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一枚舰对舰导弹——这是战斗中首次发shè舰对舰导弹。接着又发shè了第二枚。“埃拉特号”迅速沉没。

  世界各国的海军都研究了这次事件，但是没有哪一国的海军比以色列海军研究得更深入。敌人得出结论，其海军的主要打击力量今后应以装备舰对舰导弹和鱼雷的攻击快艇组成。他们从法国购买了十二艘“萨尔”级快艇，并且开始在海法造船厂建造他们自己的“雷谢夫”级快艇，每年建造两艘。（第一艘于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九日下水。）与此同时，他们设计了一种更轻的快艇——“达布尔”级。“雷谢夫”级和“萨尔”级均装有以色列制造的“加布里埃尔”式舰对舰导弹。四百一十五吨的“雷谢夫”级装有七枚“加布里埃尔”式导弹，航程一千五百海里，最大速度三十二节，乘员四十五名。与此相比，“达布尔”级只有三十五吨，乘员六名。它可以装上鱼雷发shè管或机qiāng。一辆坦克运输车就可以把它从地中海经由陆地运送到红海。（我们估计，在十月战争以前，敌人已经建造了二十艘“达布尔”级快艇。）

  尽管改变了重点，以色列人还是认为，如果没有空中力量的支援，其海军仍然不能向我们的海军挑战。因此，在整个消耗战期间，他们的合乎逻辑的对策就是以其空军对付我们的海军。敌人在苏伊士湾中游弋，袭击我们的航船，而我们的排水量大得多的舰艇，却不能在不招致毁灭xìng空袭的情况下向他们的舰艇挑战。即使在港口内，我们的海军也容易遭到袭击。我国有限的防空力量已经拨给苏伊士运河前线的部队，以及用于保护主要的城市和工厂。我们在红海的海军停泊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袭击之下。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的海军虽然远比敌人强大，但是几乎无能为力。一九六七年以后，总司令部决定在能够提供空中掩护之前，放弃发展海军并使之现代化的想法。这一决定并不出人意外。

  根据上述惨淡的现实，我得出了就任参谋长以后的第一个结论：我们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歼灭西奈半岛上的敌军重兵集团，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我们的力量只允许我们发起有限的进攻。我们的目的可以是跨过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然后采取守势。任何更加富有进取心的进一步行动，都需要更新装备、改革训练和加强准备。

  有四大因素促使我得出了上述结论。首先是我们的空军力量弱。这是一个根本的弱点，因此在整个制订计划的过程中，我都极力不使我们的空军与敌人的空军发生直接冲突。从一开始，我就采纳了两条主要原则。第一，避免发生空中遭遇战。第二，在敌人极少可能获得空中掩护的地方，使用我们的空军突然袭击地面目标。我的意图主要是让敌人的地面部队和地面目标领略一下我们的空军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时又使我们的空军避开空战。我确信，除非我们谨慎地、深思熟虑地使用空军，否则我们只会第三次失掉空军（这次将在空中失掉）。

  导致我得出只能采取有限行动这一结论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的萨姆导弹在进攻中使用时具有局限xìng。在消耗战的后期，我们的萨姆导弹阵地显示了它们的效用。以色列飞行员千方百计地避开这些阵地。敌机只要从shè程以内飞过，萨姆导弹就击毁了它们。我确信，即使在抗击我们的突击时，敌人的飞行员仍会小心翼翼地避开萨姆导弹。如果他们胆敢碰一碰，我们就能让他们付出代价。可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萨姆导弹是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

  我们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中获得了痛苦的教训：若缺乏有效的空中掩护，暴露的地面部队很容易被打垮。而从消耗战中，我们也明白了在打击据有坚固工事的部队时，空袭的效果有多差。从逻辑上讲，我军向运河以东推进必然需要以萨姆导弹为基础的防空配系的支援。我的判断是：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们能够跨过运河并且向东推进大约六至八英里，同时仍处于我们紧挨着运河西岸部署的萨姆导弹的保护伞之下（我们可以将萨姆导弹部署在战时迅速构筑的野战发shè场上）。但在到达那条地线后，我们必须停止前进，挖壕据守，并且重新组织我们的防空配系。如果让地面部队超过那条地线，而又没有机动萨姆导弹跟进掩护，那就会招致灾难。

  我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需要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只有三百万居民的以色列，战时要动员其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它不能长期维持这种动员水平而不损害它的经济和使其服务行业陷入瘫痪状态。因此，以色列人始终优先考虑两点。第一点是避免伤亡。不管损失了多么先进和昂贵的装备，他们都会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后台老板总是会火速供应更多的装备的。但是损失一兵一卒，就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他们优先考虑的第二点是打闪电战。对他们来说，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冲突是最讨厌不过的了。因此，如果我们跨过运河之后，能在河东六至八英里或者稍远一点的地方巩固阵地，我们就可以迫使敌人选择最艰难的行动方案。敌人将不得不对我们的阵地发起冲击，使我们有机会从空中和地面打击他们，给他们造成沉重损失。我们只要花最小的代价，就可以随意延长冲突的时间。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最简单，那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参加过五次战争，因此深信。平时的演习不管多么逼真，都不能对部队产生战争带来的那种心理效果——在战场上支配士兵行动的恐惧与勇敢、谨慎与莽撞jiāo织在一起的心理状态。为了训练官兵进行势必要到来的大战，我们首先需要一次小战，亦即采取一次有限的行动，以便获得我们的大多数士兵所缺乏的战斗经验。此外，这种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xìng也很大，这一胜利对于恢复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就被打败过三次的武装部队的士气说来，将大有裨益。在我看来，仅凭这一条理由，我们的头一仗就应当是一次只冒适当风险的行动，而不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冒险行动。

  “四十一号行动”和“高尖塔”

  到一九七一年七月初，我就任参谋长不到两个月，就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迪克将军提出了采取有限行动的计划。他断然拒绝了我的计划。

  他说，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毫无价值。从政治上讲，它将一无所得，因为西奈仍将处于敌人的占领之下。从军事上讲，它给我们造成的难题将比给以色列人造成的麻烦更多。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得到了运河的屏障。运河对于敌人的突击或袭击说来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将防御阵地移过运河，不仅会失去运河这个屏障，而且会形成穿过运河上的桥梁的脆弱补给线。萨迪克确信，到我们真正发起进攻的时候，那就必须是没有限制的强大进攻，干净利索地迅速横扫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带，歼灭敌军重兵集团。

  我说，他的主张如果有可能办到的话，我可以同意。但是，我们怎能办到呢？我们没有必要的手段，而且我也看不出在近期内会获得这些手段。萨迪克说，如果苏联向我们提供所需的装备，我们就能够在一年或许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发起攻势。我没有附和他的这种乐观的估计，而是再次说明了导致我提出比较有限的计划的那些分析结果达对此，萨迪克置之不理。他要我拟制一份解放所有失地的计划。

  我不能表示同意。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们需要大量的装备，但是许多装备尚在研制之中，有许多装备苏联又不准备给我们。即使苏联人向我们提供，我们也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掌握这些装备，使之完全纳入我们的空军和防空配系。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萨迪克将军接受了折衷方案。实际上，他是极其秘密地接受了两个折衷方案。公开的折衷方案是，他同意发起有限的进攻，但是这种进攻至少要夺占运河以东三、四十英里处的西奈各主要山口。我们称这个计划为“四十一号行动”。事实上，它的唯一优点就是所需的装备比横扫西奈的大规模突击要少，因此向苏联人提出的补给清单将不那么吓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要同苏联顾问充分合作，使之能对我们在武器装备方面的需要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这种计划工作不妨被视为继战略演习之后的富有教益的练习。

  与此同时，萨迪克和我达成了真正的妥协，亦即在制订“四十一号行动”计划的同时，在对苏联人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计划另一项行动——“高尖塔”行动。此项计划将比较注意从我国武装部队的实际能力出发，而不是以尚待获得大量武器供应才会拥有的空想的能力为基础。其目的就是我所规定的有限目的——突至运河以东五、六英里处。到一九七一年九月，虽然在参与制订计划的极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这项计划，甚至连计划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但是“高尖塔”的大纲已经拟妥。这是埃及第一个现实的进攻计划。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四十一号行动”计划也已拟妥，并附有所需武器装备的冗长清单。吸收苏联顾问参加，依然未能防止发生长时间的老调重弹的争论：苏联人指责我们夸大了需要，埃及人则指责莫斯科迟迟不供应进攻xìng（不是防御xìng）武器。直到萨达特总统和萨迪克将军一九七一年十月飞往莫斯科，同苏联做成了迄今最大的一笔武器jiāo易，“四十一号行动”的需要也没有全部得到满足。尽管这笔jiāo易可使我们获得一百架米格-21MF飞机和一个萨姆-6机动地对空导弹旅，如果我们挥师向东，越出了固定的萨姆导弹保护伞，我们的防空力量仍将太弱，无法挫败敌人的空中袭击。

  但在那时，我更担心的是萨达特总统的举止。除了技术上的限制以外，另一个抑制因素是：即使新装备马上到达，我们也要花六个月的时间——亦即直到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能使之完全编入部队并为部队所掌握。掌握一种新的武器系统不象拿起刀叉那么容易。可是，总统却不断地擂动战鼓，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说中将一九七一年称作“决定xìng的一年”。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就宣布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说，这是为了显示其年前就开战的决心。在埃及宣传工具欢欣鼓舞地作出的猜测中，就差发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了。

  我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去找萨迪克将军。我说：“总统使我们很为难。如果今年真的开战，他就使我们失去了任何可能达成的突然xìng。如果今年不开战，他就是在给以色列制造打击我们的借口，至少也是让以色列得到了要求美国提供更多武器的借口。”萨迪克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已经同总统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还说：“我认为总统是在搞政治讹诈。”

  我不那么喜欢这种讹诈。仅仅是为了保证在政治当局迫使我们发动进攻时不会措手不及，我着手准备实施“高尖塔”计划。但是，“决定xìng的一年”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一九七二年，我们的两个计划不断完善。“四十一号行动”改称“花岗岩二号”行动，但是除一些细尾末节之外，其他一切——目标、部队、进攻方向等等——依然照旧。“高尖塔”计划同样也无多大变更。

  进入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后，我的判断仍与一九七一年的判断相同。“高尖塔”是唯一可用我们现有的力量实现的计划。“花岗岩二号”仍是纸上谈兵，以现有的手段不可能实现。诚然，“花岗岩二号”具有一定的魅力，攻占山口将是十分辉煌的胜利。然而，此举不可能办到的三条理由依然未变：我们的空军实施侦察、提供空中掩护或支援地面作战的能力有限；我们缺乏弥补上述弱点的机动萨姆导弹，我方地面部队的jiāo通运输易遭袭击。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就向沙漠地区推进四十五英里，这无异于再次自寻死路。

  “巴德尔计划”之形成

  一九七二年十月底，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接替了萨迪克将军。年初，伊斯梅尔·阿里在担任国家情报局局长期间写过一份报告。这是一份对中东局势进行政治和战略估计的报告，专为总统所写，但也发给上层极少数人。我从这份报告中知道了他对战争的一般看法。伊斯梅尔的结论是：埃及尚未作好战争准备。他警告说，在目前情况下，埃及发动或领导的任何攻势，均有可能导致灾难。因此，当我谒见新国防部长，向他汇报我们的计划及其产生经过时，我提醒他勿忘他曾经写过的东西。

  我说：“自从您写过报告之后，武装部队的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空军和机动防空配系的情况则尤其如此。”然而，我接着说道：“尽管如此，我确实相信我们能够发动一次目的有限的进攻。”在我向他呈示了“花岗岩二号”和“高尖塔”这两个计划并且陈述了我对这两个计划的分析之后，伊斯梅尔同意我的看法：用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花岗岩二号”计划；我们应当执行“高尖塔”计划。一九七三年春季——六个月之后——被定为可能发动进攻的日期。

  此时，若yù定妥最后的细节，就必须让更多的军官讨论计划。在这些讨论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很突出：“我们预期敌人将在何时以及如何发起反击？”这个问题触及了计划工作的核心。敌人发起反击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它要花多长的时间进行准备，以及我们向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目标。

  在一九六八年以来的历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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