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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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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习中，亦即在最初的不切实际的“花岗岩”计划仍然生效的岁月里，我们曾经设想在渡河后十五至三十分钟内遇到分队规模（从几个坦克排到一个加强坦克营）的反冲击。巴列夫防线上的敌军及其部署在防线后方不超过五英里处的前方装甲部队将组织这些反冲击。两小时内，敌人配属于巴列夫防线的三个装甲旅的其余部队（部署在巴列夫防线后方十至二十英里处）大概会投入战斗。然而，即使仅仅抗击这些部队，我们的突击部队也应当具有足够的规模。敌方用于防守西奈的主力部队——另外的四个装甲旅和四个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的步兵旅，从东边的基地出发，越过西奈去投入战斗，显然需要一些时间。至关紧要的问题是：要花多少时间？“花岗岩”计划设想，在这些部队发起协调一致的反击之前，我们将会争取到三十六至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们能有这么多的时间吗？

  这将取决于敌人能有多长的警报时间。我们对这段时间的估计不断加长。起初，我们的作战部估计：我们的欺骗计划有可能在足够长久的时间内保住准备活动的秘密，因此可以防止过早地引起敌人的警觉。但是，他们认为，以色列肯定会在三天前有所察觉。该部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可在我方发起突击后仅仅二十四小时，就发起大规模反击。后来，我们的国防情报部又作了更加悲观的预言。它估计，敌人将在我方发起进攻的整整十五天之前发觉我们的意图，这就给了他们充分的时间，使之可以在我们发起突击之前动员部队并把不少于十八个旅的部队调到西奈。根据这种灾难xìng的预测，大规模反击可能在H+6小时至H+8小时之间发生。（H时是发起冲击的时间，H+6是发起冲击后六小时。）坦率地说，国防情报部部长是在为自己留后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不会背上黑锅。尽管如此，国防情报部的观点依然反映了技术专家们所谓的最严重的危险。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危险。

  实际情况是，我们的计划设想头几波步兵只带轻便武器乘橡皮舟渡河。门桥将在H+5小时左右开始载运装备过河，桥梁将在H+7至H+9小时左右架通。根据门桥的载运能力和桥梁的通行能力，我们可以计算出坦克和重装备需要多久才能大批抵达第一线步兵分队的所在地。结论是：桥头阵地上的各个师不能指望在H+10小时之前获得装甲支援去抗击敌人的反击。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其实很有可能在H+12小时之前都得不到装甲支援。按照国防情报部预测的时间计算，我们面临着四至六小时的危急时刻。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设法弥补这段空隙。我们想出了以下办法：

  一、增加配备给先头步兵部队的轻便反坦克导弹。为了加强先头步兵部队，不仅战略预备队，而且所有不参加最初渡河行动的部队或兵团的建制反坦克导弹都抽调出来了。这是一着险棋，然而却是使先头部队能够击退装甲进攻的唯一途径。（我们还设想，一旦我们的坦克渡过运河，就将这些额外的反坦克导弹归还原部队。）

  二、加紧敌后活动，尽量迟滞反击部队之到达。

  三、缩减步兵突击群原定的推进距离。现在，他们将奉命在运河以东大约三英里处挖壕据守，两翼折向河岸。在继续推进之前，他们将在那里等待重型支援武器。通过收缩各个桥头阵地，我们就可以集中防御火力，提高每英里正面上反坦克导弹的密度，从而增大击退反击的可能xìng。这些范围有限的新桥头阵地还可以得到运河西岸我方pào兵火力和反坦克火力的支援。此外，步兵亦将完全处于萨姆导弹的保护伞之下。（我们的想法是，萨姆导弹将留在运河以西，位于敌方野战pào兵的shè程之外，直到敌方pào兵被歼或被逐退为止。起初，在萨姆导弹艰难地向前转移之前，运河以东萨姆导弹保护伞的纵深将十分有限。）

  对于在尽可能宽的正面上跨过运河的计划，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即使在那次重新审查时也是如此。早在一九六八年，这已经就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了。

  首先，如果集中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突击，那么，我们的部队在渡河前的集结期间以及在渡河过程中，就会成为敌方理想的空袭目标。第二，我们的几个步兵师目前在运河西岸进行防御，各自负责运河上的一个地段。让它们在原先的地段投入进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我们的突击部队可以呆在他们的防御阵地内。每个地段内的防御工事——堑壕、掩蔽部、掩体等等，均可用作突击前集结兵力的场所。（构筑新的集结地域会引起敌人的警觉。）我们可以减少突击部队的运动，从而减少敌方先发制人的可能xìng。第三，如果敌人随后决定在整个正面上发起反击，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我们的坦克、反坦克pào和反坦克导弹击退敌军反击的可能xìng就会增大。在对付敌方密度较低的机群时，我们的萨姆导弹也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在这些情况下，敌人摧毁某个师的桥头阵地的可能xìng就会极小。第四，如果敌人转而决定集中力量攻击个别地段，一、两个桥头阵地可能失陷。然而，我们可以从幸存下来的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桥头阵地出击，收复暂时丧失的桥头阵地。

  事实证明，我们为了适应国防情报部对反击速度的悲观估计而作的一些改变，是对计划所作的最后的重大修改。当我们投入战斗时，进攻的计划如下：

  一、用五个步兵师（各加强一个装甲旅以及从其他部队抽调来的反坦克导弹和轻便萨姆导弹分队）在五个地段上突过苏伊士运河，每个地段宽三英里。

  二、目的是逐步摧毁巴列夫防线和击退敌人的反击。

  三、到H+18至H+24小时，五个师桥头阵地的纵深要扩展到五英里左右，每个桥头阵地的正面约宽八英里。

  四、到H+48小时，这些师应弥合五个桥头阵地之间的空隙，形成两个军团桥头阵地。到11+72小时，这两个军团桥头阵地要连成一个武装部队桥头阵地，伸入运河以东六至九英里。

  五、部队构筑工事，并在新阵地上实施防御。

  六、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和海上登陆部队，以便摧毁敌军司令部和迟滞其预备队之开进。

  将近一九七三年四月的时候，伊斯梅尔·阿里将军要我扩大计划，以便突至各山口——这实际上是使“花岗岩二号”计划复活。在比上次为时更久的讨论中，我再次历数了各种困难。伊斯梅尔无法从我的分析中挑出毛病来。最后，他说了实话。这是一项政治指令。萨达特总统正与叙利亚政府接触。显而易见，如果叙利亚人发现我们的计划只限于占领运河以东不足十英里处的一条地线，他们就不会与我们并肩战斗。我的回答是：从军事上讲，这次我们宁愿单干。我们的胜利将会促使叙利亚人同我们一起参加尔后几个回合的战斗。伊斯梅尔拒绝了这个方案。他们已经认定，同叙利亚结盟是政治上的主要行动。我重申了目前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实现“花岗岩二号”计划。

  最后，伊斯梅尔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让我在渡河计划之外，再拟制一个向山口发展进攻的计划。他说，这样就可以让叙利亚人满意。但是他答应，除非情况十分有利，否则决不执行这个计划。伊斯梅尔说道；“假如在我们渡河的过程中敌人的空军遭到了沉重损失，假如敌人因此决定从西奈撤军，我们能说‘呆在原地不动，因为没有计划’吗？”

  我讨厌多此一举。但是，我只得服从，并且保守秘密。即使在这部回忆录里，我也不愿泄漏这个计划，但是我必须说出事实真相，而不管这些事实有多丢人。因为，象人一样，国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的。我们奉命拟制和分发了一个进攻山口的计划——“花岗岩二号”计划的最新修订本。但是，至少对于自己的部队，我们没有隐瞒真相。各军种和军团司令部均被告知。这两个阶段——渡河和向山口推进——是完全独立的。在他们向下属军官下达指示的时候，应当详细说明渡河计划，对于向东发展进攻，只能极其笼统地提一下。事实真相是，我和我的部属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会执行第二阶段的计划。我们使用的词句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说：“经过一段停顿之后，我们将向山口发展进攻。”这是军事上的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说．在采取第二步行动之前，我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下整个局势。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保证完成第二步呢？这个问题也使伊斯梅尔担心。不过，他那时对什么都担心。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天，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要开战了。如果一切顺利，没有人会把功劳记在我们的账上。如果出了毛病，那就要寻找替罪羊了。”他十分担心我们的计划失灵，因此我力图用我对计划所抱的信念去安慰他。伊斯梅尔回答说：“那很好，但是最好由总统下达一个授予我们明确任务的指令，这个任务应是我们的武装部队力所能及的任务。有了这个指令，我们就不会面临力不胜任的新任务了。”

  伊斯梅尔曾经两次被纳赛尔撤职，精神上的创伤很深。在采取任何步骤之前，他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留后路。他坚持要求一切都要以文字为凭，不仅对上级如此，对其部属亦然。但是这次我支持了他，因为我们都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我说：“我认为不管总统是否下达那样的指令，我们都会开战。不过，搞到一份这样的指令，倒是个好主意。”

  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将近九月底的时候，伊斯梅尔将我召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已经得到了指令。除一句话之外，这份指令都是官样文章。这句话是：“武器部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和遂行战斗。”这样，从理论上讲，武装部队就可以拒绝接受任何力所不及的任务了。我祝贺伊斯梅尔得到了这份指令。他要我在指令上签收。我毫不迟疑地拔出钢笔，在指令的下端写上“我们必胜”，并且签了名。

  最后几乎就剩下给这次行动命名了。显然需要一个比原先的计划名称——“高尖塔”更能鼓舞人心的名字。就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亦即发起突击前不到一个月，最后选定十月六日为D日（进攻发起日）。按伊斯兰历法计算，那是一三九三年斋月第十天。在公元六二四年的斋月里，先知穆罕默德的部队在巴德尔之战中赢得了第一次胜利。于是，“巴德尔行动”这个名称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章

  重建部队

  要控制由大约一百万人组成的武装部队，问题必然不少。当我一九七一年五月被任命为参谋长时，我们约有八十万人的现役部队。在十月战争前不久，总兵力扩充到了一百零五万人左右。加上在战争前夕和作战期间动员的十五万人，武装部队总兵力达到了顶峰——一百二十万人。

  我已经解释过为何只有不到半数的兵力可以调往前线作战。尽管如此，我的职责仍是统管全军。总司令部协助我工作。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名军官和两万名士兵的机构。其上层是四十名将官，他们担任我的助手和直接部属。这只是头一个层次。武装部队分成十四个司令部和军区：海军、空军、防空军，第2军团、第3军团、伞兵部队、别动队、红海军区、北部军区、西部军区、中央军区、中部军区、南部军区和塞得港军区。在我和战士们之间隔着七个指挥层次。

  我决心找到绕过这套官僚主义体制的途径。与此同时，训练先于一切。参谋长要负责训练整个武装部队。然而，主要的、直接的职责是训练上层各直属司令部。我首先从前面列举的那些单位训练起。

  许多训练工作业已开始。一九六七年以后，举行过一系列的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有的只涉及个别司令部，其余的演习则着重各司令部之间的协同。我在就任参谋长后的第五天，亦即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指挥了“解放十八号”演习。（我指挥的最后一次此种演习是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始的“解放三十五号”演习。）每次演习持续三至六天，旨在提出在真qiāng实弹的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指挥的十八次“解放”演习中，我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与他们同吃同住，心情舒畅地摆脱文牍工作。这些日子是我担任参谋长期间最快乐的日子，并且使我回想起了担任战地军官的那些岁月。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我经历过那样的岁月，我才对自己同战士们之间的鸿沟感到十分担心。我从来都不满足于通过部属下达命令和接收报告，而宁愿经常同前线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直接接触。在以往的指挥岗位上，我都设法做到了这一点。在担任营长时，我天天同士兵见面。在担任旅长时，我每星期看望士兵一次。在担任特种部队（大部分驻扎在因沙斯这一处基地上）司令时，我仍能每星期和大家见一次面。甚至在担任战线宽达六百英里的红海军区的司令时，我也没有哪个月不巡视一下部队。现在我担任了分散在三十九万多平方英里国土上的庞大军事机器的参谋长，显然不可能保持定期亲自巡视部队的传统了。然而，恢复这一传统的实质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作为参谋长只依赖传统的指挥系统，在我和战士们之间的七个层次中，只要有一个层次失灵，总司令部的工作就会瘫痪。

  这不是自吹自擂地搞个人迷信。因为，我一向是热情地关心细小战术问题（班、排、连战场技能）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如果年轻的军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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