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会对美国宣战。但是你要明白，我们将以对以色列内地的袭击来回答对埃及内地的袭击。你们不应当表示不安，而应当感到羞耻。你们向以色列提供了‘鬼怪’式飞机，用来袭击我们的心脏地带。但是，当我获得一种回击武器的时候，这时，只有在这时，你们就表示不安了。这是为什么呢？’”

  总统继续说道：“现在美国人已把达扬将军召往华盛顿，毫无疑问，他们将把我们的图-16飞机的情况告诉他。我担心敌人知道后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为此，我要求苏联向我们提供其M-500（米格-25）飞机和卫星侦察西奈与以色列的情况。”

  空军司令巴格达迪曾一度打断总统的讲话，表示担心图-16飞机的导弹不管用。他的主要技术顾问显然告诉过他．这些导弹的最大时速只有七百五十英里。在他看来，任何时速小于二马赫的导弹都没有什么用处。奥库涅夫将军回答说，巴格达迪了解的情况有误。于是，他说出了真实的xìng能数据。（我认为没有理由泄露一个友好国家的军事秘密，所以在此略去了这些数据。）奥库涅夫还说，问题在于训练。图-16飞机的领航员需要五百个小时的训练。

  接着，巴格达迪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九七一年（十月）答应给我们的五十架米格-21MF飞机需要三个月才能作好战斗准备，因此我们希望这些飞机能尽快到达。负责保养其发动机的车间亦未准备就绪。我们希望苏联立即采取措施完成它。”

  总统转向苏联大使说道：“我请阁下要求苏联领导人尽快送来我们已经商定的武器装备，并将预计的到达日期告诉我们。我还希望飞机工厂和维修车间的工程能够加速进行。”

  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似乎从来不曾象现在这样富有成效过。十月份的jiāo易将使我们获得所需的武器。苏联在埃及的代表们显然也渴望消除存在着的任何问题。会后，我满怀信心地陪同总统巡视部队。当天视察了特种部队和第2军团的部队。在伊所梅利亚过夜后，我们又驱车前往视察第3军团的部队，并于十一月二十日返回开罗。

  现在是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盟友——我们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时候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我会见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武装部队参谋长，为十一月底我第一次参加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作准备。不料，这次会议不仅对于我们寻求援兵十分重要，而且还标志着萨迪克将军和我之间发生分歧的开端。

  权力的工具

  一九五二年革命后，纳赛尔总统委任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元帅掌管武装部队。那时，阿密尔元帅首先关注的是防止政变重演。为此，他决定将总司令部内的三个部——国防情报部、军官部和财务部——置于他个人的直接控制之下。控制了这三个部，他自然就控制住了武装部队的其他各个部分。通过国防情报部，他可以知道谁“忠诚”、谁不“忠诚”。通过负责任免和升降的军官部，他可以提升效忠者和贬黜可疑者。通过财务部，他可以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当场”解决问题。忠心耿耿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

  继阿密尔之后担任国防部长的人——起初是法齐将军，后来是萨迪克将军——继续执行这一套。权力是迷人的，除了圣人之外，谁乐意放弃权力？再说，世界上又有多少军队里拥有圣人呢？从我个人来说，作为参谋长，已经是够忙的了，无暇涉足权力斗争。此外，萨迪克和我从一起充当低级军官时起，迄今己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一系列的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我们之间的对抗。

  萨迪克当过国防情报部长，熟悉该部的大多数人员。他甚至不向现任部长打招呼就给该部人员打电话。相比之下，我对国防情报部知之甚少，而且不那么关心，只要他们能够满足我对准确敌情的需要即可。但是，我刚担任参谋长不久，就首次领教了国防情报部存在着的问题的复杂xìng。

  有一次，我在常去的俱乐部——赫利奥波利斯体育俱乐部——同一位曾经为国效劳、成绩卓著的退休埃及大使闲谈。他突然告诉我说，他不能获得离开埃及的签证，连出国度假也不行，除非他有武装部队表示同意的公函。理由是他十八年前曾是一位军官。我对这条无聊的规定大惑不解，于是答应调查一下。国防情报部长证实了这条规定。我让他取消这一规定，他客气地请我同国防部长商量。萨迪克否决了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长的合作下，我获悉国防部长掌握着一份禁止出国人员的黑名单。取消了上述规定，就要允许他们离境。我建议将名单jiāo给发签证的警察部门，让没有上黑名单的军官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签证，从而省出数以千计的工时。萨迪克说：啊！那样就会泄露有黑名单一事；“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我们连有黑名单一事也必须保密。商量到此结束。“为了安全方面的理由”，这是任何独裁政权采取任何镇压行动时惯用的借口。

  但是，这仅仅是冰山之尖，是埃及政治领导人手中庞大的安全机构的极小一部分。埃及统治者支配着三个相互竞争的情报部门。国防情报部隶属于国防部长。国家情报局由总统直接控制。秘密调查部由内政部长掌管。前两个机构在国外派有代表。所有三个部门都对埃及公民进行暗中监视，在武装部队中则尤其如此。

  尽管在这些部门的装备上滥花了不少钱财，但他们使用的方法仍很原始。例如，国防情报部的每个特工人员（我提到国防情报部，是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的情报）听到什么谣言、奇闻和零零碎碎的小道消息都往上报告。由此而拼凑成的大杂烩，则作为“武装部队中的意见”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去。在我召开的一次战地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每月例会上，我批评了这种蠢事。国防情报部副部长也在座，所以我问他：“如果我们真想知道武装部队中对某件事的意见，为什么不用科学方法搜集意见呢？为什么不向精心选定的一批具有代表xìng的人发出征询单呢？应当以民意测验的方式宣布调查结果，而不要依赖那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战地指挥官们热烈地支持我的意见。在国防情报部呈送给总司令部和总统的与战地指挥官或其部队有关的报告中，常有谎言、歪曲或差错。因此，我看没有哪个战地指挥官不曾深受其害。

  我明白，尽管提出了意见，但不可能被采纳。国防情报部是归国防部长管辖的。国防部长主要是根据总统的需要行事，而总统需要的是制造竞争。每个部门的报告都送给总统。如果两个部门报告了同一个谣言，而第三个部门未报，那就会立即怀疑第三个部门密谋封锁消息。这就是埃及——一个领导人不相信人民的国家。

  那些可对埃及作出许多贡献的人应有锦绣前程。可是，他们的一生却被不声不响地行使专制独裁权力的人毁掉了。埃及的一套组织机构既为这种独裁权力服务，又助长了专制独裁之风。萨迪克对军官部的控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参谋长，我担任了高级军官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将官组成，负责高级军官的晋升、解职、惩罚和其他一切有关事项，只有任命新职和军区之间的调动除外。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有时在一个人的问题上就要花费若干个小时，会议也许会持续好几天，然后才根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我们的决定要呈请国防部长批准——我以为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很难在五分钟之内就把我们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才作出的决定推翻掉。其实不然，在一、两个军官的前途问题上，萨迪克根本无视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当我表示反对时，他回答说，他比委员会更了解他们（但他从来没有具体说出个所以然来），他有权批准或否决我们的决定。我说，既然如此我和十四名高级同僚们的时间就白费了：“您为什么不自己动手而给我们省去麻烦呢？”但是，作为萨达特政变的三名主要支持者之一，萨迪克必然显得根子深、地位牢。他也必然会迷恋权力。起初，权力使他沾沾自喜。我记得在一次出访沙特阿拉伯之前，他挥舞着萨达特致费萨尔国王的一封信夸耀自己。萨达特在信中告诉费萨尔国王：“我完全信任萨迪克将军。他所说的或承诺的任何事情都是以我的名义那样做的。您可以象亲自与我会面那样同他谈话和打jiāo道。”后来，他就被权力腐蚀了。他常常乘坐从我国民航部门调来的波音飞机旅行，而不顾商业班机的日程被打乱或收入受损失。受到青睐的军官可以自由地出国旅行和到外国治疗在埃及国内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收买——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去赢得——人心的小花招。

  到一九七一年底，萨迪克逐渐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气，似乎他说什么都是正确的。即使如此，若非萨迪克的政治观点也同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话，我们之间的纠葛本来仍有可能只属于个人之间的微小芥蒂。他极端厌恶共产主义，以致认为任何同苏联或其使节稍微保持一点友好关系的人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也就是他的私敌。萨迪克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使他看不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与作为一个拥有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的苏联之间的区别。这种敌视还使他看不到苏联对埃及不可或缺这一战略现实。随着我国同苏联关系的恶化，萨迪克反而兴高采烈地推波助澜。

  但是，我们在对外政策上的第一次冲突，却不是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而是在埃及需要阿拉伯盟友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上。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第十二届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我担任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我将各国防务预算合在一起使用的第一次大胆的梦想刚刚破灭。但是，我不因此而气馁。我提出了两项计划。第一项计划是作为真正动员阿拉伯军事力量的另一种办法提出来的。第二项计划则是进行一次简单的技术xìng作业。

  第一项计划是修改过的动员计划。我提出这个计划是出于三个希望。我想使前线国家避免为了进行一场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关系的斗争，而去乞讨金钱。我还想使那些不处于前线的阿拉伯国家既感到自豪，又感到内疚：为积极参加战斗而自豪，但将自己所效的微薄之力同前线国家的巨大负担相比较时，又感到内疚。我的第三个希望是节省金钱，首先是节省时间。

  使所有三个希望都能实现的那个计划很简单：要更多的人，而不是要钱。金钱本身不能打仗。将金钱变成战斗力至少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一一往往更长，而且也不见得会有多大成效。一支现代化野战部队的开销极大，不仅武器装备的代价日益上涨，而且训练和活动维持费也不断上升。（训练一名飞行员，使之达到最低的战斗要求，要花三至五年的时间和至少一百万美元，此外还要加上他所在的那支空军部队的装备采购费和活动维持费。）我研究过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估算了每个国家可向哪条战线派出多少有价值的部队而不危及其国内安全。我开列的清单使我振奋：

  伊拉克——两个霍克公司制造的“猎人”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三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一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叙利亚战线），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可用于约旦战线）；

  沙特阿拉伯——两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可用于约旦战线）；

  利比亚——一个“幻影”III型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阿尔及利亚——两个米格-21飞机中队和两个米格-17飞机中队（可用于埃及战线）；

  摩洛哥——一个F-5飞机中队和一个装甲旅（可用于埃及战线）。

  以上总计：六个歼击机中队（五个米格-21中队，一个“幻影”III型中队），八个歼击轰zhà机中队（两个“猎人”式中队，两个“闪电”式中队，三个米格-17中队和一个F-5中队），一个装甲师，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和一个独立装甲旅。这是一支有用的力量。可想而知，当那个其部队受益最大的人——埃及自己的国防部长猛烈反对我的计划时，我是多么地吃惊！

  在提jiāo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之前，我没有将此项计划告诉萨迪克。我是认真对待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的。作为在泛阿拉伯组织中任职的人，我为什么要先于他人而通知埃及的国防部长呢？我认为没有理由这样做。诚然，我是为埃及服务的军官。但是，我认为必须划清我的国籍与我在泛阿拉伯组织中所承担的义务之间的界限。萨迪克却不这么看。当我向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披露我的计划（主要是适时提出计划，而没有jiāo代我私下认定的理由）时，萨迪克塞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您的行动是违反埃及利益的。”我不同意，丢开了条子，继续陈述我的计划。

  萨迪克恼羞成怒，在午间休息用餐时逼问我：“你怎么能要部队而不要钱？我们要钱！”

  我说：“您在这里是代表埃及的。您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并且jiāo付讨论。我在这里不是代表埃及，而是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我必须发表我认为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合适的意见。”

  他说：“我是你的部长。”

  我回答说：“作为国防部长，您肯定有权管我这个参谋长。但是您要明白，您的权力管不着我所担任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防务的副秘书长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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