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3 章
敢于面对世人承认自己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的罪行,以掏心窝的语气,说了如下的“重话”:“苦闷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纪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只能哀叹自己有气无力。……如果有人断言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衣冠禽兽……即使老伤疤里有污血涌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恶魔的真面目,并祈祷尽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战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在彼此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出现了少有的友好与和睦,也正是这种和睦,使得一些曾经在当年侵华战争中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日本老兵和反战人士纷纷起来讨伐战争。“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曾根一夫这样认为,“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进而指出:“处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而关于战争给予别国人民所带去的罪恶,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他毫无疑问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jiān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pào击、机关qiāng和步qiāng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投下的zhà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bàozhà以外,我全部体验过。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晚年时的曾根一夫,对“战争犯罪”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样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没干过,xìng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这位曾经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了日本国投降的诏书,当时在战场上的曾根一夫与其他侵华日军的将士一样,当他们听到天皇的“诏书”内容后,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为战争结束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天皇的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但每个人都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日本国内民众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战争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会里厌恶战争的风气,那些曾经被当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队员也成为“落魄特攻队”。1946年,日本国正式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能拥有军队。
大和民族因此也进入了反战的和平重建岁月。然而随着远离战争的时间变长,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渐渐抬头。又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国民心理又开始淡薄起来。如今不时出现一些颂扬战争的人,尤其是某些本来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想方设法开始企图掩盖其在侵略战场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断公开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侵略”改为“进入”等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
为何如此,曾根一夫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yù地cāo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到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据说,日本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杀和战争》一书后,攻击他是“胡说八道”,或称内容是“虚构”的。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劝笔者“慎用”这类材料。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个有悔悟的日本老兵,这比起那些在中国和亚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愿或不敢承认和忏悔的“鬼子”来说,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犯罪事实的。相反,掩盖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虚构历史,在胡说八道,在有意睁眼说瞎话。今天日本人中说中国“编造”南京大屠杀的人还少吗?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怀好意地颠倒和篡改历史事实才是最可憎、可恶的。在曾根一夫等广大日本国民看来,这好比“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像曾根一夫这样的人终于忍受不了被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者“强jiān”的耻辱,尤其是一部所谓的《国家秘密法》的出台,让曾根一夫这些经历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情变化的老兵,不由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现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曾根一夫的想法,绝非是杞人忧天。再看一看又过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现状,难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讨厌战争的日本国民所担忧的吗?
从根子上认识和反思战争,才能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之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曾根一夫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杀反思--他说他的这种心灵忏悔式的“坦白”有时在回忆起战争期间干过的坏事时“很羞愧”,但说出来后又“异常解脱”。这是一个受过战争之伤又彻底厌恶战争的“鬼子”所说的人话,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华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时的“心灵独白”(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34.“小鬼子”是这样炼成的
我在支那事变(即1937年淞沪战役)前就被应征入伍,从20岁到30岁多一点这段时间都耗费在了战场上。我到了战场之后作为一线人员在最前线进行战斗。
最前线士兵的任务就是直接和敌人战斗并获胜。因为要做胜利之军必须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所以最前线的官兵作为一线人员,专门活动在战场上。虽然作为一线人员的官兵有相应的优越感,但也有很多讨厌的事情。
首先是杀人。因为是战场上的士兵,所以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有时会杀一些无辜的平民。不仅如此,还干了掠夺、放火、强jiān等作为人类来说不应该干的事情。当我回到正常的社会后,曾感叹自己居然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早或晚15年出生的话,就可以不用在战场上干残忍的事情了。虽然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但对我来说战场就是如此的令人讨厌。
……(体检完成后,曾根一夫便被指定到日军的联队,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大约两年的现役军人生涯--而且都是在侵华的战场上的“鬼子”生涯。)
从这时开始就是士兵了。我对未知的世界怀着不安和担心进入了军营,军队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我们入营的第二天就在中队礼堂集合,中队长对我们进行了关于今后军队生活的训话。训话中说道:“日本的军队是靠上下级之间的爱和信赖联系在一起的。上官怜部下如子,部下敬上官如父。要知道你们被编入的中队是军人的家庭,要把中队长当成父亲。班长是母亲。先入伍的二年兵是会和蔼地指导你们日常起居的兄长。”
(所谓的“二年兵”用中国话说,便是入伍第二年的老兵。)
我在入伍前曾听当过兵的人说过军队的生活,所以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进入军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中队长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中队长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始终接触的内务班长和二年兵就像是可怕的魔鬼。刚入营的初年兵就像被魔鬼驱使的奴隶一样。
二年兵和初年兵虽然都是通过征兵而入伍的,身份一样,但上下的差别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初年兵就像二年兵的仆人一样,二年兵的武器检修、衣服的洗涤和鞋子的擦拭等,这些事都由初年兵做。因为这些事情只能在日课(军队中白天的军事训练和授课)以外的时间做,所以初年兵每天都很忙。
初年兵一天的生活是从起床号开始的。起床的同时要整理床铺,把毛毯叠好,然后快速跑步去清晨点名场。因为是按到达的顺序排队,所以是一场竞争。清晨点名结束后,初年兵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去参加刺刀术的晨练……因为早饭前后要做这么多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在事情还没做完的情况下迎来日课的召集准备。一旦发出了召集准备,按规定就必须停下所有的事情,等待召集。如果那时还在手忙脚乱的话,值班的下士官会巡回过来怒吼道:“喂!不知道召集准备是什么意思吗?你这个笨蛋!”然后用木头qiāng敲打。
一旦进行召集,士兵的本业--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原本军队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入伍的时候正好受到满洲事变的影响,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建成一支能够适应实战的军队,所以特别严格。因为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针是“像敲打并锻造铁一样,士兵也要敲打并锻炼”,所以下层的军官也遵照该方针进行教育。
直接进行士兵教育的下级军官用“与其用语言教,不如敲打进身体”这样的话来激励作为助教的下士官和作为助手的上等兵,所以初年兵很辛苦。
因为对初年兵进行实战技术辅导的助教、助手是根据上述宗旨来进行指导的,所以比起语言来暴力先行。初年兵在军训中一旦动作没做好,他们就会怒吼:“喂!不会按照我教的做吗?”同时施以拳脚。
教训过之后他们会说:“怎么样,疼吧?”因为是尽全力殴打的,所以肯定是疼的,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疼。”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这样就疼了?”又是一顿敲打。下次硬撑着说“不疼”,他们又会说:“什么?不疼?”然后就一阵脚踢。
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找碴打个痛快,所以除了让他们打个尽兴以外别无他法。士兵中位于最底层的初年兵只能是对方说什么都对。
在军训中被严酷地训练,筋疲力尽地结束上午的日课后,回到班内来不及歇口气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吃完午饭也和上午一样,饭后整理、打扫,像小白鼠一样运动着。
下午的日课召集一开始,又要去军营广场和练兵场等地进行军训。
到了傍晚,军训结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鞋,当然还必须准备晚饭。晚饭在家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但初年兵是没有时间去品味饭菜的。在饭盒里的饭上浇上豆酱汤,然后就只是嚼。如果慢慢地咀嚼品味的话,二年兵就会瞪着你,那样子就好像要说“你这家伙,太松懈了”!
晚饭后到晚间点名这段时间必须进行班内的清扫,步qiāng和刺刀等兵器的检修。如果稍微浪费了点时间的话,仅仅做这些事都来不及。
衣服都是晚间点名结束后等熄灯了再洗。如果像现在这样用洗衣机洗就太简单了,那时是用手洗的。熄灯后在室外的洗衣处,在小雪纷飞的环境中洗衣服,自来水仿佛要把手冻住,很疼。 洗衣结束后一天的事情就干完了,终于可以睡到床上去了。
“五尺的床铺加草垫,这就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正如军歌里唱的那样,这张床对初年兵来说是无上的乐园。想念家乡和流泪也在这个时候。
以上就是初年兵在受教育期间的一天。这在一般的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军队里如果你说做不到的话,会受到暴力惩罚。
军队中长官和上级对下级加以暴力惩罚的事到了战后,在电影和电视中被表现出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以军队为主题的故事片中可以说必定会出现上官用暴力虐待下级士兵的场面。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旧军队的罪恶而故意捏造出来给人看的”,但绝对不是如此。虽然根据年代和时期的不同而多少有点差异,但日本军队的暴力惩罚自从明治时建军以来,一直延续不断。
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虽然回忆的事情因人而异,但不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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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在彼此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出现了少有的友好与和睦,也正是这种和睦,使得一些曾经在当年侵华战争中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日本老兵和反战人士纷纷起来讨伐战争。“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曾根一夫这样认为,“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进而指出:“处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而关于战争给予别国人民所带去的罪恶,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他毫无疑问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jiān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pào击、机关qiāng和步qiāng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投下的zhà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bàozhà以外,我全部体验过。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晚年时的曾根一夫,对“战争犯罪”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样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没干过,xìng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这位曾经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了日本国投降的诏书,当时在战场上的曾根一夫与其他侵华日军的将士一样,当他们听到天皇的“诏书”内容后,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为战争结束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天皇的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但每个人都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日本国内民众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战争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会里厌恶战争的风气,那些曾经被当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队员也成为“落魄特攻队”。1946年,日本国正式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能拥有军队。
大和民族因此也进入了反战的和平重建岁月。然而随着远离战争的时间变长,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渐渐抬头。又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国民心理又开始淡薄起来。如今不时出现一些颂扬战争的人,尤其是某些本来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想方设法开始企图掩盖其在侵略战场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断公开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侵略”改为“进入”等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
为何如此,曾根一夫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yù地cāo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到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据说,日本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杀和战争》一书后,攻击他是“胡说八道”,或称内容是“虚构”的。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劝笔者“慎用”这类材料。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个有悔悟的日本老兵,这比起那些在中国和亚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愿或不敢承认和忏悔的“鬼子”来说,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犯罪事实的。相反,掩盖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虚构历史,在胡说八道,在有意睁眼说瞎话。今天日本人中说中国“编造”南京大屠杀的人还少吗?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怀好意地颠倒和篡改历史事实才是最可憎、可恶的。在曾根一夫等广大日本国民看来,这好比“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像曾根一夫这样的人终于忍受不了被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者“强jiān”的耻辱,尤其是一部所谓的《国家秘密法》的出台,让曾根一夫这些经历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情变化的老兵,不由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现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曾根一夫的想法,绝非是杞人忧天。再看一看又过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现状,难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讨厌战争的日本国民所担忧的吗?
从根子上认识和反思战争,才能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之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曾根一夫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杀反思--他说他的这种心灵忏悔式的“坦白”有时在回忆起战争期间干过的坏事时“很羞愧”,但说出来后又“异常解脱”。这是一个受过战争之伤又彻底厌恶战争的“鬼子”所说的人话,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华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时的“心灵独白”(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34.“小鬼子”是这样炼成的
我在支那事变(即1937年淞沪战役)前就被应征入伍,从20岁到30岁多一点这段时间都耗费在了战场上。我到了战场之后作为一线人员在最前线进行战斗。
最前线士兵的任务就是直接和敌人战斗并获胜。因为要做胜利之军必须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所以最前线的官兵作为一线人员,专门活动在战场上。虽然作为一线人员的官兵有相应的优越感,但也有很多讨厌的事情。
首先是杀人。因为是战场上的士兵,所以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有时会杀一些无辜的平民。不仅如此,还干了掠夺、放火、强jiān等作为人类来说不应该干的事情。当我回到正常的社会后,曾感叹自己居然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早或晚15年出生的话,就可以不用在战场上干残忍的事情了。虽然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但对我来说战场就是如此的令人讨厌。
……(体检完成后,曾根一夫便被指定到日军的联队,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大约两年的现役军人生涯--而且都是在侵华的战场上的“鬼子”生涯。)
从这时开始就是士兵了。我对未知的世界怀着不安和担心进入了军营,军队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我们入营的第二天就在中队礼堂集合,中队长对我们进行了关于今后军队生活的训话。训话中说道:“日本的军队是靠上下级之间的爱和信赖联系在一起的。上官怜部下如子,部下敬上官如父。要知道你们被编入的中队是军人的家庭,要把中队长当成父亲。班长是母亲。先入伍的二年兵是会和蔼地指导你们日常起居的兄长。”
(所谓的“二年兵”用中国话说,便是入伍第二年的老兵。)
我在入伍前曾听当过兵的人说过军队的生活,所以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进入军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中队长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中队长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始终接触的内务班长和二年兵就像是可怕的魔鬼。刚入营的初年兵就像被魔鬼驱使的奴隶一样。
二年兵和初年兵虽然都是通过征兵而入伍的,身份一样,但上下的差别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初年兵就像二年兵的仆人一样,二年兵的武器检修、衣服的洗涤和鞋子的擦拭等,这些事都由初年兵做。因为这些事情只能在日课(军队中白天的军事训练和授课)以外的时间做,所以初年兵每天都很忙。
初年兵一天的生活是从起床号开始的。起床的同时要整理床铺,把毛毯叠好,然后快速跑步去清晨点名场。因为是按到达的顺序排队,所以是一场竞争。清晨点名结束后,初年兵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去参加刺刀术的晨练……因为早饭前后要做这么多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在事情还没做完的情况下迎来日课的召集准备。一旦发出了召集准备,按规定就必须停下所有的事情,等待召集。如果那时还在手忙脚乱的话,值班的下士官会巡回过来怒吼道:“喂!不知道召集准备是什么意思吗?你这个笨蛋!”然后用木头qiāng敲打。
一旦进行召集,士兵的本业--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原本军队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入伍的时候正好受到满洲事变的影响,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建成一支能够适应实战的军队,所以特别严格。因为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针是“像敲打并锻造铁一样,士兵也要敲打并锻炼”,所以下层的军官也遵照该方针进行教育。
直接进行士兵教育的下级军官用“与其用语言教,不如敲打进身体”这样的话来激励作为助教的下士官和作为助手的上等兵,所以初年兵很辛苦。
因为对初年兵进行实战技术辅导的助教、助手是根据上述宗旨来进行指导的,所以比起语言来暴力先行。初年兵在军训中一旦动作没做好,他们就会怒吼:“喂!不会按照我教的做吗?”同时施以拳脚。
教训过之后他们会说:“怎么样,疼吧?”因为是尽全力殴打的,所以肯定是疼的,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疼。”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这样就疼了?”又是一顿敲打。下次硬撑着说“不疼”,他们又会说:“什么?不疼?”然后就一阵脚踢。
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找碴打个痛快,所以除了让他们打个尽兴以外别无他法。士兵中位于最底层的初年兵只能是对方说什么都对。
在军训中被严酷地训练,筋疲力尽地结束上午的日课后,回到班内来不及歇口气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吃完午饭也和上午一样,饭后整理、打扫,像小白鼠一样运动着。
下午的日课召集一开始,又要去军营广场和练兵场等地进行军训。
到了傍晚,军训结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鞋,当然还必须准备晚饭。晚饭在家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但初年兵是没有时间去品味饭菜的。在饭盒里的饭上浇上豆酱汤,然后就只是嚼。如果慢慢地咀嚼品味的话,二年兵就会瞪着你,那样子就好像要说“你这家伙,太松懈了”!
晚饭后到晚间点名这段时间必须进行班内的清扫,步qiāng和刺刀等兵器的检修。如果稍微浪费了点时间的话,仅仅做这些事都来不及。
衣服都是晚间点名结束后等熄灯了再洗。如果像现在这样用洗衣机洗就太简单了,那时是用手洗的。熄灯后在室外的洗衣处,在小雪纷飞的环境中洗衣服,自来水仿佛要把手冻住,很疼。 洗衣结束后一天的事情就干完了,终于可以睡到床上去了。
“五尺的床铺加草垫,这就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正如军歌里唱的那样,这张床对初年兵来说是无上的乐园。想念家乡和流泪也在这个时候。
以上就是初年兵在受教育期间的一天。这在一般的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军队里如果你说做不到的话,会受到暴力惩罚。
军队中长官和上级对下级加以暴力惩罚的事到了战后,在电影和电视中被表现出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以军队为主题的故事片中可以说必定会出现上官用暴力虐待下级士兵的场面。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旧军队的罪恶而故意捏造出来给人看的”,但绝对不是如此。虽然根据年代和时期的不同而多少有点差异,但日本军队的暴力惩罚自从明治时建军以来,一直延续不断。
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虽然回忆的事情因人而异,但不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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