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章

  治的行动。敌军分析人员把这些零星的情报归纳在一起时将会发现：阿拉伯人并没有准备诉诸战争。此项计划收到了奇效，因此经过再三考虑，我遗憾地认为，这是应予保守的很有价值的机密，除了这里所提到的一星半点的情况以外，不应泄露。但就有关人员而言，计划非常简单。我们每个高级官员都不得不过双重生活，表面上保持正常，私下里却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完全是两个世界。

  秘密保守得很严，以致我在办公室内也不能有异常表现。在办公室内，我是参谋长，负责准备十月一日开始的年度演习，仅此而已。社jiāo、行政乃至私人聚会一切照常，唯恐引起别人的猜疑。我甚至不得不瞒住我的妻子。幸好，结婚三十年来她已习惯于接到我从办公室打去的电话，告诉她我要下部队几天。我秘密访问摩洛哥和阿尔及尔时都没有让她知道我出国了。事后她告诉我，当她从收音机中听到进攻的消息时简直大吃一惊。

  精心制订的使一切保持“正常”的计划在继续执行着。九月二十七日（D-9日），我们采取了最易引起猜疑的公开行动动员。为了掩人耳目，这一天，伊斯海尔将军邀请内阁所有成员前往总司令部，向他们介绍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情况。我们估计，敌人决不会相信：在战争前夕，一个军事机构会将珍贵的十个小时用来作为“对外开放日”。据我回忆，部长们对办公设备的印象特别深刻。大部分设备是一九七二年订购的西方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只不过最近才安装起来。（其中部分机器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核心。）

  次日（D-8日）上午，国防部长和我随同大批军人祭扫前总统纳赛尔的陵墓。这已经成了每年的传统活动。尔后，我们又在总司令部举行了纪念仪式。当晚，我参加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一年一度的悼念活动。萨达特总统发表了调子不高的和有节制的讲话，与过去几个月中措词激烈的演说截然不同。这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在这些公开活动的间隙里，我与各军种指挥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最后审定他们的计划细节，以防在最后时刻发生问题。

  十月一日（D-5日）标志着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的战略演习开始了。上午，总司令部移到作战室——十号中心。（即使这一行动也不算反常，因为几年来每次演习我们都要进入十号中心。）剩下的唯一正式程序就是总统在国防部主持召开武装部从最高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得比较简短，要求每个指挥官正式确认自己已为完成受领的任务做好了准备。首先，每人轮流讲述自己的任务、执行任务的计划、部队的战备情况，最后表示他已做好准备。这对于总统签署给伊斯梅尔的正式作战命令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此外没有其他议程。总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便离开了。

  由于演习正在进行，至少没有人预料我会出席外jiāo酒会。返回十号中心后，我要在几天内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动员的进展情况和渡河器材与增援部队隐蔽地调往前沿是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按照详细拟订的计划行事，而不能有任何差错。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通过不断了解敌军的反应掌握欺骗计划的执行情况。然而，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一大堆琐事要处理：解决与正在建立中的庞大通信网有关的问题；检查十号中心本身的防御，无休止地修改将要发表的首批战报（这些战报将指责以色列首先采取敌对行动，这是扯谎，不过敌方也曾在一九六七年对我们使用过这种手段）。

  十月一日那天，我们终于开始扩大传达秘密决定的范围。两名主要战地指挥官（第2军团的萨阿德·马蒙将军和第3军团的阿卜杜勒·穆奈姆·瓦西勒将军）被召到十号中心接受命令：准备于十月六日执行巴德尔计划。在今后四十八小时内，只准他们两个人知道这个情况。，十月三日（D-3日）可扩大传达到师长，四日（D-2日）传达到旅长，五日（D-1日）传达到营、连长。进攻发起日（D日）当天，于H时（进攻发起时）之前六小时传达到排长与士兵。

  那天采取的最后一个步骤——潜艇驶往指定阵位——是不可更改的。艇长们不知道他们的任务，密封的命令只能在H时前几小时启封，而且没有灵活应变的程序。从起航之时起，潜艇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因此无法召回潜艇或取消命令。在它们航行的过程中，尽管艇上人员不知道，但是战争实际上己经开始。

  然而对于维持士气来说，幸运的是，甚至十号中心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差一点推迟开战时间。十月三日（D-3日）伊斯梅尔曾飞往大马士革几小时。返回时，他私下告诉我，叙方曾要求把进攻发起日推迟四十八小时。他以预期我会反对为借口拒绝了。据报道，他曾说道：“你们必须考虑到埃及战线。如果我们同意推迟，请想一想沙兹利将军的处境。我们不可能指望再把秘密长时间地保守下去。他会失去我们在很长时间内费尽心机才达到的突然xìng。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我们都必须征求沙兹利的意见。而且我认为他根本不会同意。”伊斯梅尔说，最后叙利亚人非常勉强地同意放弃他们的要求。

  我们想欺骗的不仅仅是敌军，还有俄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除了R-17E导弹旅的教官外，他们在其他部队中仍有一些专家。他们会看到我们的准备工作，而且不要很久就会看破我们以年度战略演习为掩护的安排。这一年的演习与往年的不同之处太多了。这些不同之处可以瞒过敌军的电子或卫星侦察，但瞒不过置身于我们之中的专家。

  九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亦即发起突击前一个星期，总统指示我们把大概情况尽可能含混不清地告诉苏联人。我们决定骗骗他们。国防情报部部长福阿德·纳赛尔将军奉命于十月二日（D-4日）约见苏联首席联络官萨马霍德斯基将军，并告诉他我们得到情报说，以色列正在准备发动袭击，但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地点与时间，请他问一问莫斯科是否能够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十月三日和四日（D-3日和D-2日），纳赛尔又进一步告诉萨马霍德斯基，我们现在断定，这将是一次大规模袭击，并且可能伴有大规模空袭。萨马霍德斯基开始似乎相信了纳赛尔的话，但到十月三日与四日，他实际上必然已经产生极大怀疑，因为许多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武装部队中的苏联专家想必已经作了汇报。他们在叙利亚的专家也一定会报告说叙军正在进行同样的准备。我怀疑他们从卫星侦察中得到了证实。他们也可能是从萨达特或阿萨德总统那里得到了消息。总之，非常明显，到十月四日〔D-2日），苏联人实际上己经清楚地知道战争追在眉睫。

  苏联人的反应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使我们大为震惊，十月四日夜晚，住在开罗的苏联专家及其家属急急忙忙赶到机场飞回莫斯科。次日（十月五日，星期五，即D-1日）中午，这种小规模的撤离行动才告完成，但是许多专家，包括帮助训练R-17E导弹旅的专家留了下来。而且，正如打往叙利亚总司令部的紧急电话所证实的，苏联并未从大马士革撤退人员。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但是，四日晚，当我被唤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因为，迄今为止，令人高兴的是，敌军始终未猜到事实真相。如果现在有什么事情能够促使他们警觉的话，那就是苏联人的这种惊慌失措的行动。仿佛麻烦还不够多似的，就在苏联人撤退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保密工作又出了仅有的一次大漏洞。十月四日傍晚，我们在十号中心获悉埃及航空公司突然取消飞行，并且正在紧张地进行安排，以便将飞机疏散到国外避难。这个消息把我们吓得目瞪口呆。当人们告诉我们这是出自民航部长的命令时，我们简直怒不可遏，于是进行了干涉，尽快地撤销了这一命令。十月五日（D-1日）清晨，飞行恢复正常。然而，敌方是否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我们无暇调查这一严重泄密事件的起因。显然有人把进攻日期告诉了民航部长，甚至埃航经理。谁？根据谁的指示？我至今仍然想搞清楚。）

  我再也坐不住了。星期五上午，我离开了十号中心地下世界及其电报、电话设施和雷达屏幕，到前线去视察。当我到达第3军团的战地司令部时，发现瓦西勒将军正在修改准备在发起冲击的头几分钟发表的动员讲话稿。他把稿子拿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写得好极了，只不过长了一点。我说：“可惜实际上不会有人听。战斗正在激烈进行，周围的士兵在流血牺牲，这时没有人会对演说感兴趣。”不过他的想法是可取的。“我建议向全线部队分发半导体扩音器，并在进攻时只播送一句话——‘真主伟大！’”“真主伟大”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穆斯林勇士的一句战斗口号。那时，它是任何人想要完成某项艰巨事业时的祈祷词。“当士兵们听到这句口号时，他们就会跟着高喊，而且整个战线很快都会一致高呼‘真主伟大！’弱者就会被坚强勇敢的士兵带动起来。”

  瓦西勒对这个主意很热心，唯一的问题是缺少扩音器。我从瓦西勒的司令部打电话给武装部队公共关系部部长说：“我要你提供半导体扩音器。明天上午十时以前务必发给第3军团二十个，第2军团三十个。”（每个进攻地段十个。）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道，没有那么多。我让他从第2、第3军团以外的部队中抽调，如果仍然不够，就从最近的市场上买一些。我给了他三个小时的时间，并让他往第2军团战地司令部打电话向我汇报。

  瓦西勒对第3军团掌握得很好。我感到放心后便驱车向北，驶往第2军团司令部。那里也是一切平静。马蒙将军与作为加强兵力刚刚到达的总司令部工兵部队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但经与工兵司令加麦尔·阿里将军通电话后很快便解决了。我向马蒙讲了扩音器问题，正在谈的时候，公共关系部长来电话说，扩音器将准时送到。

  看来我在这里已无事可做。我决定最后看一眼巴列夫防线。萨阿德·马蒙与我走到运河边上的一个前沿观察所。我偷偷地伸出头去，凝视着对岸。对面不到三百码的地方矗立着以色列最强的要塞之一。我们叫它东伊斯梅利亚要塞，尽管知道它的以色列名字是普肯堡，它封锁着从塔萨往东进入西奈中部，通往敌军主要空军基地季夫贾法井的公路，从而控制着整个中部地段。它甚至还控制着运河西岸的伊斯梅利亚-开罗公路。因此，它是敌军防御的要点。通过望远镜，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敌军的活动，寻找他们已有警觉的任何迹象。结果没有发现，我松了一口气。我相信下次再看到它时，它将成为落入我们手中的一堆瓦砾。

  我一边把望远镜还给马蒙，一边说道：“萨阿德，看来敌军仿佛仍未警觉。我们自己的下级军官与士兵们怎么样，是否猜到了什么了”今天早些时候，营、连长们已经听到传达，士兵们要到明天早上才能知道。尽管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我怀疑有些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事情已经猜到了几分。马蒙与我同感。他说；“确实有所怀疑。我确信有些人一定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只是没有把握。实际上，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才知道可靠的情况。我手下一个旅长昨天——实际上也就是在向他们传达之前几小时——来找我，小声问我：这真的只是一次渡河演习呢，还是真干？我问他，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他不是像进行实战那样准备演习的吗？但是，我肯定有人猜到了。”

  傍晚，我回到十号中心，比过去更加坚信我们会赢得胜利。离发起进攻不到二十四小时了，即使现在敌军真的猜到了，他们也将无可奈何。我决定早点儿睡觉。我太累了，于是强行嘱咐自己：“今夜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艰巨的工作，那时就捞不到睡觉的时间了。”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以后，我便走进作战室对面的卧室，但是难以入睡。水泥通道上不时传来卫兵与值班军官的皮靴声，渡河作战的细节又一幕一幕地萦回在我的脑际。当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知道战斗已经秘密地开始了。我们的潜艇己经就位。运河旁，若干个工兵组正在放下橡皮舟，悄悄地划到对岸去堵塞喷油口，防止敌人施展向运河中排放燃油的花招。在河岸的其他地方，远程侦察分队正在被送过运河，chā人西奈敌后纵深。我躺在混凝土的地下室内，这一切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情景一幕幕地闪过我的脑际。我发现自己正在进行梦呓般的对话：

  第一个沙兹利：“多好的脚本啊！如果把这场战争拍成电影，那将是一部价值一亿美元的影片。”

  第二个沙兹利：“你为什么不安排一下呢？”

  第一个沙兹利：“那是愚蠢的。那样就不得不把一切情况都告诉导演——我们的进攻地段、进攻时间、每支部队的任务，以及甚至对我们的野战部队都一直保守的所有秘密。”

  第二个沙兹利：“但到明天早上，所有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就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在明天叫一名导演来jiāo给他这项任务呢？”

  第一个沙兹利：“太晚了。他至少需要一天的时间熟悉整个脚本，尔后需要三、四天安排摄影人员。”

  第二个沙兹利：“谁告诉你的？”

  第一个沙兹利：“没有人告诉我，仅仅是推想。”

  第二个沙兹利：“绝不会太晚。至少可以把一部分情况拍成电影。明天第一件事便是叫一名导演来。”

  第一个沙兹利：“他会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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