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础。

  这是一篇充满甜言蜜语的讲话。回顾起来，我仍然无法肯定总统是真相信这些话呢，还是仅仅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此后的事态发展很快。五月十三日宣布，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中央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几名部长，其中包括法齐，业已辞职。到五月十五日，萨达特的这些政敌全部被捕。他成了无可争辩的统治者。

  他身后有三名支持者。萨迪克将军（立即从参谋长提升为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卫队司令赖希·纳希夫将军（指挥一个装甲旅和一个步兵旅），和马姆杜·萨利姆（警方人士，一直在保安部门担任头目）。萨达特的夺权是一次军事政变呢，还是一次得到武装部队认可的政治政变？如果是后者，谁自称代表这些部队呢？因为，四月十八日，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已经表示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而反对总统。

  萨达特已在许多长篇大论的演说中，现在又在他的回忆录中，摆出了他对这些事件的说法。他的身陷监狱的对手们则没有这种机会。这是独裁政权的一贯作风。连他的三位主要支持者也没有发言权。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纳希夫将军在lún敦的一次神秘事故中丧生。萨迪克将军于一九七二年十月被解职，成了猛烈谴责的目标。政变后提升为内政部长的马姆杜·萨利姆于一九七五年十月升任总理，并于一九七七年成为党的领袖。一九七八年十月，他的这两项职务均被解除。

  五月十六日，我被召往开罗，成了从三十多名高级将领中选拔出来的参谋长。次日，我在总统官邸与萨迪克将军一起拜见了总统。我在那里呆了两个多小时，讨论了纯军事问题。据我后来回忆，总统说他完全相信我的能力。我被选中是因为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支持我吗？若系如此，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本该早就解职，或者至少调到次要岗位上去。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那位曾同萨迪克将军发生冲突的军官被逐出了武装部队。

  同俄国人打jiāo道

  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我们本来是不可能进行战斗的。我不表态支持或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或社会制度。我只讲事实。没有别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或愿意象苏联那样，向埃及提供为同以色列作战所需的那么多的先进武器。

  这是一个有没有能力和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符合我们需要的研制和生产能力。而在超级大国中，又只有苏联愿意提供。（西欧可能拥有我们所需的武器，但是可能目前并不生产，而且肯定没有齐心协力向我们提供的愿望。）其他任何国家也不会象苏联那样给予我们优厚的贷款条件。在我看来，目前的情况依然如此。苏联过去是，而且我认为现在仍然是致力于解放沦陷国土的埃及所能找到的最佳盟友。

  恰恰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埃苏关系中长期存在的许多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作为垄断了供应权的一方，苏联人可以控制其向我们提jiāo武器的行动——武器种类、数量和jiāo付日期。他们确实这么干了。他们的动机很明显。作为超级大国，苏联有它自己关心的事。例如，苏联人向来都明确表示，他们在支持埃及和阿拉伯事业的同时，决不鼓励毁灭以色列。超级大国所关心的另一件事虽未明言，但已确凿无疑，那就是不使中东的军备竞赛升级到苏美对抗的地步。换句话说，苏联人虽然不能支配中东事态的进程，但却谋求通过控制武器的供应来影响这一进程。他们最终关心的事项是力求通过与我们结盟夺取同敌对超级大国斗争中的优势。这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之间特有的现象，但对它们说来比较容易做到。

  埃及关心的事项也很明显：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尽快获得我们所需的武器，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这就是说享有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武器的自由。我们不想看到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称霸阿拉伯世界。但是，作为我们结盟的标志，以及因为阿拉伯世界更广泛的利益在于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均势，我们准备向苏联提供埃及的设施，帮助他们同美国作斗争，条件是绝对不许侵犯我们自己的行动自由。

  我还要说，这些政治上的关心事项只是埃苏关系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个决定因素则是俄国人的xìng格。我如果不说这话，那就有欠诚实。俄国人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是缺乏对别人感情的尊重。他们严厉粗暴，往往骄横自大，而且通常不相信别人有什么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结果，我认为，受损害的是他们自己。例如，他们批评我们的生活方式说：“你们要求苏联以优厚的贷款向你们提供武器，而你们不少人却过着奢侈的生活，拥有好几辆汽车和大批珠宝。他们没有埃及正在打仗的观念。你们为什么不象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或者象英国人做过的那样，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斗争呢？”他们所说的许多话可能都有道理。但是可以想象，埃及领导人不仅拒不接受这些批评，反而认为这是企图扩张共产主义，甚至是推翻现政权的序曲，这只能使关系更加恶化。

  在我担任参谋长的整个任期内，我们需要武器的迫切xìng成了埃苏关系中的主题。我们力争苏联人在空前的规模上向我们提供武器。但是，我们首先面临的却是苏联人的反美雄心。

  一九七一手五月十九日二十时：苏联的一个三人代表团——叶菲莫夫将军（空军）、瓦西里将军（海军）和瓦西里·奥库涅夫将军（苏联驻埃及顾问团长），会见了埃及的一个代表团——萨迪克将军、我和阿米尔·纳齐尔准将。苏联海军己在亚历山大和塞得港拥有设施。该代表团是来要求给予更多的设施的。

  在亚历山大，他们要一座或一群大楼，以便容纳日前散居在城外的二百户苏军家属。他们提出占用圣斯蒂芬旅馆。他们在马特鲁港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他们要将港口加深二十四英尺，在其附近建筑或租用可容纳一百六十户家属和二千名单身汉的宿舍。他们要扩建马特鲁港机场，以便容纳苏联的一个歼击机旅和一个防空旅。他们还要修建两座雷达站：一座在西面五十英里处，另一座在东面五十英里处。

  萨迪克立即告诉他们，他们的要求与其说是军事xìng的，不如说是政治xìng的，因此他不能作主。他将与总统磋商，并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出答复。俄国人走后，萨迪克要我领导一个委员会研究他们的要求。我这个委员会内包括空军司令艾哈迈德·巴格达迪将军和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几天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我们应在马特鲁港为苏联的地中海舰队提供与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相同的设施。但是，我们不应另外拨出一个近似于基地的设施或地区。而且，只有在苏军航空旅的任务不仅仅是保卫苏联人的设施，而且也保卫从塞得港到利比亚边界的全部埃及领空的情况下，才应允许苏联的一个航空旅驻扎在马特鲁港。该旅应置于埃及统帅部的控制之下。一旦我们自己的空军有了足够的飞行员，该旅即应撤走。萨迪克向总统汇报后回来说，总统已经同意，并且提出签订为期五至十年的协议。

  五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访问开罗。

  五月二十七日：两国军事代表团再次会晤。苏联代表团这次由陪同波德戈尔内来访的帕夫洛夫斯基将军担任团长。

  令人吃惊的是，帕夫洛夫斯基告诉我们，苏联舰队使用马特鲁港一事，正是萨达特自己同前任国防部长法齐在三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提出来的。帕夫洛夫斯基说，他们就是据此提出要求的。为了保护其舰只，他们需要一个航空旅。而该旅又需要一个基地。为了保卫这个基地，他们就需要一个防空旅。为了保护这一切，他们需要雷达。因此，苏联人坚持其要求。我们提出了折衷方案。

  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八日，双方又一次会晤，但到帕夫洛夫斯基不得不随波德戈尔内返国的时候，仍未达成协议。虽然我们的意见分歧，萨达特竟然同波德戈尔内签订了新的友好合作条约。对此，我感到莫名其妙和啼笑皆非。但是，令我吃惊的主要是总统显然已在莫斯科主动作出了许多承诺而不让任何人知道，然后再让我们来打退堂鼓。

  六月三日：总统在他政变后首次会见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宣布在埃及的权力中心内部一直存在着一个“秘密组织”，为首的是阿里·萨布里。这个组织一直在策划除掉他。其主要成员是法齐将军，国务部长阿明·胡韦迪，内政部长沙拉维·戈马，总统办公厅主任萨米·沙拉夫，以及埃及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马格迪·侯赛因（他被视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左翼成员之一）。后来在回答问题时，他说建立这个组织是纳赛尔的主意：“使一批经过严格选拔的人渗透到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各级——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组织中去，而且既不宣布，也不公开。那些想继承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衣钵的人曾计划向这个秘密组织分发武器，以便用武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人民。幸而所有这些武器都落到了我们手中，未能分发出去。”

  总统转而谈到了他的计划：“为了使诸位都了解我们的策略，我可以将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保持和加强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直到我们建成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现代化强国为止。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十字军式的侵略浪潮。它将象十字军运动那样猖獗几十年。我们同苏联的友谊给了我们力量和支援，以便打退这种浪潮。我们的策略中的第二点是阿拉伯团结。我们将稳扎稳打地和始终不渝地朝着这两个目标所指明的方向前进。”

  萨达特谈到了他同波德戈尔内主席的会晤。他说：“在我们同苏联代表团会谈期间，他们从未涉及我们的内部事务。当我单独与波德戈尔内主席在一起时，他只问过我为什么选在五月二日这一天解除阿里·萨布里的职务。我告诉他，我是在罗杰斯五月四日来访的前几天作出解除萨布里职务的决定的。作出决定之后，我不想推迟到罗杰斯访问之后执行，以免解职一事被人们看成是为了同美国人达成某种协议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我决定立即撤他的职。你们知道波德戈尔内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我恰好也想到了同样的解释。’”

  有人向总统问及苏联人在埃及谋求基地的谣言。这种谣言显然是来自与马特鲁港有关的小道消息。他回答说：“这不是事实。我不会将基地送给任何人。我还要告诉诸位一件事。在罗杰斯上次来访期间，我曾经告诉他，我正计划建立一所新的空军学院，俄国人将帮助我们管理这所学院。但是，我还告诉罗杰斯，如果把以色列的占领强加于我们，或者如果有人试图强迫我们默认以色列的占领，我将重新考虑我们的不结盟政策。美国人知道，我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

  但是有人问他，我们能否获得所需的装备。发问者显然是暗示下述事实：苏联人似乎总是比较愿意提供防御xìng武器，而不那么愿意提供进攻xìng武器。总统说道：“当我们制定计划时，我不提过高的要求，只要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订计划。跨过运河，哪怕只坚守西奈十厘米的土地——当然，我这是夸张其词——也将对我大有帮助，并会彻底改变国际政治形势和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政治形势。”（参见附录《对萨达特召集的会议的评论》。）

  寻找盟友

  在十月战争中出现了一九四八年以来为对付共同敌人而形成的最广泛的阿拉伯合作局面。三个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当然紧密合作。（约旦战线本身保持平静，但是约旦在十月十三日，亦即在战争bào发后一个星期，以一个装甲旅增援叙利亚战线，一个星期之后又派出了另一个装甲旅。）不下八个非前线阿拉伯国家也派了部队参加战斗。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作出这些贡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我们必须吸取的教训。但是，这显示了所能取得的成就，此事的策划工作早在战争bào发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举行的一次仪式上，我宣誓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从而成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参谋长之间的协调人。

  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是根据一九五○年缔结的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成立的。该条约虽然不强制阿拉伯国家参加，但对任何自愿加入的阿拉伯国家都敞开大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现在都是条约成员国。作为对侦察的坚定信奉者，我在履行新职之初，首先研究了条约文本以及防御理事会召开过的十一次会议的记录和有关文件。我从中得出了四点令人泄气的印象。

  第一，在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上，前线国家要求其阿拉伯兄弟集体提供的援助总是财政xìng的，而不是别的。第二，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聆听过大力主张互助的热情洋溢的发言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通过措词有力的决议。但是，第三，这些决议从来不被视为具有约束力，因此几乎从未付诸实施。作出某些激动人心的决定之后，几乎每个国家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都要声明最后的批准权归国内的最高当局，实际上，从来都得不到批准。事实仍然是：为了获得任何一点微不足道的财政支援，前线国家的首脑或外jiāo部长都要端着讨饭碗在阿拉伯世界到处乞讨。能得到多少援助，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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