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章

  仗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国内情况将会恶化。我们必须冒适当的风险。”

  哈比尔：“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避免风险呢？”

  纳瓦勒·赛义德（军需部长）：“目标是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呢，还是仅仅恢复军事活动，以便使您得到更好的和平解决的机会？”

  总统：“我八月份告诉过国防部长：打破停火局面。”

  哈桑（国防部副部长）：“我们也许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势。但是，打仗如此变幻莫测，以致不管我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它都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总体战争。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只在进攻的初期阶段取胜，尔后无疑将迫于敌方压力而转入防御。结局可能是，以色列将处于比现在更强大的地位，他们可能依然控制着沙姆沙伊赫和西奈大部。那时，他们还可能对这些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而我们呢？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内地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对付空袭的适当防御。敌人的空军可以打击我们的内地，给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叙利亚的防空力量甚至更弱。叙利亚在完善其防空配系之前打仗，将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并不希望再次向苏联呼救——比如，倘若我们发现我们的内地遭到严重破坏，就很可能这样做。”

  总统恼怒地直呼其名：“阿卜杜勒·卡德尔，用不着你告诉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我对国家的独立负责，我明白我的职责。你不要干涉不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想出于无奈而再次告诉你恪守本份。你是一个军人，不是政治家。”

  法赫米（海军司令）试图平息争吵：“大家都认为问题不能和平解决，打仗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就打什么样的仗、何时打仗或其他分歧意见进行争论，那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

  总统攻击他说：“你还为阿卜杜勒·卡德尔辩解吗？每个人只能讲他份内的事。每个人只有一定的职权，不能越权。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是我的职责，或者怎样做。”

  气氛紧张起来，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总统比较心平气和地对会议作了总结：“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打还是不打。’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个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美国的和平建议），尚待我同意。但是我不准备接受。别人也许会接受部分地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我决不接受。我们将不得不只靠我们的才干和计划来弥补某些装备的不足。真主保佑你们！”

  总统离开会议室。我们收拾好公事包，走向等在那里的汽车。这时已过午夜了。

  十月二十六日中午：总统的秘书打来电话。总统要我十五时三十分到吉萨去见他。我到达后，萨达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解除萨迪克将军的职务。我将从那一刻——总统看了一下手表——起全面负责武装部队及其安全。我问萨迪克是否知道了。萨达特说尚未告诉他。我问是由他告诉萨迪克，还是要我告诉。总统说他将在两个小时后派他的秘书告诉萨迪克，以便我有时间采取必要的预防xìng安全措施。

  萨达特说，他还决定解除哈桑将军和阿卜杜勒·哈比尔将军的职务。在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生过争吵之后，我对此毫不吃惊，我也不可能据理力争。意见分歧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总统有理由认为已经影响到了他本身的安全。但是，当他继续讲到还要解除海军司令马哈茂德·法赫米将军和第3军团司令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的职务时，我提出了异议。我说，他们两位都是出色的将领。

  萨达特反驳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难道你没听见他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吗？我也曾经认为瓦西勒将军是一位出色的军人，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但是，看看他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道：“总统先生，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瓦西勒将军只不过对预期的伤亡程度表示担心。这是他的权利。而且他所说的关于敌军沙堤的一番话是对的。我们的确不得不把它考虑在内。他仍然是一个好人和一位出色的军人，我请求阁下给他一个机会来证明这一点。至于法赫米将军，他是我们最能干的海军军官之一。解除他的职务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总统说：“作为一名陆军军人，你也许了解瓦西勒将军。但是我了解法赫米。他过于喜欢受人吹捧，和萨迪克一模一样。萨迪克发现法赫米渴望受人吹捧，而法赫米也在萨迪克身上发现了同样的yù望。他们彼此大肆恭维，最后竟信以为真。我比你更了解他们。”

  稍停片刻，总统兴冲冲地说：“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由谁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我没有说话。几秒钟后，萨达特又开口说：“我企在考虑艾哈迈德·伊斯梅尔。”

  我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说：“总统先生，自从我和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在刚果（现在的扎伊尔共和国）相识以来，我们的不和已达十二年之久。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糟。要我们和谐一致地工作是不可能的。”

  萨达特拍了一下手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他将比萨迪克更乐意与你改善关系。”我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说，在我们准备打一场将决定我国今后若干年内命运的战争时，我对任何可能扰乱军事形势的事态均表示关注。萨达特再三向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很快得出结论：他的决心已下。我或者接受，或者辞职。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的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我决定留下来。我们正在准备一场决定命运之战。近十八个月来，我作为参谋长一直辛勤工作，而现在，最困难的工作至少已经结束。对我说来，把武装部队和我的工作成果让给其他人，未免难以忍受。此外，我对自己说，萨达特的保证也许会实现。（关于伊斯梅尔，纳赛尔总统也曾对我作过类似的保证。）如果他的保证不兑现，而且事情变得不可挽回，我仍然可以辞职。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如果我现在辞职，可能被看作是支持萨迪克将军。人们可能认为我支持萨迪克的下述观点：我们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无力开战。

  我回到办公室，开始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二十二时三十分，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将军打来电话。总统刚刚接见了他，并任命他为国防部长。伊斯梅尔说，总统已经决定解除法赫米将军海军司令的职务，由齐克里将军接任。

  伊斯梅尔的灾难

  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和我格格不入。我曾经为此辞过一回职。一九六○年，我们在刚果相识。我当时是联合国部队埃及支队的指挥官。伊斯梅尔准将率领一个埃及军事代表团抵达刚果，以了解埃及可以向刚果军队提供哪些东西。然而，当军事代表团抵达利奥波德维尔（现称金沙萨）时，得到埃及支持的卢蒙巴垮台了。蒙博托掌了权，开始奉行截然相反的政策。伊斯梅尔的代表团遭到冷遇。他们不是返回开罗，而是在那里泡了两个月。由于无事可做，伊斯梅尔开始干预我的工作。于是，我们争吵起来，最后我给了他一拳。这件事传到开罗，他的代表团被召回国。

  当然，作为职业军官，我们后来也见过面。但是我们都试图避开对方，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冷淡。后来发生了一九六七年的战争，人人都以为伊斯梅尔的仕途到此结束了。他当时是驻西奈部队的参谋长。纳赛尔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伊斯梅尔是要为这次大失败负责的几个人之一，于是在战争结束后不几天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但是，伊斯梅尔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非常接近纳赛尔。几天之后，他回到了部队。一九六九年三月，使人们普遍大吃一惊的是，纳赛尔任命他为武装部队参谋长。

  我在他获得任命的同一时刻提出了辞职。我给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法齐将军的信是直言不讳的。由于伊斯梅尔是参谋长，而我是特种部队司令，我们回避对方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而我们决不可能共事。尔后我就回家了。第三天，在一连串的来访者徒劳地试图说服我改变主意之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女婿阿什拉夫·马尔旺向我传话：“纳赛尔总统认为您的辞职是对他个人的批评。是他任命了伊斯梅尔。”我把对伊斯梅尔的看法告诉了马尔旺，重申我不可能与他共事，但是我保证绝无批评总统之意。马尔旺走了。几小时后，他又回来了。他说：“总统非常理解您的看法。他请您回来继续工作，他个人向您保证伊斯梅尔将军决不会给您穿小鞋。”我回来工作了，而且我不得不说，纳赛尔总统履行了他的保证。伊斯梅尔甚至从未视察过因沙斯的特种部队基地。毫无疑问，我们到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但是伊斯梅尔的任期仅仅持续了六个月。一九六九年九月九日，一支敌军从海上袭击了红海军区北部地段，他们几乎在岸上滞留了一天，而伊斯梅尔对此却一无所知。纳赛尔第二次解除了他的职务。

  对于一九七一年五月夺权后在军队中搜罗支持者的萨达特说来，伊斯梅尔显然是一个可以选中的人物，因为他仇恨纳赛尔。已经退役的伊斯梅尔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五日被萨达特起用为国家情报局的新局长后，他就完全投入了萨达特的怀抱。现在，作为萨迪克的后任，伊斯梅尔甚至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只能增加萨达特的安全。

  如前所述，萨迪克曾经是支持萨达特发动政变的三个关键人物之一。他始终认为，他应当因此而分享实权。例如，他总是直率地和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观点与萨达特的观点互相矛盾也毫不顾忌。而且，萨迪克在部队中深孚众望，因为他采用了通常的收买人心的手法——提高薪饷和退休金，授勋，批准出国旅行，以及给随从们以金钱和特权。作为报答，他要求人们完全效忠于他。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此，对于尚在确立自身的绝对统治地位的萨达特说来，萨迪克必然是一大威胁。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将军则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他是一个色厉内荏的人，时而谦卑恭顺，时而盛气凌人。一九六九年九月的第二次被解职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比以前更加优柔寡断了。他回避作出决定的责任，宁可听命于人，而不愿发号施令。毫不奇怪，由于他的作风一贯粗暴，因此在部队中非常不得人心。此外，虽然对部属的个人问题毫不关心，但若涉及到他自己的家族或者可能对他有用的那些人的家族，他却相当热衷于搞裙带关系。在萨达特眼里，这种不得人心则是一个优点。他与参谋长不和当然也是优点。（萨达特是分而治之的坚定信徒。）

  不可原谅的是，伊斯梅尔·阿里还是一个患有绝症的人。萨达特总统知道这一点。伊斯梅尔患有癌症。在他一九七四年九月死于癌症之后，曾经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英国医生在尸体解剖报告中说，癌症至少已经存在三年了。（我当时是埃及驻英国大使，因此看到了这份报告。）所以，至少在萨达特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和总司令之前一年，癌症就已经在致他于死命了。而且萨达特也承认过他知道此事。萨达特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他在十月战争之前和十月战争期间都知道伊斯梅尔有病，医生已经告诉他伊斯梅尔是一个重病人，不能作出决定。这就提出了使人毛骨悚然的问题。为什么萨达特在那个最关紧要的时刻任命了一个病人？难道他竟然把个人的目的置于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吗？我对这样写他表示遗憾。但是事实必须讲出来。伊斯梅尔不能胜任其职；他的软弱给国家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这应归咎于明知伊斯梅尔不久于人世而又任命他、接着又cāo纵他的那个人。

  碰巧，在开战前共事的十一个月中，伊斯梅尔和我很少发生意见分歧。我们双方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此外，也没有多少可以争论的问题。我们的各种计划都已制订完毕。当然，随着新的敌情报告之到来，或者我方新部队之可供作战使用，我们不断地修改计划。但是核心内容未变。在所属各部的部务方面，伊斯梅尔继续掌管国防情报部和军官部；但他确实允许我分管财务部。他私下里从未隐瞒过他对我的厌恶，但他从未公开地攻击我。我们相处得还算融洽。

  如下所述，战争期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也是萨达特的过错。当然，伊斯梅尔后来在萨达特诋毁我的运动中也起了作用。一位曾经在战后与伊斯梅尔进行过长时间谈话的英国历史学家，后来到驻lún敦大使馆来看我，讲到他如何被忠告不要在伊斯梅尔面前提及我的名字。但是，实事求是地谈论这次战争而不提到我，这是不可能的。伊斯梅尔显然心烦意乱，他突如其来地倾诉出对我的厌恶，近乎达到憎恨的程度。

  然而，他终于对此感到内疚。在最后一次试图治疗他的癌症时，伊斯梅尔于一九七四年来到lún敦威灵顿私人医院。我去医院看望了他。他自知即将与世长辞。他突然说道：“我知道你一直是受到野蛮的和不公正的攻击的目标。始终是总统要这样做的。甚至当我们制作有关战争的纪录影片时，总统还下令去掉你的名字和形象。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他说的话：‘沙兹利将军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无视他……’”我让他平静下来。我说，真主了解事实真相，真主了解我们的心意。我还说了些人们通常对临死的人所说的那些话。然后，我离开了，思索着人们为了哪怕是瞬间的权力而会干出何种勾当来，并且默默地祈祷着：愿我不被这种诱惑所动。

  yīn谋

  伊斯梅尔上任的头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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