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集中反映在林彪出逃后的官方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中。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yīn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１９７１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máo zé dōng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yīn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máo zé dōng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máo zé dōng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pào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９月９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dú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９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７９６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máo zé dōng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９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máo zé dōng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９月１２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６天策划谋害máo zé dōng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máo zé dōng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１３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２５６号专机于１２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máo zé dōng、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yīn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yīn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１１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第２４４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jiāo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１９７７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máo zé dōng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máo zé dōng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yīn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máo zé dōng、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máo zé dōng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máo zé dōng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yào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２５６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９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yào，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xìng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dú，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dú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yào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jiāo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yào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xìng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
探析“九一三”事件的必要xìng
林彪出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当年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guó mín dǎng怀抱做特务的事件。
历史已经承认，máo zé dōng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无可比拟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历史也不会忘记，林彪是一位战争年代战功累累、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的军事家。那么，为什么máo zé dōng错选了林彪，差一点成了林立果暗杀yīn谋的受害者呢？为什么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一反对máo zé dōng“恭维”、“忠于”、“紧跟”的常态，竟要凶狠地谋害máo zé dōng，发动武装政变呢？林彪政治上是怎样演变和堕落的呢？林彪集团是怎样形成和做大的呢？林彪和máo zé dōng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激化的呢？máo zé dōng是怎样对林彪由信任而失望，由怀疑而警觉的呢？林彪是怎样下决心和máo zé dōng决裂的呢？máo zé dōng又是怎样逃过劫难，林彪又是怎样一朝覆亡的呢……
这真是一部深邃神秘、惊心动魄而又充满玄机的“天书”，真是一个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发人深思的“天方夜谭”。其中所蕴涵的让党、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从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角度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防止林彪一类人物的出现和林彪出逃一类事件的发生。
按照“任何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观点，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xìng。但是，对这个必然xìng的认识，与对同林彪出逃事件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并非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全面了，彻底了，经验教训汲取得到家了。何况，围绕整个事件，还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而国内外又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乃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纯粹而恶意的胡编乱造，把水搅浑了，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准确判断。
应当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段并不完全清晰的历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社会，还有不少并不完全理智、完全清醒、完全深刻的受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是从弄清历史事件本身，还是从廓清历史疑团、迷雾，是从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从维护党、国家和领袖形象，是从揭露、批判个人野心家、yīn谋家，还是从对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是从正确、全面、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还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知情权都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九一三”事件进一步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考察探讨。
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也无禁区。因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不论其脸谱如何、过程如何、结局如何、xìng质如何，都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应当予以充分利用，而不应当简单回避和放弃，更不应当刻意掩饰。今天，在政治清明、民主进步、法制健全、社会理智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进一步深入探讨、剖析“九一三”事件。
“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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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和平接班”的政变方式不成，继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又不成的结果，也是他长期以来同苏联修正主义相勾结的结果。林彪的武装政变yīn谋，始自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其中１９７１年春的“批陈整风”期间一度要实施，而在得知máo zé dōng南巡谈话内容后决意下手。汪东兴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yīn谋活动。”“‘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汪东兴：《máo zé dōng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由于林彪曾长期在苏联养伤，与苏联有特殊背景和联系，因此，他反对máo zé dōng的活动有苏联的背后支持，而他出逃的目的地又正是苏联。其中说明林彪出逃有苏联国际背景的材料，是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苏联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活动情况。中央专案组整理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说：“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６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pào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待到９月９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界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dú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９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７９６篇。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二）仓皇决定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是关键时刻的临机决策，也是仓皇之间失去理智的无奈选择。
林彪、叶群、林立果原来估计，máo zé dōng南巡不会很早结束回北京，他到了上海，至少要住些日子，最快也要９月下旬回北京，只要不耽误回北京过国庆节就行了。想不到máo zé dōng一反常规，在上海不但没有住，而且没有下火车，而在由上海回北京的路上，连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都没有停，一路风驰电掣，急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９月１２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６天策划谋害máo zé dōng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máo zé dōng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１３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２５６号专机于１２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máo zé dōng、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yīn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yīn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１１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第２４４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jiāo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１９７７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máo zé dōng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máo zé dōng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yīn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máo zé dōng、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máo zé dōng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máo zé dōng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yào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２５６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９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yào，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xìng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dú，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dú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yào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jiāo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yào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xìng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
探析“九一三”事件的必要xìng
林彪出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当年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guó mín dǎng怀抱做特务的事件。
历史已经承认，máo zé dōng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无可比拟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历史也不会忘记，林彪是一位战争年代战功累累、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的军事家。那么，为什么máo zé dōng错选了林彪，差一点成了林立果暗杀yīn谋的受害者呢？为什么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一反对máo zé dōng“恭维”、“忠于”、“紧跟”的常态，竟要凶狠地谋害máo zé dōng，发动武装政变呢？林彪政治上是怎样演变和堕落的呢？林彪集团是怎样形成和做大的呢？林彪和máo zé dōng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激化的呢？máo zé dōng是怎样对林彪由信任而失望，由怀疑而警觉的呢？林彪是怎样下决心和máo zé dōng决裂的呢？máo zé dōng又是怎样逃过劫难，林彪又是怎样一朝覆亡的呢……
这真是一部深邃神秘、惊心动魄而又充满玄机的“天书”，真是一个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发人深思的“天方夜谭”。其中所蕴涵的让党、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从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角度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防止林彪一类人物的出现和林彪出逃一类事件的发生。
按照“任何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观点，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xìng。但是，对这个必然xìng的认识，与对同林彪出逃事件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并非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全面了，彻底了，经验教训汲取得到家了。何况，围绕整个事件，还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而国内外又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乃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纯粹而恶意的胡编乱造，把水搅浑了，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准确判断。
应当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段并不完全清晰的历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社会，还有不少并不完全理智、完全清醒、完全深刻的受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是从弄清历史事件本身，还是从廓清历史疑团、迷雾，是从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还是从维护党、国家和领袖形象，是从揭露、批判个人野心家、yīn谋家，还是从对干部、群众进行民主法制教育，是从正确、全面、深刻汲取历史教训，还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知情权都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本着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对“九一三”事件进一步进行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考察探讨。
科学无禁区，科学研究也无禁区。因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任何一桩历史事件，不论其脸谱如何、过程如何、结局如何、xìng质如何，都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应当予以充分利用，而不应当简单回避和放弃，更不应当刻意掩饰。今天，在政治清明、民主进步、法制健全、社会理智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进一步深入探讨、剖析“九一三”事件。
“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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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六章 邀请剑神之剑弑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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