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章
时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捂住口鼻，按动快门后立即跑开。
战俘们在河边挖好一个合葬尸坑。在下葬尸体的时侯，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兜住死者的双肩，以避免其头颅因脖子折断而坠落。手持柳条鞭的看守威风凛凛地高站在尸坑的边缘，随时抽打着他们认为动作不够利索的战俘。这种让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倍受摧残的收尸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下工时，战俘们在返回战俘营的路上还必须分成三列高歌行进。戴宁记得他们那时经常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语歌曲，歌名叫作《铁托和斯大林征服柏林》。如果唱的不够响亮，看守就会窜进队伍里挥舞着柳条鞭噼噼啪啪地胡乱抽上一阵，用以“激励”大家放开嗓门。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随时都在准备着柳条鞭落在后背上，一段时间里不挨鞭子了甚至会觉得不大适应。
不久后，一个更为糟糕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头上。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决定开挖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坑，并对死者重新安葬，德军战俘们当然再次成为了最佳的劳力选择。
在战争期间，在德军和铁托游击队之间长期进行着一个不断扩大恐怖“游戏”：游击队杀死一名德军士兵，德军就要在出事点的附近居民区里抓来10个平民人质予以qiāng决，因亲人丧命而悲痛yù绝的游击队员则更加猛烈地袭击和杀死德军，于是又招致德军更大规模的报复……此类报复使双方的行为日益远离了军事战略上的意义，而越来越变成一种彼此间的仇杀，南斯拉夫境内出现了很多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尸坑。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fù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是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
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不久后，又有一批形容枯槁的德军战俘被分配到了沙巴茨战俘营。这些战俘来自驻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他们不是在战争中被俘的，而是在停战后被收容的。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奉命穿越南斯拉夫向奥地利撤退。就在即将进入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地区时，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投降命令传到了部队，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向谁投降。此时，南斯拉夫游击队及时赶来，并和这支德军部队进行了认真jiāo涉。游击队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向游击队缴械，游击队保证在收容他们几周后即释放他们回德国。然而，当他们把命运jiāo给游击队之后，他们接下来的前进方向就不再是西北的德国，而是东面的塞尔维亚。在三周的步行途中，被饿死的战俘达到一千多人。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7月，战俘们从林场转移到一个位于瓦列沃和萨巴茨之间的战俘营。他们得到的待遇从这里开始转好，不仅食品、服装和住宿得到了改善，晚上还能参加一些文化或政治讲座。战俘营偶尔也会举办小型音乐晚会，请外面的几个职业提琴手、手风琴手和歌手来给战俘演出。与此同时，看守们开始组织时事学习和政治教育了，战俘们也有条件借阅图书了。在一次以纪念哥德和舒伯特为专题的晚会上，戴宁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哥德的诗作《上帝和舞伎》。9月22日，战俘营里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德国战俘和意大利战俘的足球赛。戴宁说，其结果就和军事力量对比一样，意大利打不过德国。
图10-13：盟军组织德国战俘观看揭露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影片。一位亲历者记述，在影片播放的过程中，观看者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逐渐转为失望、震撼和羞愧，岁数大一些的人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年轻的战俘则哭的看不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彼此敌视已逐渐融化，胜败双方的关系日益接近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就变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亮，而且越来越亮。戴宁不再为悲惨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沮丧，也不再认为战俘生活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费青春时光，他意识到这段生活可能给他一生带来某种重要价值。漫长的战俘生活使他具备了承受人间任何苦难的能力，也让他真正明白了人类为什么必须拒绝战争。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戴宁每天都在吸收着的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使他感到自己变得眼亮了，心宽了，腰直了。他开始相信前途的光明，开始畅想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国。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会默诵海涅的一段诗句：
心啊，
不要忧郁，
坦对你的境遇，
被冬天带走的，春天还会带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丽，
我的心啊，
去爱你属意的一切。
战俘营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国战俘在参与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劳动姿态变得日益主动。戴宁认为，从道义上说，这也是每个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德国人无法拒绝的一种补偿义务。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兰克维茨发表声明说，政府决定在年底释放剩余的全部在押德国战俘。在同一个月，戴宁在克拉列沃战俘营读到了南斯拉夫负责战俘营事务的两位党政官员的公开信，上面说道：
“你们告别战俘营，重返家乡的时侯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再次感谢你们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也常常在教会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工作。你们的劳动和成绩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战局面曾极度混乱，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德军士兵的总数至今缺乏定论。历史学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战争舞台》一书中称共有17万至20万人被俘。用这个数字和德国红十字统计出来的8.5万从南斯拉夫获释战俘的数字相减，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约为8.5万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战俘总数的50％。这种说法和和历史学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一书中给出的8万德国战俘死于南斯拉夫的结论相近。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符合历史真实，不幸的戴宁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死人的统计数中爬进了由活下来的人构成的另一个统计数，而且最终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宁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的战俘生活后再次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从克拉列沃出发，乘火车穿越奥地利、捷克、东德进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战俘接待处，他填写了归俘登记表，然后领取了归俘补贴金和一张前往不莱梅的火车票。在临近家乡的时侯，戴宁贪婪地注视着列车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无异于重生……”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图9-5：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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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们在河边挖好一个合葬尸坑。在下葬尸体的时侯，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兜住死者的双肩，以避免其头颅因脖子折断而坠落。手持柳条鞭的看守威风凛凛地高站在尸坑的边缘，随时抽打着他们认为动作不够利索的战俘。这种让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倍受摧残的收尸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下工时，战俘们在返回战俘营的路上还必须分成三列高歌行进。戴宁记得他们那时经常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语歌曲，歌名叫作《铁托和斯大林征服柏林》。如果唱的不够响亮，看守就会窜进队伍里挥舞着柳条鞭噼噼啪啪地胡乱抽上一阵，用以“激励”大家放开嗓门。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随时都在准备着柳条鞭落在后背上，一段时间里不挨鞭子了甚至会觉得不大适应。
不久后，一个更为糟糕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头上。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决定开挖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坑，并对死者重新安葬，德军战俘们当然再次成为了最佳的劳力选择。
在战争期间，在德军和铁托游击队之间长期进行着一个不断扩大恐怖“游戏”：游击队杀死一名德军士兵，德军就要在出事点的附近居民区里抓来10个平民人质予以qiāng决，因亲人丧命而悲痛yù绝的游击队员则更加猛烈地袭击和杀死德军，于是又招致德军更大规模的报复……此类报复使双方的行为日益远离了军事战略上的意义，而越来越变成一种彼此间的仇杀，南斯拉夫境内出现了很多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尸坑。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fù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是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
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不久后，又有一批形容枯槁的德军战俘被分配到了沙巴茨战俘营。这些战俘来自驻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他们不是在战争中被俘的，而是在停战后被收容的。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奉命穿越南斯拉夫向奥地利撤退。就在即将进入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地区时，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投降命令传到了部队，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向谁投降。此时，南斯拉夫游击队及时赶来，并和这支德军部队进行了认真jiāo涉。游击队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向游击队缴械，游击队保证在收容他们几周后即释放他们回德国。然而，当他们把命运jiāo给游击队之后，他们接下来的前进方向就不再是西北的德国，而是东面的塞尔维亚。在三周的步行途中，被饿死的战俘达到一千多人。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7月，战俘们从林场转移到一个位于瓦列沃和萨巴茨之间的战俘营。他们得到的待遇从这里开始转好，不仅食品、服装和住宿得到了改善，晚上还能参加一些文化或政治讲座。战俘营偶尔也会举办小型音乐晚会，请外面的几个职业提琴手、手风琴手和歌手来给战俘演出。与此同时，看守们开始组织时事学习和政治教育了，战俘们也有条件借阅图书了。在一次以纪念哥德和舒伯特为专题的晚会上，戴宁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哥德的诗作《上帝和舞伎》。9月22日，战俘营里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德国战俘和意大利战俘的足球赛。戴宁说，其结果就和军事力量对比一样，意大利打不过德国。
图10-13：盟军组织德国战俘观看揭露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影片。一位亲历者记述，在影片播放的过程中，观看者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逐渐转为失望、震撼和羞愧，岁数大一些的人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年轻的战俘则哭的看不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彼此敌视已逐渐融化，胜败双方的关系日益接近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就变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亮，而且越来越亮。戴宁不再为悲惨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沮丧，也不再认为战俘生活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费青春时光，他意识到这段生活可能给他一生带来某种重要价值。漫长的战俘生活使他具备了承受人间任何苦难的能力，也让他真正明白了人类为什么必须拒绝战争。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戴宁每天都在吸收着的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使他感到自己变得眼亮了，心宽了，腰直了。他开始相信前途的光明，开始畅想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国。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会默诵海涅的一段诗句：
心啊，
不要忧郁，
坦对你的境遇，
被冬天带走的，春天还会带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丽，
我的心啊，
去爱你属意的一切。
战俘营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国战俘在参与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劳动姿态变得日益主动。戴宁认为，从道义上说，这也是每个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德国人无法拒绝的一种补偿义务。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兰克维茨发表声明说，政府决定在年底释放剩余的全部在押德国战俘。在同一个月，戴宁在克拉列沃战俘营读到了南斯拉夫负责战俘营事务的两位党政官员的公开信，上面说道：
“你们告别战俘营，重返家乡的时侯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再次感谢你们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也常常在教会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工作。你们的劳动和成绩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战局面曾极度混乱，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德军士兵的总数至今缺乏定论。历史学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战争舞台》一书中称共有17万至20万人被俘。用这个数字和德国红十字统计出来的8.5万从南斯拉夫获释战俘的数字相减，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约为8.5万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战俘总数的50％。这种说法和和历史学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一书中给出的8万德国战俘死于南斯拉夫的结论相近。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符合历史真实，不幸的戴宁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死人的统计数中爬进了由活下来的人构成的另一个统计数，而且最终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宁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的战俘生活后再次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从克拉列沃出发，乘火车穿越奥地利、捷克、东德进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战俘接待处，他填写了归俘登记表，然后领取了归俘补贴金和一张前往不莱梅的火车票。在临近家乡的时侯，戴宁贪婪地注视着列车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无异于重生……”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图9-5：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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