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7 章

  分之一的兵力用作预备队。

  对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对敌人可能发起的反击的规模和速度都作了最坏的估计，为击败敌人这样的反击，我们把大部分装甲部队都派到了前线，因而大大削弱了战略预备队。战争开始时，埃及拥有一千七百辆坦克。我们将一千三百五十辆集中到苏伊士前线，用一百辆分散守卫我们的红海海岸和内地的各种目标，只把二百五十辆留作战略预备队。而且，这二百五十辆坦克中还包括总统卫队的一百二十辆，这支总统卫队作为政权最后的保卫者只有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配属给苏伊士前线的一千三百五十辆坦克并未全部开到西奈。我们两个军团的司令官受权携带其中的一千零二十辆渡河。其余的三百二十辆作为战役预备队留在运河以西，随时准备歼灭突入之敌。未经总司令部批准，它们不得投入战斗。我们的装甲部队便因此而被区分如下：

  第一线：一千零二十辆。

  第二线：三百三十辆。

  预备队：二百五十辆。

  现在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更坏。迄至十月十三日（含十三日），在一周的战争中，我们已经损失了二百四十辆坦克。第一线的坦克数量己降至七百八十辆。在这几次战斗中，敌人也损失了六百一十辆坦克：三百辆在我方最初的突击中被击毁，二百六十辆于十月八日至九日毁于他们自己的自杀xìng攻击，最后五十辆毁于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由于十月十日他们开始奉行较为谨慎的战术，因此损失的坦克大大减少。）区别在于敌人掌握有足够的预备力量，可供他们两次而不是一次补充部队的损失。他们补足了遭到我军第一次攻击时损失的三百辆坦克和十月八日至九日损失的二百六十辆坦克。因此，敌军现在拥有大约九百辆坦克，而我们只有七百八十辆。对完成防御任务来说，只要我们继续保留预备队，这一比例就足够了。但是我们不具备发起进攻所需要的优势。

  战后，国外报刊引用他们显然认为是赞美的言词谈到我：顽强、有进取心、干劲十足等等——甚至恭维地说我很内行。对于这些赞美之词，我本来会感到不胜荣幸。可是，有人硬说我主张甚至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就“迅速推进”到山口，并把上述赞美词中捉到的那些特质作为我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这种推理对我并不适用。一个人可以有进取心，也可以为了国家而甘冒生命危险。但是，为什么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拿武装部队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去冒险呢？（我很想知道是谁向新闻界透露这种消息的。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有人存心散布这种消息，因为在外国报刊报道之前，在埃及国内就已经有谣传。）

  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从伊斯梅尔首次提出向山口发展进攻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当着许多人的而极力反对这一主张。这一争论是十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在十号中心伊斯梅尔的办公室里开始的。我反对这一主张。我的根据还是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向伊斯梅尔的前任提出的那些理由，当时我力主只发起一次有限的攻击，后来我的主张被采纳了。我把曾对萨迪克说过，后来当伊斯梅尔于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接任国防部长时也对他本人说过的话，又向伊斯梅尔重复了一遍。我说：“敌人的空军仍很强大，我们自己的空军无法与之挑战。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机动防空导弹部队来提供空中掩护。”我还补充说：“我们应该吸取第1步兵旅的教训。当时，该旅只有两个小时失去空中掩护，结果敌人只用空中攻击就把它打垮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五

  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伊斯梅尔又旧事重提。这次他提出了一个理由：减轻敌人对叙利亚的压力。我再次反对他的意见。我们的进攻既不会成功，也不会大大减轻对叙利亚人的压力。

  我说：“请你注意，尽管敌人遭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我们当面仍有八个装甲旅。我们的地面部队一旦越出萨姆导弹的保护范围，敌方空军马上就可以使他们失去战斗力。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没有足够的“瓜得拉特”式防空导弹（萨姆-6）为开阔地上的我军提供机动防御。如果再向前推进，我们就会毁灭自己的军队，而又不会大大减轻我们的叙利亚兄弟所受的压力。”

  中午，国防部长外出回来后对我说：“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在明晨以前发展进攻。”

  十三时三十分：向前推进的命令已经拟妥，并由总司令部联络官送达各军团司令。戈奈姆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2军团，塔哈·马格杜将军负责将命令送达第3军团。

  十五时三十分：第2军团司令萨阿德·马蒙从他的前线司令部打电话给我说：“将军，我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您刚刚下达的命令。”几分钟后，瓦西勒从第3军团打来电话。他也强烈反对，差点儿要辞职。我没有隐瞒自己的反对意见，也没有隐瞒我的反对意见已被否决这一事实。接着，我又去找伊斯梅尔，我说要战地指挥官去做他们事先已经声明无法做到的事情，就会带来灾难。于是，我们决定立即找他们来十号中心磋商。

  十八时：会议开始。我和两名战地司令官坚持我们的反对意见。伊斯梅尔否决了我们的意见。这是一项政治决定。我们必须服从。会议于二十三时散会前，他所做的唯一让步是我们的进攻可以从明天（十月十三日）推迟到十月十四日拂晓。但是伊斯梅尔接着又下令说：在发起进攻时，不能削弱我们的桥头阵地，而应投入我们的战役预备队。我们的战役预备队由三百三十辆坦克组成，包括第4和第21装甲师之大部。第4装甲师部署在第3军团的后方，第21装甲师部署在第2军团的后方。每个师有两个装甲旅（每旅一百辆坦克）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第21师的坦克已经减少了了半，因为一个旅已经派往前线，给第16师的步兵攻击提供装甲支援。现在，我们奉命在十月十二日夜间把第21师的其余部队和第4师除一个旅以外的所有部队都派往前线，这项工作要于十月十三日夜间完成——这样，在两个军团后方战役纵深内的预备队一共只剩下第4师一个旅的一百辆坦克。这是严重的错误。

  十月十三日，星期六

  我们奉命执行伊斯梅尔制定的计划：用四个装甲旅和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分四路发起进攻。

  南段：一个装甲旅向米特拉山口进攻，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向吉迪山口进攻。

  中段：两个装甲旅向塔萨进攻。

  北段：一个装甲旅向巴卢扎进攻。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进攻不可能获胜。敌军在他们的战役地幅内有九百辆坦克。我们用四百辆坦克发起进攻。我们是在用集团冲锋的战术进攻敌军坚固设防的阵地。十月八日至九日，敌军曾因采取这一战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过去我们也曾指责我方坦克乘员在被敌方空中力量控制的开阔地上实施进攻。

  十月十四日，星期日

  结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进攻在拂晓开始。敌人用隐蔽得很好的坦克的集中火力，在密集的反坦克导弹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的支援下，在十英里的距离内就把我军的四路进攻都阻止住了。中午，我军奉命撤回到桥头阵地。我军损失了二百五十辆坦克，这比我们迄今在这场战争中所损失的坦克总数还要多。敌军损失了五十辆。

  十一时：由于我们的进攻显然已经无可挽回地受阻，我就打电话到第2军团司令部，要马蒙将军接电话。他的参谋长说他正在休息。现在指挥官们只要有机会就抽空睡觉，但是当他们的部队正在遂行战斗时，通常是不能睡觉的。而且只要总司令部来了电话，他们往往是要来接的。但是不管我是多么吃惊，我并没有坚持要把他叫醒。

  十三时：总统抵达十号中心。听到这次进攻的命运之后，他命令我到前线去鼓舞士气。一小时内，我已在第三次前往运河的途中。

  十六时：我抵达第2军团前线司令部，要见马蒙。在那里，我得知了真实情况。他精神上顶不住了，正病倒在床。整个上午不断传来进攻被击退、部队伤亡不断增大的消息，他越来越难忍受，突然昏厥过去，此后就一直躺在床上，虽然神志清醒，但是很难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去看望他。马蒙要坐起来，但是床边的医生不让他这样做。医生私下对我说，应该把马蒙送到后方去，他需要由专家来治疗。但是当我建议马蒙到马阿迪医院去休养时，他却请求留下来和部队呆在一起。他说明天早晨就能恢复健康，并能立即恢复工作。我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不过，在他的恳求下，我同意推迟把他送到后方去的时间，等到第二天观察一下病情再说。（他的病情没有好转，直至停火以后，他还留在医院里。）

  然后，我开始收拾残局。我召集马蒙的参谋人员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战况，并且转达了总统的问候和鼓励。我通过电话向前线的师长们转达了同样的意思。我还对第21装甲师师长阿拉比将军说，我准备立即驱车到西奈去看望他。（阿拉比建议别去。他说天快黑了，司机可能会迷路，而且夜间的战场也不是适合参谋长去的地方。但我坚持要去。整顿部队和重振士气是一项紧急任务。）

  十七时：我离开第2军团司令部往南，到最近的一座浮桥去。当我抵达时，敌军pào兵正在进行弹幕shè击，浮桥已被击毁。我继续驶向第二座浮桥，发现它已被收拢起来，以免被敌人的这次弹幕shè击所击毁。我已经无法从中段渡河了。

  我决定返回第2军团司令部。这时天已黑了，一路上由于无数次地检查身份证和盘问口令，我们走得很慢。我们刚回到被摧毁的浮桥旁，敌人就恢复了弹幕shè击。我们快速穿过敌人的弹幕。我的座车无恙，但是后边那辆载着警卫班的汽车却被击中，一名警卫受伤。

  二十时；我终于回到了第2军团司令部。我再次打电话给阿拉比，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去看他，并祝他一切顺利。然后，我就启程回开罗。

  二十三时；回到十号中心。向伊斯梅尔作了全面的报告。

  午夜：总统来电话问我这次视察的情况。我把这最不幸的一天的情况向他作了全面的报告。

  即使到现在，也就是六年以后，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发动这次进攻。当然，这是萨达特总统下的决心。他一直声称这是为了减轻以色列对叙利亚战线的压力。这真是无稽之谈。

  埃及只有通过给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才能迫使以色列把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半岛。但是，我们的部队从来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的桥头阵地与以色列本土的边境之间，隔着一百多英里的开阔沙漠地。由于以色列掌握着空中优势，这片沙漠就变得不可逾越了。这十分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首次出席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会议时，就以有力的论据说明了这一事实。道理十分明显，因此理事会同意了我的观点。它对埃及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限制条件。但是，只要西奈仍然被以色列占领或者实行非军事化，以及以色列仍然掌握着空中优势，这一局面就不会改变。

  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迫使以色列把装甲部队从戈兰高地调往西奈吗？不能，因为以色列在西奈己有八个装甲旅，这对遏制埃军的进攻来说已是绰绰有余的了。

  此外，这次进攻的时间也不能证明萨达特的辩解是站得住脚的。十月十二日，叙利亚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从十月十一日起，伊拉克的两个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已经参战。十月十三日，约旦开去一个装甲旅（随后还要开去第二个装甲旅），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援。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叙利亚人，为什么在我们的进攻被粉碎后，不马上把第21和第4装甲师撤回到西岸指定的预备阵地上去呢？对萨达特总统的决心应有另一种解释。只有他才知道这种解释。

  十月十五日，星期一

  情况更加恶化。今晨，在十号中心的防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亮点，在运河区上空迅速向北移动，然后消失在尼罗河三角洲。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以前我们曾经见过。十月十三日十三时三十分左右，正当我们为那次注定要失败的进攻做最后的准备时，曾在防空屏幕上出现过沿同一路线移动的亮点。我对这一亮点的轨道观察了几分钟，然后打电话给法赫米将军，问他为什么萨姆导弹的cāo纵人员竟然让此物随意通过我们的上空。他把这一亮点的速度和高度告诉了我：速度超过三马赫，高度二十英里以上。这样，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架SR-71A。它是美国的一种相当于米格-25的侦察机。

  在其第一次飞行中，它的摄影机必然拍下了许多情况，有经验的航空照片判读员可据此发现我军两个坦克师的渡河行动。第二次的飞行将会发现西岸现在几乎已无装甲部队。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在几小时内就能获悉这一情况。这使今晨我向伊斯梅尔提出的要求具有了更大的紧迫xìng。我的要求是立即把第4和第21装甲师（包括已经配属给第16师的第21旅）撤回西岸。我们可以用反坦克地雷加强桥头阵地，但是在我看来，应优先把那两个师撤回到二线，以恢复现已完全失去平衡的防御配系。

  伊斯梅尔回答说，撤退可能会使我们的部队惊慌失措。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一行动不一定搞得那么慌张。它可以在第2和第3军团的掩护下谨慎地实施。伊斯梅尔反驳说，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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