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章

  院去了。

  夏叔芳一边走，一边暗暗佩服医生的妙计。倘若不用如此妙计，即使用拖拉机拖，恐怕也难把彭加木拖到医院里来。

  后来，夏叔芳背着彭加木，把他的病情反映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请求不要再让他蒸吡啶。但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根本不理，仍然叫彭加木蒸吡啶，致使他早已得的吡啶慢xìng中dú越来越严重，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只有一个人也干！”

  直到1973年，彭加木才结束了蒸吡啶的生活，回到科研岗位上来。

  领导找彭加木谈话，问他愿意干什么工作。

  出人意料，彭加木提出了正式申请：“我愿到西藏工作！”

  领导一听，怔住了。因为他牢牢记住，王洪文的“指示”中有“内部控制使用”这么六个大字，这样的人怎能到西藏去呢？可是，又不好把话讲明，便故意制造障碍，说道：“到西藏去，户口也得迁去！”

  谁知彭加木一听，很痛快地答道：“行，把我的户口也迁去，我愿意在那里干

  一辈子！”

  领导无话可答，只好在屋里来回踱着方步。半晌，才说道：“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你再考虑一下，如果把你留在所里，你想干什么？”

  “继续过去的工作，研究植物病dú。”彭加木答道。

  “研究植物病dú？在运动中，植物病dú组不是散伙了吗？现在，这个组连一个人也没有。”领导以为，彭加木在“牛棚”中关了多年，消息一点也不灵通。

  “只有我一个人，我也干。”彭加木深知研究植物病dú，在农业上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无论如何要坚持这项研究工作。

  就这样，彭加木又回到了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用这“科学之眼”继续探索植物病dú的奥秘。不过，植物病dú是庄稼的大敌。要研究它，第一步就是到田间去观察庄稼病状，采集样品。不下乡，不到农业第一线去，研究植物病dú成了无米之炊。这时“内部控制使用”这六个字，像紧箍咒似的，束缚着彭加木。

  彭加木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时，正刮起“开门办科研”之风，彭加木要求下乡，他们没有理由可以阻拦。

  于是，植物病dú组又恢复了，被锁困多年的彭加木，终于又在祖国各地奔忙了：

  他来到江苏、浙江，考察桑树萎缩病；

  他来到广东、福建，调查柑橘黄龙病；

  他来到山东泰安，了解枣疯病；

  他来到河南新乡，探索小麦黄矫病；

  他来到北京、河北，研究小麦丛矮病；

  他来到上海郊区，探讨蔬菜病dú……

  彭加木以“植物病dú组”的名义，在短短的几年之中，连续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请注意，彭加木的这一系列论文，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这一点便说明了这些论文是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中，特别是详细研究了柑橘黄龙病。为了调查这种植物病害的病因，仅福建一地，彭加木便去过多次：

  1964年，到了福州、龙溪；

  1965年初夏，到龙溪工作了一个月；

  1965年下半年，到龙溪采集柑橘黄龙病样品；

  1966年，到龙溪；

  1967年，到福州、龙溪；

  1973年，又来龙溪。

  1974年、1977年、1978年、1979年，又多次到福州、龙溪……

  彭加木的论文，正是在这样反复考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他的关于柑橘黄龙病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所谓柑橘黄龙病，是指柑、橘得病之后，树梢的叶子全部发黄，看上去像条黄龙。得病之后，根系腐烂，全树衰竭，产量大减，是柑、橘生产中的大患。

  早在1943年，我国科学工作者陈其，首次对华南柑橘黄龙病作了研究，发表了论文。但是，柑橘黄龙病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清楚。从此，人们开始探讨这种病害的病因，多年悬而不解。

  1965年初，陶铸邀请彭加木到广东考察柑橘黄龙病，他便开始着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当彭加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样品时，初步看出可能是由病dú感染引起的，可是，当时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一种“类菌原体”引起的。

  彭加木在政治上、生活上是倔强的，在科学上也是那股倔脾气。他不随波逐流。他到各地采集柑橘黄龙病的病叶，终于初步分离出病dú。就在这时，那场政治风暴打断了他的研究工作。

  当他重cāo旧业，首先便着手继续研究柑橘黄龙病。他与持“类菌原体”感染的科学工作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科学上，彭加木有一股子“牛劲”，但也有一股子“牛脾气”。他轻易不服输。他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经过多个日日夜夜，他用电子显微镜拍出了清晰的柑橘黄龙病线状病dú的照片！这是在国内首次用事实证明，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由线状病dú引起的。

  这么一来，连那些支持“类菌原体”论的科学工作者，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承认，的确存在着柑橘黄龙病的病dú。不过，他们也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论点，因为他们也有许多事实证明“类菌原体”引起了柑橘黄龙病。

  经过双方多年激烈的论战，如今双方得出共同的结论：柑橘黄龙病的病因是复杂的，既有“类菌原体”感染，也有病dú感染这叫“复合感染”。

  彭加木是倔强的。正因为倔，他坚持了下去，找到了病dú；也正因为倔，他有时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不过，当他的“牛脾气”转过弯来了，真正感到别人说的也在理，这时，他就听进去了。正因为这样，他最后还是同意了“复合感染”的理论，认识到“病dú论”与“类菌原体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dú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dú组是一个针chā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dú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yīn谋，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党员要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批邓”大字报。

  在“四人帮”的yín威之下，有些党员便照抄，写了“批邓”大字报，应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却一张“批邓”大字报也不写。这时，一位好心人给彭加木通风报信：“市里派来两个人，正在所里统计哪些党员写了‘批邓’大字报，哪些党员没有写。据说，查下来只有你没有写。你赶紧写一张吧，不然会惹麻烦的。”

  彭加木笑笑，摇摇头。

  下班之后，另一位好友到他家里去。彭加木毫不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里？”

  风声越来越紧。大约是那两个人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个头头就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他的党xìng到哪里去了？”

  尽管这个头头没有点名，人们一听，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指彭加木，还会指谁呢？人们都暗暗替彭加木担心。

  这次大会，又动员写“批邓”大字报。会后，有几位同事合写了一张“批邓”大字报，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他们准备继“清队”、“清查5.16”之后，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八章 返疆

  ◆重回第二故乡

  “四凶”肆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风暴、动乱，结束了。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想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追回来。他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重当‘铺路石子’。无论是去西藏，去云南，去新疆，去青海，我都高兴！”

  如今，那“内部控制使用”的紧箍咒，再也不会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飞了。尽管他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他却不埋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目光总是向前，向前。

  组织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觉得青藏高原气压低，彭加木的身体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没去过，开展工作较困难；云南和新疆他去过多次，比较合适。

  新疆方面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边疆，立即发出了邀请，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去新疆工作。不过，考虑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严重的上腔静脉后遗症，因此只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彭加木汇来了路费（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给他寄路费的）。7月，彭加木离开了上海，奔赴阔别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触颇深：在50年代，他从上海去新疆，只能坐火车到甘肃，再换长途汽车进疆；在60年代，火车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如今，他坐着飞机进疆，花了六七个小时，便可从上海直抵乌鲁木齐了。

  一路上，彭加木兴致勃勃地透过飞机的园形舷窗，俯瞰着祖国那广袤无垠的大地。飞机翼下出现巍峨耸立、顶上戴着白皑皑“雪帽”的博格达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当他走下飞机，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云压城的岁月，新疆的老朋友们听到了关于“梅花党”的传说，听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们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怎么反而被颠倒为到边疆“刺探军情进行特务活动”呢？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为这样，老朋友们一听说彭加木劫后余生，仍重返边疆，何等欢欣，奔走相告。他们都巴不得想早一点看到虎口逃难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别重逢，彭加木却只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个劲儿打听新疆分院186的现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严师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记者愕然。

  确实，说来颇使人难以相信：彭加木多次来疆，是新疆分院的“开国元勋”之一，可是，他的唯一“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在别人看来，这几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来，却理所当然！

  过去，彭加木来新疆是为了“铺路”；如今，彭加木来新疆也是为了“铺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发展科学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悉心培养一批科学人才。于是，彭加木在新疆，带了四个助手，开展植物病dú研究工作。

  这四个助手，在植物病dú研究方面都是新手：

  小李，她虽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从来没摸过电子显微镜；小赵，新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多少专业知识；吾尔尼沙，维吾尔族姑娘，新疆医学院的毕业生，连讲汉语、看中文书籍，都感到吃力；小关，高中毕业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他，正是让这四个年轻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dú学高峰的道路！

  小李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夏天，陈善明带着她去见彭加木。当时，彭加木正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小李心里可紧张呢，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谁知彭加木一见她，便拿来一堆病dú照片给她看，又领着她参观电子显微镜，小李看到电子显微镜构造那么复杂，cāo作又是那么精细，害怕自己难以胜任。

  彭加木却鼓励她道：“没关系，慢慢做，就会的。我在学校里，也没见过电子显微镜。”过了几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随便了。

  小李是个急xìng子的人。她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缝错了，照理应当用刀片把线一点点拆开，然后重新再缝。小李一急，索xìng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结果做成的新衣虽然一次也未穿过，却已打上了补丁！然而cāo作电子显微镜，却要非常细心、耐心。要拍一张病dú照片，从田间采样开始，切碎、浸取、差速离心、提纯、成膜，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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