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章

  17E（“飞毛腿”式）地对地导弹，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jiāo付；

  ——约二百辆BMP步兵战斗车，其中一部分立即jiāo付，其余的于一九七三年第三季度jiāo付；

  ——约五十枚“马洛特卡”式反坦克导弹（西方称之为“耐火箱”式）；

  ——一个旅的“瓜得拉特”式（萨姆-6）地对空导弹；

  ——包括180毫米火pào在内的野战pào。

  双方还商定，苏联将把四架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派回埃及。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一下子就改善了，这使我大为欣慰。

  七月九日：苏联人遵守了他们的诺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今天告诉我，他将前往莫斯科。他问我武装部队还有什么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的问题。我对他说，迄今为止，武器的jiāo付都是准时的，但是苏联仍未jiāo付R-17E地对地导弹旅，也没有派回米格-25侦察机和电子侦察与干扰中队。

  七月十二日：萨马霍德斯基将军（他接替奥库涅夫将军担任苏联军事联络官）通知我说，萨普科夫将军

  当时担任苏联陆军火箭pào兵部队参谋长。

  和五名军官将于第二天抵达，以便为R-17E导弹旅装备的到达作准备。他还说，八至十天内，六十三名苏联专家将陆续抵达，其中二十六名专家在装备jiāo接完毕后立即离开，其余三十七名专家负责培训我方人员。

  七月十四日：萨普科夫和萨马霍德斯基来到我的办公室，商讨该旅的组建和训练事宜。

  七月十七日：总司令部召开会议，我的助手和各部部长出席。我说，我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组建这个新的导弹旅。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议进行得好极了。我们制订了一个在两个星期之内建成一个完整的——军官、士兵、运输工具和通信装备齐全——旅的计划。

  这个计划行之有效。在导弹于七月份最后一个星期运到亚历山大港时，我们正在组建这个旅，并且正在选择侦察卫星发现不了的储存导弹的岩洞。

  八月一日：该旅装备导弹完毕，并且开始训练。这种成绩绝非独一无二。我们的训练水平如此之高，以致在几个月内我们就毫无困难地掌握了现在大量涌来的各种苏制装备。除导弹之外，最难掌握的是BMP步兵战斗车，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东西。但到一九七三年八月上旬，已可明显地看出，我们至少有两个营（八十辆）的步兵战斗车可在九月初进入可供战斗使用的状态；其余一百二十辆步兵战斗车将编为另外三个营，并于十月初作好战斗准备。

  我们如愿以偿地作好了准备。

  第五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十四时，来自叙利亚拉塔基港的一艘苏联客轮像往常一样驶进亚历山大港。我在港口接人。当旅客们手提皮箱与包裹蜂拥而下，向等候在海关外面的亲友招手致意时，我在寻找六个人。见面后，我想大家都有点吃惊，因为多数人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方身着便服。我们尽可能装作很随便的样子，握手寒暄，尔后钻进汽车，驶往市中心的军官俱乐部，那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房间。

  十八时，我们再次见面。这次是在埃及海军司令部——过去的拉斯廷宫。埃及方面有八人参加会议，包括我、伊斯梅尔将军，穆巴拉克将军（空军）、法赫米将军（防空）、福阿德·齐克里将军（海军）、贾马斯将军（作战）和福阿德·纳赛尔将军（国防情报部）。叙利亚方面有六人参加会议：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国防部长）、尤素福·沙库尔将军（参谋长）、纳吉·贾米勒将军（空军与防空）、阿卜杜勒·拉扎克·台尔台利将军（作战部长）、希克迈特·谢哈比将军（国防情报部长）和法迪勒·侯赛因准将（海军司令）。埃方的第八名成员是巴希阿丁·诺法勒将军。他是由我们十三人组成的叙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次开会是为了检查战备情况和选定开战日期。

  在以后的两天中，我们一直在进行会谈。到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已拟好两份文件供我和叙军参谋长沙库尔签署。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终于作好了按照目前的计划开战的准备。我们还准备向政治领导人报告，在今后几个月内有两段时间——九月七日至十一日和十月五日至十日——最适于选定进攻发起日。我们只要求萨达特和阿萨德总统至少提前十五天将他们的开战决定告诉我们。

  在这十五天中，我们不仅要检查军事准备的情况，而且要精心采取在最后集结阶段迷惑敌人的伪装与欺骗措施，包括安全、保密、战役欺骗、战略欺骗、政治欺骗等。没有人认为我们的欺骗计划会全部获得成功，但至少可使敌军晚几天察觉。这就是这次叙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会议不得不保密的原因，也是搭乘客轮、使用假护照和身着便服的原因。如果人们知道事先召开了这次会议，那么尔后几个星期内的许多零星情况就会使他们看出蛛丝马迹。

  八月二十三日，当会谈即将结束时，沙库尔把我叫到一边，小声说道：“我们必须对室内的十四个人采取严格的保卫措施，包括自觉地不乘飞机，连国内班机也不乘。如果我们之中任何人所乘的飞机遭到劫持，那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即使如此，八月二十四日凌晨我们分手时，叙方仍有一些人乘飞机途经沙特阿拉伯返国，另一些人乘船回到拉塔基港，还有一些人则留下来盘桓几日。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好等了。如果领导人选定我们提议的最早日期，亦即九月七日至十一日之间的某一天作为进攻发起日，根据提前十五天的要求，我们将在八月二十七日（亦即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得到通知。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们就知道战争将在十月五日或此后的几天内开始。最后的准备工作将在九月二十日左右开始。

  现在是召集援兵的时候了——但是不能泄露开战在即。九月十六日，我化名使用假护照秘密飞往阿尔及利亚。十七日上午会见布迈丁主席。我告诉他有关开战的决定，并要求得到他答应过的军事援助。他问开战的日期，我说尚未最后确定，但肯定不会超过他和我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限。

  他问：“你们部队的战备情况怎么样？”我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好。

  他继续问道：“叙利亚部队呢？”我说，我想和我们差不多。

  他还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四天前以色列怎么会击落十二架叙利亚飞机，而自己只损失一架呢？”

  我坦率地答道：“我个人的看法是，以色列人不仅对叙利亚人，而且对我们也拥有空中优势。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在这种条件下作战。尽管如此，以色列人也不应获得这么大的战果。我想叙利亚兄弟一定犯了错误，陷入了敌人精心策划的伏击。但是，这是战斗中已经犯下的严重错误。我们只能承受下来并从中吸取教训。”

  我们谈了很久。我依然记得布迈丁主席最后的评语：“作出开战的决定是困难的，但是作出依旧像目前这样忍辱偷生的决定同样是困难的。”当我离开时，他答应立刻与萨达特总统联系，以便澄清最后的细节。

  当天，我又飞往摩洛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受到埃及大使的迎接。我们驱车前往拉巴特，在摩洛哥国王负责军事事务的宫廷长官德莱米上校的官邸进餐。我说，我有急事要尽快私下晋见国王。会见被安排在次日十八时。

  使我感到宽慰的是，这次到达王宫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德莱米上校把我送到国王办公室后便离开了。哈桑国王关上了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都坐了下来。在他面前，我真不知道向他要求什么样的援兵才好。从我们上次会晤以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双方一致同意派赴埃及的F-5战斗机中队曾企图发动政变，飞行员全部被捕。答应派出的坦克旅已被派往叙利亚前线。我告诉国王有关开战的决定，是否问他除了坦克旅与禁飞的中队外，是否还可以抽调其他部队。

  哈桑说：“沙兹利兄弟，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很高兴看到，我们阿拉伯人终于要向敌人挑战了，并且打破了我们目前蒙受耻辱的局面。我们一定在战斗中同心协力，给予比上次会晤所答应的还要多的援助。正像你所说的，坦克旅已被派往叙利亚。对埃及战线，我们愿意派出任何一个步兵旅。你可以和我们的参谋部具体安排。”

  这样，次日（九月十九日）全天，我同摩洛哥总司令部的人员一起认真地研究了派往埃及的那个旅的改编问题，它应携带的弹yào量，以及如何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接着，我碰到了意外的困难。九月二十日，我去见哈桑国王，建议该旅进行七到十天的准备，于十月一日前离开摩洛哥。使我吃惊的是，国王回答说：“我们认为，最好在士兵们出发作战以前，让他们回家探探亲。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许就回不来啦！此外，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使这个旅作好准备。而且，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斋月了。我建议让他们在十一月上半月出发。”除了实际上说出可能的进攻发起日外，我无法反驳他。在次日（五月二十一日）晚返国以前，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设法使这个旅在必要时能尽快赴埃。

  直到九月二十一日，我一直在为使摩洛哥旅作好准备而努力。在此期间，政治领导人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次日（九月二十二日）清晨。埃、叙国防部长与参谋长得到通知：进攻发起日定为十月六日。（萨达特告诉了伊斯梅尔，伊斯梅尔告诉了我。）于是，为期十四天的最后准备工作立即开始。

  我于九月二十二日一时三十分到家。九时，举行参谋人员与战地指挥官的每月例会。这是第二十六次会议，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这样的会议。我坐在那里扫视着他们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孔，听着他们的谈话，但是只有我心中有数。十四天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将会跨过运河，进入西奈，执行他们一生中最艰巨的（对某些人来说也是最后的）任务——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情。没有多少事情好做了。一切都已考虑到和计划到了。我确信渡河作战一定能够成功。大家都接受了我几个月来向他们灌输的思想，这次渡河作战将作为一次历史xìng胜利载入战争史册，参战的每一名官兵在其有生之年都会骄傲地谈到它。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适当的时候会将秘密告诉他们。我使会议开得很活跃，但是绝口不提渡河一事。

  与往常一样，我们十六时三十分散会。接着，我又在十九时参加了伊斯梅尔将军主持的两个小时的会议，听取叙利亚空军的最后计划。参加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会议，我的思想就好象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种尤如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尔后的日子里进一步加深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的欺骗计划所要求的。欺骗的基本内容是掩饰集结兵力和把部队与装备调往前线的行动。我已大致谈到了这两个方面的设想。一九六八年以来，埃及武装部队每年秋季都要举行“战略演习”，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一九七三年的演习将于十月一日开始，持续一个星期，并在十月七日结束前达到高潮。至于动员人力，已是司空见惯。仅在一九七三年，截至九月下旬，我们已经动员预备役人员二十二次（有时只动员一批人，有时则动员多批人），服役时间从三天到两个星期。众所周知，我们仅仅是在试验和改善新的动员体制。九月二十一七日（D-9日），我们又一次宣布动员，这是九个月内的第二十三次动员。我们宣布，这些预备役人员将在十月七日复员。九月三十日（D-6日），我们又征召了一批预备役人员。为了消除怀疑，十月四日（D-2日），我们宣布九月二十七日动员的第一批预备役人员复员，但实际上只复员了二万人。

  这种精心安排的已成惯例的动员活动，是欺骗获得成功的关键。另一个关键是：在整个演习中，我们的主力部队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过分举动。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三、四年来，我们一直沿运河驻有五个步兵师。每师驻守十至十二英里宽的地段。他们仍然呆在原来的阵地上。我们指望敌军侦察到这种情况，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师并未为发动进攻而进行集结。我们的秘密在于每个师只在三至四英里宽的正面上发起猛烈冲击，而且冲击地段就在各师原来的防御地段内。在进行准备的岁月里，部队挖掘了许多堑壕，各师防线不仅可以作为进攻前的集结地域，而且可以容纳增援部队和架桥设备。因此，各师在进攻前只须作很少的调动。但是，战略演习要到十月一日（D-5日）才开始。到那时，最后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天。我的需要十五天，这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工作只有到最后时刻才能进行（如沿河展开pào兵，以及把舟桥、门桥和其他渡河器材运到最后的集结地点），而且还由于我们计划利用夜间进行一切不能被敌方察觉的调动（如被敌方发现，整个行动就会暴露）。因此，我们需要十五个夜晚，其中最后五个夜晚为活动的高峰期。

  然而，相当一部分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公开进行，例如动员预备役人员。敌军通过侦察无疑会发现我们的演习规模比以往大得多，而且，计划更加周密。在这方面，欺骗计划的其余部分将发挥作用。沿运河的军事行动会使对方怀疑我们要进攻。为此，我们根据欺骗计划故意在国内外搞了一些军事的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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