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尤其是形成国家融资的核心力量国债和各类票据的jiāo易市场，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第四块基石。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票号与钱庄，都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jiāo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jiāo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jiāo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xìng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xìng，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jiāo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cāo纵xìng行为，那么问题的xìng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业jiāo往，还是控制与cāo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2〗 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
〖3〗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4〗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5〗 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
〖6〗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0页
〖7〗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张国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光绪政要(3?本)，财政篇，第2卷，
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
〖9〗 Cocomrce and Diplomacy, Sargent, p49
〖10〗 Remarks Upon a Late Ingenious Pamphlet by an Impartial Hand, John Locke, p19
〖11〗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G. Edward Griffin, p218
〖12〗 白银资本， (德)弗兰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13〗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第47页
〖14〗 鸦片贸易，马克思
〖15〗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
第35页
〖16〗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17〗 货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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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的起源非常类似于同时代犹太金融家族的主营业务：货币兑换。
世界犹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几乎都能从德国找到他们的源头。德国作为现代金融家族的发源地是有原?因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德国是欧洲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jiāo通枢纽的位置，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的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两千年深厚的金钱买卖经?验的积累，与现实货币兑换迫切的市场需求，使德国成为了犹太金融家族繁衍壮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国钱庄的兴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银本位后，一直实行银两与铜?钱并行的流通局面，银两与铜?钱之间的比价随行就市。由于银两价值过高，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银两购买商品价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铜?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而银两则主要用于大额jiāo易、官员俸禄、兵饷和财政税收等。同时，银两本身也非常复杂，各地银两重量不等、形状各异、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种外国银元的大量涌入，形成了巨大的银钱兑换和银两成色评估等业务需求。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上海作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的jiāo汇之处，其货币兑换的需求更为迫切，以宁波-绍兴-上海为中心的宁绍帮钱庄就应运而生了。为解决国内商人银两的折算和外国商人带来的银元计价问题，从1856年起，上海钱庄业开始采用一种虚拟的银两记账单位，名叫“规元”。这一发明，极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业记账。
除了货币兑换的基本业务外，宁绍帮的钱庄业充分利用了上海国际国内贸易中心的优势，创造xìng地发展出中国特色的商业汇票体系，在内外贸易之间，将外国金融资本和中国的贸易市场，整合成一个灵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进入上海采购中国土特产并销售外国工业制成品。他们遇到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对中国的供货商和采购商缺乏商业信任。采购中国商品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销售外国产品害怕发货后收不到款，这种情形与13世纪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一样。宁绍帮的钱庄抓住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会，创造出了“庄票”这一汇票工具，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内国际贸易的迅猛扩张。
庄票在19世纪前期就已经?在上海出现了，但当时的庄票从本质上看就是银票，“庄票者，钱庄因放款或商家之请求，而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与持票人之票据也”【18】。它的主要特点是即时xìng，而不是商业汇票中的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业汇票在时间轴上拉?长了支付期限，同时可以贴现，所以当商业汇票被作为支付手段时，在其期限之内，相当于扩大了信用的规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信用扩张。
商业汇票的本质，就是以贸易为抵押发行的短期贸易货币，这有别于以债务为抵押发行的债务货币。商业汇票构成了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的信用扩张手段。而后陆续出现了以国家债务为抵押的殖民资本主义的信用扩张、以工业债务为抵押的工业资本主义信用扩张和以个人债务抵押为主的后工业化时代的信用扩张。【19】
宁绍帮所发明的庄票是由华商向钱庄申请“以贸易为基础”的5～20天兑现的汇票，采购洋行货物时，即以庄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华商，但对于钱庄，特别是有实力的钱庄，还是相当认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买办制度。洋买办不仅对当地钱庄的实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现意外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如果到期华商不能支付货款，则钱庄负责向洋行垫支，然后钱庄再去找华商算账，也可以由钱庄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华商收款。这样一来，洋行的货好卖了，钱庄签发的庄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扩大了钱庄的利润并增加了新的业务。华商则获得了短期融资，扩大了业务量。这是一个三全其美的金融创新。而且，这些庄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钱庄或外国银行进行打折贴现，随时得到现金。
当汇丰银行进入上海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外国银行与当地钱庄并存的格局。外国银行的优势在于资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国际汇兑业务。而钱庄的优势在于了解市场，占据着对内贸易签发商业汇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国内货币制度的银钱兑换基础业务利润丰厚，无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汇丰银行有一统金融江?湖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会以其实力将当地各路金融诸侯降服。当横扫其他外国银行的汇票大战以汇丰完胜结束后，它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本土钱庄。由于汇丰能够以很低的成本拉?来中国富人们的存款，加上鸦片贸易融资所获得的高额利润，到19世纪末，其资产总额已高达2.11亿港元，建立了远东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权。汇丰充分利用了自身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大规模使用拆票的办法来控制钱庄的资金。【20】
由于钱庄自有资本有限，对于吃下更多的商业汇票蛋糕，心有余而力不足。汇丰银行正是看准了这一弱点，才将廉价的多余资金拆借给上海的钱庄，钱庄只需将庄票作为抵押jiāo给汇丰，就可以得到信用贷款。因此，上海钱庄纷纷向汇丰银行大量拆借资金。汇丰也可以直接收购市场上已经?被打折过的庄票，进行再贴现，利用存款与再贴现之间的息差获得收益。各钱庄在打折收购其他钱庄的庄票后，本可持有到期获得收益，但为了加快资金周转获得更多利润，只要汇丰出价合适，就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庄票转卖给汇丰，将利润落袋为安后再去做新的贴现买卖。
如此一来，虽然上海的钱庄可以获得汇丰的资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时也由于资金来源受到汇丰的控制，而不得不变为汇丰的附庸。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拒绝拆票或提高拆息来紧缩银根，也可以调高再贴现率，即对钱庄想转卖给汇丰的庄票进行深度打折，使得钱庄无法获得两次打折之间的利差而无利可图，从而迫使他们减缓或停止第一次贴现行为。这将导致全体钱庄由于商业汇票周转放慢，而不得不减少对贸易的融资。最终的后果就是，资金匮乏导致华商无法收购茶农、丝农等土特产品，农民和手工业者被迫降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此时，汇丰背后的洋行股东们“正好”能够廉价吃进，然后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抛出，获得丰厚利润。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国金融势力在与外国金融势力进行殊死抗争时，汇丰银行可以通过拧紧货币供应的水龙头，制造银根紧缩，轻易打垮一切贸易抵抗联盟的反抗。
在汇丰银行把持着清帝国中央银行大位的情况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机构都不可能发展成为足以挑战国际银行家核心战略的竞争对手。
洋买办：中国的特殊现象
“买办”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本意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欧洲商人在市场上负责采购的仆人。后来演变为专指帮助外国洋行在中国扩大生意范围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买办并非外国洋行的雇员，而是身份独立的商人，他们与洋行之间是代理关系，为了取得买办资格，他们往往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生意规模没能达到预期目标或出现亏损，他们的保证金将被洋行扣罚。同样的，如果他们的业绩不错，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润分成。
就纯粹的商业角度而言，买办属于正常的商业代理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进行的不是公平贸易，而是压榨式贸易；外国银行开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务，而是控制货币供应的cāo纵xìng行为，那么问题的xìng质就发生了改变。洋行与外国银行的势力越强，生意规模越大，对中国经?济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外国金融资本扩张势力范围的洋买办，就变成了伤害本国利益的重要帮凶。
从胡雪岩被猎杀的事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洋买办阶层对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与民生的重大杀伤力。没有洋买办的尽心竭力，外国洋行和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那么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业jiāo往，还是控制与cāo纵？正确判断外国金融资本的意图和行为，是一切历史功过与是非评判的核心。
纵观世界各国，洋买办现象几乎是中国特色。无论是在亚洲的印度、日本、韩国，还是在美洲大陆，都不曾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这是中国半殖民状态所独有的现象。在西方扩张的过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亚洲的印度和东南亚稍后被征服，在这些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地区，西方的统治势力可以直接实施垂直统治，而无需借助本地中间人代行控制，所以无需买办阶层费事。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层来代行控制，这个阶层就是官僚与买办阶层。
从更深层次看，但凡统治殖民地，必须要彻底消灭当地的文字，因为文字携带着文明的基因，维持着复杂的民族自我认同和精神归属，征服一个国家却消灭不了它的文字，则统治者要么被同化，要么被驱逐。被统治者从精神和情感两方面认同统治者，是统治成功的唯一选择，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处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殖民帝国，无不首先灭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统治民族完全和彻底地集体失忆，重新接受殖民帝国的精神与情感灌输，以实现其“长治久安”。在当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区的普遍贫穷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时代留下的后遗症。可怕的并不是这些地区的物质财富被掠夺，而是殖民地国家的文字被摧毁所导致的精神世界极度错乱和信仰体系彻底碎裂，要重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却远不像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那样短期就能见效。
中国的幸运就在于顽强的汉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文明体系。无论是英国的狡诈、俄国的贪婪，还是日本的嚣张，都不可能彻底征服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无奈中，西方殖民帝国不得不借重与依靠洋买办来实现财富的掠夺和控制。
在金融高边疆全面沦陷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也好，戊戌变法也罢，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化的状态。
日本当时也同样面对着西方列强的殖民野心，也同样被砸开了通商的大门，可是却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命运。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边疆，外国金融势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货币体系。尤为重要的是，日本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洋买办阶层。因此，外国银行在日本难以开展业务，更别说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脉了。
1863年以来，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携带着高达2亿两白银的资本金，其实力比日本当年的银行实力不知强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维新成功后，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银行资本金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可是，除了汇丰银行尚能运转之外，其他外国银行已纷纷倒闭。而日本本国银行的数量则从零暴涨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维新，几乎完全是在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支持下，完成了工业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跃而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成为亚洲唯一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的成功典范。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边疆，源源不断地为本国的工业、国防和贸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个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
参考文献
〖1〗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2〗 英国国会文件，中国，1884年
〖3〗 英国领事报告，上海，1883年，第230页
〖4〗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8页
〖5〗 字林西报，1879年5月23日
〖6〗 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0页
〖7〗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张国辉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
〖8〗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户部奏，光绪政要(3?本)，财政篇，第2卷，
户部陕西司奏稿，光绪十一年版，第8卷，第4448页
〖9〗 Cocomrce and Diplomacy, Sargent, p49
〖10〗 Remarks Upon a Late Ingenious Pamphlet by an Impartial Hand, John Locke, p19
〖11〗 The Creature from Jekyll Island, G. Edward Griffin, p218
〖12〗 白银资本， (德)弗兰克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93页
〖13〗 货币战争2：金权天下，宋鸿兵编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第47页
〖14〗 鸦片贸易，马克思
〖15〗 沙逊集团在旧中国，张仲礼，陈曾年著，上海社会科学院，1985年，
第35页
〖16〗 山西票号史，黄鉴晖著，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17〗 货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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