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狠,而且冷酷无情。我加入维金师后一个月,在斯洛伐克听到了一些关于纳粹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我当时内心非常震撼,无法理解我所在的这支军队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而我身边的大多数老党卫军士兵听完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和评论。真是一群冷血动物。”
我chā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jiāo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bào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zhà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qiāng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qiāng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jiāo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lún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qiāng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护卫队'!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图5-8:同一幢楼前的同一个人,只是时间相隔了59年。左图为空军地勤兵艾卡特在1943年回家探亲时的留影。右图是2002年在家门口收拾菜地的老年艾卡特。在这59年间,艾卡特打过仗,进过战俘营,经历了苏管期、东德建国、农业合作化和德国统一后的农业再度私有化。
告别之际,艾卡特老人送我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想到老人就出生在这幢小楼里,也很可能会在此终老,我决定给他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一张相片。当我把这张照片和艾卡特1943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婴儿师”的覆灭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应征。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fù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还明确表示:这些大孩子加入党卫军的愿望“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按照“强帮弱”的原则,希姆莱决定从党卫军的“第一师”(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担任军官和军士。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nǎi,加上军服上那个特有的“nǎi瓶”标志,人们干脆就把这支部队称为“婴儿师”。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婴儿师”这里也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qiāng、70门迫击pào、37门野战pào、33门高shèpào。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xìng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xìng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pào摧毁,师长维特被zhà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qiāng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qiāng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xìng。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chā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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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chā话道:“听说,战争后期党卫军在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训令中最为坚决。比如说在东线的撤退途中摧毁一切设施的'焦土令'和处决所有向敌人举白旗的军人或平民的'旗令'。国防军对这些命令的执行打了很大折扣,而党卫军干起来是一点不含糊的。是这样吗?”
“是的。党卫军的坚决其实带有相当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视敌人。纳粹很清楚这一点,遇到杀人放火的事就jiāo给党卫军干。1944年8月1日在华沙bào发了武装起义。镇压者主要就是党卫军。镇压持续了两个月。10月初,战斗完全停止,战后我才知道,波兰人在这次起义中死了20万人。我所在的部队参加了事后的清查和报复行动。”
“那是什么样的报复行动?”我试探地问。根据经验,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都不愿意讲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过。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干脆:“在华沙北部30公里的地方,我参加过大面积zhà毁民宅的行动。我不愿意,但必须做。”
艾卡特说:“我在党卫军的时间一共不过7个月,但这是我在整个战争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一段时间。在抵挡苏军大反攻的过程中,我所在部队在东欧战场上调来调去,哪里危急就增援哪里。我先后去过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队在布达佩斯被苏军包围了。在突围过程中,我的左臂中弹,被送到了维也纳养伤。当苏联红军逼近维也纳时,我在qiāng伤未愈的情况下又返回部队,接着就参加了在南德爱尔兰根一带和美国人的作战。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负伤,并被美军俘虏。3周后,维金师向美军投降了。对这个党卫军主力师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战'后期,德国军队在明知没有胜利希望的情况下,还是拼死抵抗苏军的推进,就是希望盟军能加快占领德国土地的步伐,不要让德国落到苏联人的手里。在必须投降的时候,德国军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希望成为盟军的战俘,党卫军就更是这样。在维金师里,这些投身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志愿者为什么甘愿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苏联扩张,在经过和俄国人的连年血战后,他们知道向俄国人缴qiāng意味着什么。
“我被美军送到设在乌尔姆的战俘营,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月就被释放了。在回家乡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军运煤的火车,每列车的车顶上都坐了30多号人。火车开到离家乡还有20公里的地方到了尽头,我没有了任何jiāo通工具,于是拖着还没有痊愈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乡。”
“瘸腿步行20公里?”
“这不算什么。那时还有一些断腿的伤兵是拄着双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着说。“在东德实现合作化以后,我担任了合作社的机械师,这样,我在战争中学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墙倒塌了,东德垮台了。”
讲起过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说:“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偶然组成的。如果我当初没有学钳工,很可能一参军就去了步兵师,那样我可能早就战死了。我干空军地勤那几年,离战场很远。真正的危险还是在加入党卫军以后,但是我熬过来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当时征兵以18岁划线,一满18岁立即入伍。中学毕业生都是一届接一届地被送到前线。在我读中学的那所学校里,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毕业男生没有一个从战争中活下来的。”
“在党卫军的这段历史对您的战后生活有影响吗?”
“我没有感觉到。战后,纽lún堡军事法庭把党卫军定义成了犯罪组织,并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对于普通的党卫军士兵,战胜国并没有进行清算。不过,党卫军很招人恨。在战争中常发生虐待党卫军俘虏的事,特别是当盟军吃够德军激烈抵抗的苦头之后,或者是刚刚看见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尸堆之后,他们就特别憎恶党卫军。美国人对刚抓到的国防军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后背上砸上一qiāng托,照腚沟子踢上一脚,而党卫军的俘虏在这时就要吃'小灶'了。美国人常把他们单独带走,放回来时他们已经是头破血流了。不过,我倒没有挨打的经历。
“针对德国的纳粹化,四大战胜国在战后发起了一个'非纳粹化'运动。非纳粹化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组织上的,趋于严,表现为取消纳粹组织,清算纳粹罪犯,杜绝纳粹分子混进重要部门;另一个是思想上的,趋于宽。就是让多数德国人远离纳粹,卸下历史包袱。我们普通党卫军士兵当然属于后者。”
“现在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原党卫军士兵呢?”提出这种敏感的问题可能会触到对方的痛处,但我实在太想知道答案,于是鼓起勇气问了。
老人注视了我一下,目光依然平和:“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民众之间彼此并不存在偏见。原因很简单,整整一代人都经历过那段把全部德国人统统卷入的历史,家家都有当兵的人,人人都在为国尽职,谁歧视谁呀?可现在就多少有些不同了。孩子们看'二战'的电影多了以后,心目中的党卫军一律妖魔化,党卫军成为了一个罪恶的符号。如果他们听说你曾经干过党卫军,看你的眼神就有些异样,还会相互嘀咕:快看,这个老头是个'武装护卫队'!我们为了那个时代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还要付下去。当然,有一点还是令我宽慰的:德国的多数年轻人厌恶党卫军,他们并不把党卫军看作是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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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之际,艾卡特老人送我走到院门口。我回头看了看他家的小楼,想到老人就出生在这幢小楼里,也很可能会在此终老,我决定给他在他自家小楼前照一张相片。当我把这张照片和艾卡特1943年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照片放在一起时,我理解了岁月的含意。
“婴儿师”的覆灭
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刚结束,党卫军征兵局局长贝格和帝国青年局协商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支由1926年出生的自愿者组成的精锐部队。也就是说,只要在1943年内达到17岁者即可应征。此前德国征召兵源的最低年龄限是18岁。战争打到现在,生产战争物资的任务落在了后方的fù女和老人身上,而在兵力补充方面,如果不降低法定的征兵最低年龄,德国就没有了后续兵源,于是16到17岁之间的“孩子兵”披挂上阵了。相应地,加入党卫军的身高条件也为之放宽,由原来规定的1.78米下降为1.70米。帝国青年局局长阿克斯曼还明确表示:这些大孩子加入党卫军的愿望“不需要家长的认可。”
这一年,党卫军共征召了35000名这样的小兵,其中大部分人被运送到比利时完成了少年师的建制。按照“强帮弱”的原则,希姆莱决定从党卫军的“第一师”(党卫军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老兵担任军官和军士。因为这些小兵尚未成年,需要按照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兵种的标准供应营养,他们每人每周要保证能喝到3.5公升的鲜牛nǎi,加上军服上那个特有的“nǎi瓶”标志,人们干脆就把这支部队称为“婴儿师”。发给成年军人的香烟和烟叶,在“婴儿师”这里也变成了糖果和巧克力,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1944年3月16日,以后孩子兵们就可以抽烟了。
在训练少年师的时候,党卫军总结了“一战”时因为德国军人缺乏“世界眼光”而导致作战目的不明确的问题,因此每周提出一个政治题目让小兵们学习讨论,“德国需要生存空间”的理论就是学习任务之一。
1943年7月,希姆莱在向希特勒汇报孩子兵的训练和作战情况时说:“少年师比成年的军人更狂热和忠诚,是出色的作战师。”希特勒听后异常兴奋地说:“少年军人能和成年军人一样作战,敌人要舔自己的伤口了。”
“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qiāng、70门迫击pào、37门野战pào、33门高shèpào。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xìng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xìng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pào摧毁,师长维特被zhà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qiāng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qiāng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xìng。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chā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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