易钱。而商人呢,又恰恰需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伞,需要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猪狗同盟。所以,要解决官员贪弊问题,不但要从官员着手,也要从商人着手,只有做到猪关进了猪圈,狗关进了狗窝,猪狗不相往来,才能真正消除的土壤和温床。所认,除了刚才宗明提到的三个机制建设外,还要从经济体制层面去探讨去研究问题,寻找解决的途径和办法,进一步打破垄断经济c权力经济,让经济在自由市场里运行,那么才会真正失去生存的空间。拿眼下的矮庄村改造工程来说,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官商勾结弊案,越州市市委常委会五大常委沦为商人攫取利益的工具,这在全国恐怕也闻之未闻。
说到这里,徐东海伸手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后,慢慢地把杯子放回到桌上。他看了看众人,表情变得无比沉重。他说,同志们,如果这样下去,不但我们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我们的社会也将永无宁日!说实话,我很担心,不但很担心,而且很害怕!要不是矮庄村闹出人命案,引起了各位的重视,那么近八个亿的权钱交易就可能永远被雪藏起来,矮庄村三万之众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益就落入了不法商人的口袋。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忏悔,去检讨,去深思!如果猪狗同盟,再任其展下去,那我们在群众心目中,就是猪狗不如了!今天我们要以铁的手腕清算这场贪弊案,明天我们便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去探索一套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从根子上消除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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