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章

  渡河之前，首先要进行动员，而且要不使敌方警觉。可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动员体制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动员体制之一。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们的解决办法竟然成了十月战争之前麻痹敌人的最有效的因素之一。

  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动员才成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在那时以前，我们没有预备役人员。从理论上讲，士兵服完现役后要服预备役九年。实际上，我们的预备役人员已经都留在军队内了。一九六七年以后，我们作出了一项政治决定；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不管何时服役期满，一律留队，直到收复失地为止。消耗战的经验表明，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巨大的人力需要，以便警卫全国各地的重要设施，防范敌方的袭击组。但到一九七二年年中，我们的武装部队已有将近一百万人，出于经济和士气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将一些士兵转人预备役。义务兵们已经入伍六年多了，可是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退伍。对于士兵中极度渴望就业大学毕业生说来，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一九七二年六月，我们决定于七月一日将三万名士兵转入预备役。我立即就面临了下述问题：如何才能使他们重新回到军队里来？

  我国现行动员体制的缺陷很突出。我们保管着每名预备役人员的卡片（记有重要的统计数字、受训情况和专长），并且根据卡片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但是，卡片上只有预备役人员的出生地，而没有退伍后的地址。（可想而知，我们不可能密切注视那么多的预备役人员的踪迹。）卡片还经常出现差错。结果，受过某种武器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可能被分配到装备另一种武器的部队中去；技术不熟练的人员可能被分配去担负技术xìng很强的任务。处理卡片时，既没有电子计算机，甚至也没有自动分类机，而手工分类又太不准确，以致某一专业的人员往往征召得太多，另一专业的人员则征召得太少。

  对应召而来的预备役人员的处理过于集中。每个预备役人员均须向设在开罗的动员中心报到，经过检查，领取背囊和qiāng支，然后前往某个训练中心（步兵、装甲兵或pào兵训练中心）。训练结束后，即分配到某个部队——通常是他以前从未呆过的部队，那里到处是陌生的面孔。更糟的是，征召来的预备役军官往往是他们过去的指挥官急于撵走的人。总之，这套制度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出现差错的可能xìng极大，到头来很可能竟由招人讨厌或者力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一批茫然若失的陌生士兵。士气和纪律坏到了可想而知的地步。

  作为对比，我研究了世界上最有效的三种动员体制——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的动员体制。我摒弃了瑞士的体制。这种体制允许预备役人员将制服和随身武器保存在家中。我国政治当局决不会允许这样做。此外，瑞士的武装部队绝大多数是最容易动员的步兵。我发现，以色列的体制本质上是瑞典体制的修订版。之所以要修订，主要是因为瑞典的体制体现了只为防御目的而动员的精神。

  在瑞典，所有的重武器都贮存在将要使用它们的那些地区内，亦即根据防御计划进行部署。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必须居住在当地或其附近。如果某人迁往别处，就由当地的另一个人替补。每支预备役部队都是一个不断发展而又始终带有地方xìng的团体。这是一种绝妙的体制。它将动员时间缩短到了最低限度，年度训练也容易进行，同一部队里的人几乎都彼此熟悉，而且保家成了卫国的再好不过的功机。在缺点方面，这种体制缺乏灵活xìng，而且敌人可以据以摸清瑞典的防御计划。

  我决定修改瑞典的体制，使之适合我们的特殊需要。瑞典的全民皆兵不合我们的需要。对我们的威胁来自以色列，我们必须在以色列当面集结重兵。但是，我们可以采纳下述主张：以贮存在部署地点附近的武器为核心，组建始终配有人员的预备役部队。鉴于义务兵役法实行后，每名退伍的义务兵要服九年的预备役，因此我计划在九年内逐步建立预备役部队，每年组建九分之一，九年之后每年以新的预备役人员替换已服满预备役的人员。然而，即使只为此项计划搭一个架子，也可能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在这之前，我决定使正规部队的实力保持在比战时实力少百分之十五左右的水平上，缺额用在各部队当过义务兵的预备役人员补充。

  头一步措施是彻底检查卡片的准确xìng，然后采用自动化装置和电子计算机，以便能够按部队、退伍日期或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或者甚至可以按分得更细的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下一步措施是在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地区开设一百个动员中心。（计划最终在埃及全境开设三百五十至四百个动员中心。）转入预备役的士兵应将制服jiāo给最近的动员中心。被征召后，他到该中心将便衣换成制服，然后前往自己的部队。在过渡阶段，他所去的部队将是他过去所呆的那支正规部队，原先的战斗岗位和老战友们将在那里等待着他。然而，在将来某个时候，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将前往专门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其武器装备平时贮存在仓库中并由一批正规军骨干进行保养。我们估计，这些预备役部队可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好战斗准备。

  我偶尔发现瑞典参谋长正在埃及进行私人访问，于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借座军官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他。我们的谈话是纯军事xìng的。但是，当我请他介绍其动员体制时，他以瑞典严守中立为理由避而不答。我表示歉意，丢开了这个题目。他回国后，想必是记起了已经公开发表过许多情况，因此在八月四日寄给我一封信，附了几篇关于其动员体制的文章，并邀请我们选派两名军官花两个星期的时间研究这一体制。我挑选了两名合适的军官，并且告诉他们我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十月十四日，他们十分兴奋地踏上了前住斯德哥尔摩的旅程。他们后来所写的报告使我确信，埃及可以在九年之内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动员体制之一。我十分感激瑞典人。

  我们的过渡体制于一九七二年六月生效，刚好赶上接受一九六七年以来的头一批新预备役人员。（我们未能及时设立最初的一百个动员中心，因此并非所有的首批预备役人员都纳入了这个体制。）另一批官兵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复员，第三批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底复员。总共复员了十万多名官兵。我们立即演练了重新征召他们入伍的活动。这个动员体制十分有效。我原先估计预备役人员要花四十八小时才能到达他们的老部队，但是我们发现，经过演练，相当多的人可在二十四小时内到部队报到（我很高兴地获悉，他们通常受到了老战友们的热烈欢迎）。部队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好了战斗准备。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至十月一日，我们动员和复员预备役人员共二十二次，他们在现役部队内有时只呆几天，有时逗留两个星期。这种演练使动员体制臻于完善。更重要的是，敌人对我们的动员习以为常了。动员变成了例行的训练活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我们开始了另一次动员，并且通知预备役人员将在十月七日复员。九月三十日，我们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告诉他们将于十月十日复员。十月四日，作为最后一项欺骗行动，我们复员了二万名预备役人员（其中有些人是九月二十七日被征召的）。敌人上当受骗，没有动静。我再次松了一口气，但是稍稍有点惊讶。只要细心进行统计就会发现，在最后两次动员中，我们首次将一九七二年六月以后复员的每个人都召回来了。换句话说，战争本身就是对新体制的首次全面考验。它经受住了考验，很管用。我有时扪心自问：如果没有这种体制，我们怎能把敌人糊弄住？

  寻求武器

  士兵们对于并肩战斗的战友要有信心。这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基础。士兵们对其装备也要有信心。我认为，不言而喻，在给战斗部队引进任何一种新武器、新思想或新原则之前，均须向生死存亡均可能取决于它的那些人显示其效率。否则，他们就不会相信它，从而也就不会正确地运用它。我规定，引进任何一种武器、思想或原则都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充分的试验，看看在战斗条件下是否管用。我偕同技术顾问们参加试验。为使试验项目适应我们的需要，可能要进行好几次试验。下一阶段是在战斗条件下进行一系列的示范表演，供所有与这种新原则或新装置有关的人员观看、我也出席观看这些表演。这就是说，我们的步子是审慎的。但是，了解的加深和信心的提高充分证明了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的发明创造主要不是新武器。我们部署的轻便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也许比敌人预期的多，但是这些武器却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革新主要是在训练和技术方面，而且决心也比过去更大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孜孜不倦地寻求可能对我们有所稗益的新武器装备。我想起了两个例子。

  一九七三年五月，叙利亚参谋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告诉我说，他的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桥梁，它不是简单地架在运河上，而是一头翘起，架到沙堤的顶端——一种浮桥与架空桥合二而一的桥梁。五月三十日，这位工程师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参加会议，与会者除我之外还有我们的工程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和当时正在制造样桥的提姆萨工程公司的一位董事。我们将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了试验阶段，但其缺点难以克服。我们放弃了这项工作，并在九月二十三日——离发起进攻只有三个星期——让这位工程师返回叙利亚。

  有一种比较先进的装置只是出于时间关系而未来得及使用。这是一种传感器，它可以从高空飞机上通过探测温度的微小变化而发现隐蔽的或地下的物体。这是石油和采矿公司使用的一种很有希望的装置。它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物体对热量的吸收和散发率各不相同。这样，地下水管或油管的热象图就与其周围的泥土不同，车库内坦克的热象图也与车库本身的热象图不同，依此类推。一九七三年五月，一位在美国中西部某大学工作的埃及学者突然寄来一封信，向我推荐这种传感器。我们的国防情报部显然怀疑此人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把这位学者召回来安排一次表演。表演场地是精心选择的一片沙漠地，那里没有任何军事秘密、那种装置的灵敏度高得惊人，它从很高的空中探测到了小至零点二度的温度变化。但是此时已是一九七三年八月，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

  我确实想搞到的一种装备是气垫船。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应邀接见了一位公司代表。他提供的各种型号的气垫船的确十分动人。我记得，有一种气垫船可以载重十七吨，航速达到六十节。但是，它们主要是为民用而设计的，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陈述了我的需要。“您能提供一种载重五十吨、航速三十节的气垫船吗？我需要速度，但是载重量更重要。我需要一种载运坦克的飞车。”他回答道：“从技术上讲，我想我们能办到。我们将研究您的要求，并将研究结果尽快通知您。”当年九月，他又来了，带来了图纸和一个模型。该公司的设计和xìng能规格都符合我的要求。我需要五艘。但是，尽管我大力申辩，还是被上级否决了，因为价格太贵，我们力所不及。于是，这项计划就束之高阁了。

  当然，我需要这些气垫船将一支小规模的中型坦克部队运过提姆萨湖和苦湖，增援我们的装备轻得多的两栖部队。我在这里提到这项计划，只是因为我确信作为载运坦克的工具，气垫船注定会在未来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及大肆吹嘘的秘密武器——“征服者”式导弹没有露面。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其中有一段可悲的隐情。自从六十年代初期首次披露埃及拥有在外国技术人员协助下自行制造的短程弹道导弹之后，“征服者”式导弹在埃及民间一直传为佳话。据说，其shè程达一百多英里。这种消息的泄露似乎很使当局高兴。早在一九六七年以前，装在长卡车上徐徐驶过的“征服者”式导弹就成了每次阅兵式必不可少的节目。我们在一九六七年遭到失败之后，人们当然要问：“‘征服者’式导弹哪里去了？”没有答案。

  身为武装部队中的一名将领，连我也对这种武器毫无所知。但在担任参谋长之后，我有责任了解情况。对我最初的探询所作的答复使我十分吃惊，因此我决定揭露全部真相。虽然总有一天要告诉埃及人民，但是我这里仍不想探究那些丢人的细节——浪费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秘密地中止研制工作，以及后来当局由于害怕承认真相而进行欺骗宣传。我只谈一谈我所面临的局面。导弹研制计划业已取消，技术人员已被遣散，已经制造出来的几枚导弹则存放在仓库中。

  我下令进行试sh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参观了试shè。事实证明，“征服者”式导弹的确十分原始。其最大shè程不到五英里，与120毫米迫击pào的shè程差不多。但与迫击pào不同，“征服者”式导弹重达两吨半，难以在战场上机动。它还很不准确。其shè程和方向全靠调整发shè台的倾角和方向进行控制。即使用同一高低角和方位角发shè成功，弹着点之间也相距九百码之远（这就意味着决不能向距我军防线半英里以内的敌军发shè这种导弹）。“征服者”式导弹的唯一优点是弹坑大。在正常土质条件下，弹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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