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柴尔德-沙逊同盟在远东金融布局中的一枚关键棋子。
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lún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bào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lún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lún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jiāo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xìng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jiāo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cāo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jiāo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shè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chā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jiāo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jiāo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shè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shè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jiāo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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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家银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坚决抵制,这既是基于lún敦金融城巴林与罗斯柴尔德势力的争霸,也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之争。
汇丰银行刚一诞生,就赶上了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带来的金融危机。
当时世界工业体系的核心战略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产区在印度和美国南方各州。美国南北战争bào发后,掌握制海权的北方即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南方对世界市场的原?棉供应立刻中断。英国棉纺织业转向印度的棉花,印棉价格随即暴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棉花市场,立刻成为大小投机商人的赌场。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国本土,大量资本金严重不足的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成立,英国殖民地银行数量也急速膨胀。1862~1865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多达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资银行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空壳银行的金库里远没有它们在招股书上所声称的金额。
就在这时,“噩耗”传来,美国内战结束了!震撼全球金融业的棉花危机开始了。lún敦金融城首当其冲,1866年一年之内,接连倒闭了17家银行。
金融海啸的冲击波迅速波及远东。1866年,香港、上海出现开埠20多年来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倒闭。当金融海啸的巨浪退去,沙滩上还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老牌的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法兰西银行和汇丰银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啸的第二年,汇丰银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宝顺洋行竟然被“淹死”了,这时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双重打击下已经?自身难保,无力顾及远东的小兄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宝顺洋行被棉花危机拖下水。宝顺的垮台严重打击了羽翼未丰的汇丰银行。
这时站出来力撑危局的,正是沙逊洋行。从1866年起,沙逊家族将所有在华鸦片贸易所得利润,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唯一还有超额利润的生意就是鸦片贸易了。这个维持lún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国经?济生命线的“通货”,再一次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经?济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国远东的金融循?环系统,并成为国际银行家们完成远东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筹码。
就在各大银行苦撑危局之时,汇丰银行在沙逊巨大的鸦片利润支撑下,抓住大好战机,开始横扫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远东银行业的大哥大丽如银行召集渣打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商量“后危机时代”的金融风险问题,最后决定将通常使用的6个月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缩短为4个月。一是减少银行自身的风险,二是适应新的商业贸易环境。从1867年1月起,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再买卖超过4个月到期的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纪前后。随着十字军东征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迅速形成贸易和货物航运的巨大市场,意大利基于航海贸易的需求,首创了商业承兑汇票。大宗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远距离和长时间,同时还伴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买卖双方在付款和发货两方面都很犹豫。买家马上付现金会担心万一远方的卖家不发货,或者货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么办;而卖方则想如果先发货,最后收不到款麻烦就大了。打破这个僵局只有两种办法,一是买家信誉卓著,从不拖欠货款;二是有个信誉很好的担保人对jiāo易成功进行担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业的本地人自然成为担保方的最佳人选。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银行家大量涌现出来,对买家付款进行担保,买家只需开出一张欠条,写明未来什么时间,支付多少金额,并由意大利人签字??押即可。如果买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为支付全款,回头意大利人再找买家理论。卖方拿到这张欠条于是兴高采烈地发货了。这张欠条就是早期的商业承兑汇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笔担保费用。
当卖家急需现金而汇票期限未到时,他可以把汇票拿到商人银行家那里去打折出售,这就是汇票贴现。商人银行家以折扣价吃进汇票,然后坐等汇票到期收取全款,从而获利。这个折扣价其实就是隐xìng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当时的天主教严禁放高利贷,所以汇票贴现成了放高利贷的变通办法。当票据jiāo易非常活跃时,汇票基本上可以随时变现,其功能几乎等同于现金。在18~19世纪的英国,在银行券、支票和信用额度等新工具开始大规模流通之前,汇票实际上成了货币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汇票的期限往往和货物运输的时间相匹配,如果货到了很久而汇票期限仍未到,就相当于买家赊账时间过长,占用了卖方资金,同时,承担买家支付担保的银行风险也相应增加。
考虑到由于轮船航速提升,欧洲与中国的海上运输时间大为缩短的情况,另外也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所以丽如银行才提出压缩汇票期限。不过,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这个同业间的协?议,给汇丰银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扩张客户资源的机会。当其他银行拒绝购买6个月到期汇票时,在沙逊巨大资金的保障下,汇丰银行逆向cāo作,大量收进。手持6个月汇票的商人们走投无路,只有到汇丰才能做贴现,自然折扣更多。汇丰只需持有汇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额资金,收益当然更为可观。同时,汇丰将自己承兑的4个月的汇票高价抛给那些抢着收货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低买高卖的套利空间。半年下来,汇丰的汇兑业务便由920万两白银迅速上升到1300万两白银。不到10个月,其他几家银行便不得不向汇丰“投降”,重新走上6个月期票的老路。
在这场汇票大战中,汇丰银行旗开得胜,表明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这一头衔已经?易主。汇丰自此成为远东外国银行界的新领袖。
汇丰的另一项独门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国储户存款,特别是中国达官贵人阶层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清政府的一个藩台,奉命到上海查办一个被参官僚把赃款存在汇丰银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抬大轿,带着一些随从直奔汇丰银行而来。但当他来到银行门口,却被挡了驾。守门的说必须从后门进去。藩台大人只得徒步走到银行后门,站了半天,结果还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才知道,汇丰对中国储户在那里的存款严格保密,拒绝中国官方进行任何调查。没有办法,他只得以“外国人不准查账”回复他的上司,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汇丰银行依靠大英帝国的势力,拒绝清政府就其客户的任何款项进行调查。因为有了这个特权,当时许多军阀、官僚、地主就以汇丰为最安全的财富保险库,把历年搜刮来的赃款统统送了进去。
由于汇丰银行被港英当局视为“我们的银行”,因此备受优待和庇护,享有权力极大的发钞权。1872年,港英政府准许汇丰发行票面1元的小额钞票。随后,汇丰的小额钞票大量出笼,并迅速流通于华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报》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资发钞银行丽如、渣打、有利和汇丰的钞票发行额,在实发的350万元钞票中,汇丰的钞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时的汇丰银行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发钞银行、港英政府的出纳银行、所有在华同行的结算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被沙逊驱逐出鸦片贸易的怡和洋行此时变得更为现实,面对汇丰的强势,怡和新的领导人凯?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积极地考虑与汇丰的关系。在后来联手剿灭胡雪岩的战役中,双方达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罗斯柴尔德-沙逊集团对于汇丰银行的期许,并不仅是让其充当管理在华外国银行的银行,而是要让其成为管理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
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就必须能够管理与控制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这就是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而这时的清政府恰恰还能够依赖自己的钱庄和票号体系维持运转。钱庄与票号同时还为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大量融资,控制着中国广大民间经?济的财富之源。国际银行家也只有控制了中国的钱庄与票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的金融殖民。
票号钱庄:为什么没能发展为国际金融帝国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金融机构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帮的票号和宁绍帮的钱庄。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无论是早期的威尼斯、热那亚,还是后来的荷兰、英国,金融与贸易几乎都是孪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相互借力。欧洲最早的金融机构几乎都源于商号,在商业活动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最终导致了专业金融服务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分离。中国的票号发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经?济发达和航运便利的沿海地区,确实令人觉得奇怪,但仔细想来却也合乎情理。晋商号称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他们走南闯北的魄力和吃苦坚韧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国商业版图中脱颖而出。晋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两大贸易体系粮船帮和骆驼帮。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后者远涉万里,足迹直达蒙古、莫斯科,成为中国茶、丝、布、粮、铁等商品最大的贸易商,建立起中国最早也最为庞大的贸易网络。
与犹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晋商的票号汇兑网络脱胎于纵横上万公里、从业数十万人的庞大的国内国际贸易网络,而犹太金融网络则发轫于金钱兑换、存款放贷、票据jiāo易等纯货币业务。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强大的网络辐shè能力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和快速便捷优势。当网络优势一旦确立,则后来的竞争对手几乎难以chā足。这也是后来南方的钱庄始终无法在远程汇兑业务领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够庞大的网络致使钱庄规模普遍偏小,最终难以形成类似犹太金融业的庞大国际金融帝国。
在货币本位、中央银行之后,金融网络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晋商贸易网络覆盖面庞大,在jiāo通极不发达的时代,资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转一次,严重制约了生意的扩大。同时,远程运送现银时间过长,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便捷的远程资金调动方式,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业务:远程汇兑。
最初的汇兑业务只是为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遥的“西玉成颜料庄”在四川、北京、山西等处设立了分庄,北京的亲友要将一笔银子汇到四川,只需将银子jiāo予北京分庄,然后北京分庄写信通知四川分庄,而在四川的亲友可到当地分号取到银子。没想到这一汇兑模式一出现,立刻引来了大量业务,而且人们愿意为这样的服务缴纳1%的手续费。颜料庄掌柜雷履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潜在能量巨大的商业模式,立刻放弃了传统的颜料庄生意,于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总额就已高达每年3亿两白银,如果其中1亿两白银需要远程汇兑,其利润将高达100万两白银。经?过几年的经?营,日升昌票号在专营汇兑、存放款业务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据说从道光到同治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获得的分红竟超过200万两白银。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朝的汇兑业务,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
票号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其发展呈现出由北向南扩张,由山西向四方辐shè的基本态势。前期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号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则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构成了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无论是商业,还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资金,最终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点,无不纷纷涌入这个辐shè全国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统。到20世纪初,全国22家主要票号汇兑总金额大约为8.2亿两白银【16】,利润总额约82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10!
票号的汇兑网络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网络优势,在此基础之上,原?本有希望发展成为类似于犹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体系”,从而垄断信用与资本流通的大动脉。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没有在国际国内贸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总部,从而使决策远离了最具增长潜力的贸易金融服务的中心,丧失了主导新兴的商业汇票jiāo易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机会;二是没有能够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战争债券和国家债券的融资系统,仅仅将业务局限在汇兑领域,固步自封,最终被外国银行和官办银行逐步侵蚀了作为生存根本的汇兑业务。
金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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