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径达三十码，深度在十二码以上。“征服者”式导弹是中世纪式的武器，只不过弹头的破坏力较大而已。

  “征服者”式导弹有一个小兄弟——“胜利者”式导弹。在同一次表演中，也为我发shè了“胜利者”式导弹。它体积较小，重量较轻，shè程更短。这意味着它虽然比“征服者”式稍微准确一点，但是使用时仍须小心。我们的军事技术学院研制了一种发shè架，一次可以发shè四枚导弹，因此使用起来尤其要小心谨慎。

  尽管如此，有胜于无。我决定部署这两种导弹，并且改用新名称。在进攻发起日之前的三个夜间，较小的那种导弹（改名“橄榄”式）运到了既设阵地上。但是“征服者”式导弹（改名“无花果”式）的部署却有问题。它是如此庞大，以致从理论上讲，其shè程应能达到特拉维夫。如果敌方侦察机发现了它，敌人肯定会全面戒备。因此，我们只是在十月五日至六日之间的夜间才把它运到前面去。

  不出所料，这两种导弹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令人失望。事情本该到此收场，但是十月二十三日，埃及宣布，在前一天十九时停火前几分钟，向德维斯瓦地区的敌军发shè了“征服者”式导弹。事实并非如此。发shè的三枚导弹是苏制R-17E型导弹，西方称之为“飞毛腿”式导弹。令我沮丧的是，事已至此，我们的政客们不仅不承认事实，而且还继续用谎言去维护谎言。

  随着准备工作的深入进行，原先的一种担心变小了。我刚就任参谋长时，我们的防空配系是一个潜在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但到一九七三年年中，我们的防空配系显然己能不仅在渡河过程中，而且在运河以东几英里处挖壕据守期间，为我们的部队提供必不可少的空中保护伞。我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下令进行的一次伏击，首次显示了这种防空能力。我接任参谋长时，一九七○年的停战协定仍然生效。以色列人，并不尊重这个协定。他们的飞机继续随意侵犯我们的空域。但是可以看出，其飞机的入境点、航线、高度和出境点都经过精心安排，以避开保护我方战略目标的萨姆导弹基地。尤其是运河以西十英里宽的地带（我们将从这里发起进攻），没有受到敌人的干扰。

  然而，那里没有免受敌人的侦察。他们不时地派出一架装备电子探测仪器的“同温层巡航者”式飞机，沿运河而下进行侦察，但是小心谨慎地将航线选在运河以东两英里处，正好位于我们的萨姆导弹shè程之外。我决心制止这种侦察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我批准防空司令穆罕默德·阿里·法赫米将军组织一次伏击。九月十七日十五时十一分，这架侦察机在苦湖以南不到两英里处摔得粉身碎骨。敌人在次日作出的反应，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我们曾经猜想，他们可能使用从美国获得的“百舌鸟”式空对地导弹，摧毁运河以西大约十英里处的我方萨姆导弹雷达。我们已经设计出了对付“百舌鸟”式导弹的电子手段，很想试验一下。九月十八日，以色列作出了我们预期的反应。他们的飞机从运河以东六英里处发shè了导弹。“百舌鸟”式导弹的shè程只有十英里，没有到达目标就无可奈何地坠毁了。显而易见，运河以东的封锁线也开始形成了。

  空军仍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九个月后的一次空中遭遇战就证实了这一点。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敌方两架“鬼怪”式飞机在艾什角地区（那里没有萨姆导弹）突入我方空域。我们的两架米格-21飞机从曼苏腊空军基地起飞，将“鬼怪”式追到海上，结果却遭到了另外八架敌机的伏击。（事后我获悉，等到值班控制员在雷达上发现正在逼近的伏击飞机时，已经为时太晚，来不及向我们的飞行员发警报了。）另外六架米格飞机紧急起飞，但在它们赶到后，空中已无飞机的踪影。

  我决定制止这种空中格斗。我向空军下达了新指示：探测到来袭敌机后，可命令截击机紧急起飞，但是只能在指定的空域内巡逻。除非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要求实施追击，否则不准追出指定的空域。不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空战。两天后，六月十五日，敌机突入我红海地区后企图故伎重演。这次我们的空军执行了我的命令。对此，我感到欣慰。

  然而，下一个月，在苏联顾问撤走之后，敌机又对运河区进行了试探，大概是想了解一下苏联的技术人员撤走后我们的防御是否已经崩溃。他们的首次试探变成了最后一次试探。七月二十四日十六时四十五分，我们的导弹将入侵敌机击落在运河以东六英里稍多一点的地方。从此以后，以色列飞行员总是呆在运河以东九英里之外的安全距离上。

  我记得只有两次例外情况。一九七二年十月十日，入侵敌机以编队飞行方式逼近运河。敌人显然是在试验其新型电子装备，以便在逼近我境时干扰我方探测雷达，以及在发shè他们自己的空对地导弹时干扰我方萨姆导弹的火控雷达。我们发shè了两枚导弹，其中一枚命中目标。那位以色列飞行员为了一次技术演练而牺牲了xìng命，我为他惋惜。另一次越过运河的入侵活动发生在八个月之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十二分，我们击落了另一架以色列飞机。换句话说，早在十月突击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运河以东六英里宽的要害地带上空建立了牢固的空防。

  然而，在苏联人撤走之后，我们确实需要帮助。在这之前，苏联人一直驾驶着我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米格-21飞机，cāo纵着我们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萨姆导弹和许多电子支援设备，特别是“斯马尔塔”和“塔肯”式干扰装置。他们掌握着一个电子侦察和干扰中队，并且拥有一些我们毫无所知的电子设备。但到一九七二年年底，亦即在苏联人撤走后的五个月之内，我们的各个萨姆导弹营已经几乎完全担负起了原先由苏联人执行的任务。空军又遇到了老问题——缺乏米格飞机驾驶员。

  一九七三年三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访问埃及期间，我想到了解决办法。三月六日，在陪同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张正桓将军访问苏伊士前线时，我询问他们能否派遣哪怕是一个中队的飞行员来支援我们——这也会使他们的飞行员获得有益的战斗训练。那时，我已经知道他们也使用米格-21飞机。经过政治领导人之间的长时间讨论，我于四月份正式拜访金日成主席，将此项计划最后确定下来。（这个非凡的共和国树立了第三世界小国自力更生取得伟大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榜样。遗憾的是，象我在北京所作的停留一样，我对这个国家所作的为期十天的令人陶醉的访问已经远远超出了这部回忆录的记述范围。）

  朝鲜飞行员的经验都很丰富，许多人已经飞行过两千多个小时。他们在六月份抵达埃及，七月份开始执行任务。当然，以色列或其盟友很快jiān tīng到了朝鲜飞行员的通话，并于八月十五日公布了此事。很遗憾，我们的领导人永远不会予以证实。这批朝鲜人很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国际支援部队，总共只有二十名飞行员、八名控制员、五名译员、三名行政人员、一名政治顾问、一名军医和一名炊事员。但是他们的作用却不小。八月和九月，他们同以色列人进行了两、三次空中遭遇战。在战争期间，他们与以色列人遭遇的次数大约也是两、三次。他们的到来是一种暖人心房的友好表示。我在这里提及此事，主要是为了颂扬他们，同时也为我们的领号人对他们不加赞扬的吝啬态度表示歉意。

  决定xìng的因素

  然而，不管我们有了什么样的武器、盟友、计划或训练，最后决定十月战争成败的将是士气。对此，我坚信不移。

  恢复一支战败过的军队的士气，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但在不准实事求是地探究失败原因的情况下，则加倍地困难。一九六七年的战争结束以后，一切都陷入混乱。政治领导人指责武装部队，而统帅部则谨慎地提出，政治领导人应当承担不准我方空军先发制人的罪责。（我个人认为，即使先发制人，我们也注定要失败；为此，政治领导人和统帅部都应当受到谴责。）出于迷惑不解和悲愤，埃及人民就向普通士兵发泄愤慨之情。任何一个穿军服的人在大街上都会遭到奚落。士气几乎低落到了不战自溃的地步。

  到我就任参谋长时，士气已经大有恢复。连消耗战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九六七年八月，埃及突击队在艾什角打败了一支以色列部队。同年十月，击沉了“埃拉特号”。我们的突击队对西奈的袭击获得了某些成功。一九七○年七月击落十架敌机一事，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士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数以百计的要素的结晶。对于这些要素，我们只知其皮毛。但是，士气的核心是自信心。我确信在培养自信心方面，有三点最为重要。我们必须给予每个士兵以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使之认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度，并为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的成绩而自豪。（不自量力的士兵将会毁了自己和战友。）指挥官在估计强点和弱点时，必须了解其士兵能力的限度，并将其与敌军对比。他必须帮助其士兵，用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去装备他们。然后，他才可以要求士兵们全力以赴——但也不能提出士兵们力所不及的要求。最后，必须树立士兵对上级的信心。对上级才干的信心当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让士兵相信：上级尊重他，而不是利用他；上级不会只要求士兵吃苦或牺牲，而自己却不愿那样做。

  要具备才干，关键是掌握知识。要做到尊重士兵，关键是官兵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要想不怕牺牲和同甘共苦，关键是以身作则。在担任参谋长的三十一个月中，我坚持不懈地传播知识。据我记载，我同参谋人员和直到师一级为止的战地指挥官一共举行过二十六次每月例会。最后一次会议是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召开的，离发起突击只有两个星期。我指挥了十八次代号为“解放”的司令部演习。我下达了五十三次指示：战前四十八次，战争期间四次，第五十三次是停火后下达的。（战争期间下达的第一个指示是第四十九号指示，题为《对付敌坦克的战争经验》。十月十五日，亦即我们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的那次战斗发生后的第二天，我下达了上述指示。）我的最后一份指示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下达的。我为普通士兵编写了八份小册子。我安排了数百次示范表演。

  某些最重要的试验及其日期如下：昼间和夜间在沙垒中开辟通路、架桥和cāo作各种门桥（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水面上燃烧着的石油对突击步兵的影响（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步兵营携带所有的轻便武器乘橡皮舟渡过水障并攀登沙垒（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中型火pào和240毫米迫击pào对类似巴列夫防线的混凝土工事的破坏效果（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征服者”式和“胜利者”式导弹的效率和命中精度（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两栖营和两栖旅渡过宽阔的水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红外和星光瞄准镜以及氙气探照灯的效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试验激光测距仪（一九七三年开战之前几个月才进行试验，来不及装到我们的坦克上）；图-16轰zhà机在六十英里的距离上发shè空对地导弹（一九七三年五月）。

  我甚至责成总司令部的科技部门发行一种每月文摘，介绍军事上的最新发明和研究成果。

  为了帮助我们的官兵估计一下自己掌握了多少所需的知识，凡是我遇到的军人，特别是我自己的参谋人员和直接下级，我都鼓励他们养成开诚布公和自我批评的习惯。（不幸得很，正如战争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让我的上级养成这些习惯则要困难得多。）

  至于第二个关键——亲如手足和互相尊重，这不能靠命令，而只能靠以心换心。我的任务是创造可以密切官兵关系的环境。探险训练就是办法之一。这种训练专门着眼于密切数以千计的年轻的排、连长们同其士兵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办法是开展体育活动。一九六七年以来，武装部队内的体育活动一直没有开展。我担任参谋长后下达的首批命令之一就是恢复体育活动。我给部队和兵团六个月的时间去选拔和训练各种运动队。一九七二年一月，在所有的十四个大司令部之间开展了体育比赛，项目包括足球、排球、篮球、手球、拳击和游泳。结果，官兵之间进行了一千多次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的聚会。在这些场合，官兵之间的隔阂消除了，大家不拘礼节，充满若团结友爱的精神。

  最后一个关键是以身作则。回顾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整个军事生涯中都努力促使部属为理想而奋斗。榜样必须由上而作出，为理想而奋斗也只能从上面做起。士兵们是根据指挥官的言行对他作出判断的。指挥官只有通过了这种考验，士兵们才会听命于他。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我担任红海军区司令。我前去赴任时，早有一座将官别墅在等着我了。这实在无聊。我要是住了进去，以后还怎么要求别人？我没有住进去，而是选中了工兵给上尉们安排的那种掩蔽部，长十二英尺，宽六英尺。这样一来，在我的部属中，从来没有哪个人抱怨过生活艰苦。我虽然身为参谋长，但是照样佩带血库分发的献血标志。武装部队的血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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